本报记者 唐烨
通胀，正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当下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热议的话题——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字显示，5月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最近34个月来新高。自去年5月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涨幅一直在3%以上，且呈稳步上扬态势。
高涨的CPI对生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恐怕是，对本轮通胀我们究竟还要忍受多久？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造成通胀的多种因素，而只有看清通胀的成因，调控政策才能有的放矢。
袁志刚说，从来源看，本轮通胀表现为结构性通胀、输入性通胀、制度性通胀、货币性通胀以及通胀预期综合作用，因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持续通胀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困扰中国。
结构性通胀
结构性通胀，本质上来源于供需不平衡所导致的价格上涨。袁志刚说，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联系紧密，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提出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而这种转型过程必然会伴随相对高通胀。因为结构调整会带来经济中价格体系全面调整，而产品价格具有黏性使得价格不容易降下来，因而这种经济体的全面性结构调整必然带来通胀压力。
他认为，当前结构性通胀来源分为三类。一是劳动就业结构供需的不平衡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民工荒”揭示出当前劳动力供求矛盾主要集中在低端岗位上，这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约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成本较大，使得就业市场供求不平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益上升，产品价格压力随之上升。二是产业结构转型对原有的价格体系和供需关系产生冲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而产业结构转型意味着新的投资需求增加，但是这些新增投资需求与实际供给并不能立刻完全匹配，这导致需求大于供给，从而推动价格上升。三是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给土地等稀缺资源带来的压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消费需求被激发，如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成为近几年增长最快的行业，但这种由于需求方面因素变化导致的供需结构矛盾，给土地等稀缺资源带来了压力。
袁志刚说，结构性通胀压力，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征相联系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所积累的矛盾逐渐释放的表现，因而具有长期持续特征。
输入型通胀
当前中国经济通胀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输入型通胀。袁志刚说，一方面，由于近期弱势美元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出口增长带来的顺差、国际投资者因为看好中国经济而增加的对华投资以及人民币继续升值预期，使套利资本加速流入国内等所导致的外汇大量流入，从而加大了通胀压力。
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袁志刚认为，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高位，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后果的持续，在中期内这类通胀仍持续存在。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逐步减弱。
而对于外汇大量流入带来的通胀，袁志刚表示，这类通胀压力更大。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欧美依然十分强劲，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预计仍将吸引外资持续流入。今年以来，央行已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回收流动性。但目前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冻结资金约3700亿元，而月均新增外汇占款在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央行回收流动性的压力依然很大，因而外汇占款所带来的通胀压力短期内还很难解除。
袁志刚认为，央行要慎用汇率政策来应对输入型通胀。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非常大，汇率政策不大可能抵消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而且采取升值的方式，会导致国际投机和套利资本涌入，使得外汇占款增加而带来输入型通胀。
制度性通胀
“中国经济还处于转型期，市场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制度和体制上的不和谐，使得要素流动和要素利用效率缺乏，也助推了当下的通胀势头。”袁志刚认为，当下通胀成因中制度性通胀也不可忽视。
最近出现的“电荒”现象，就是一个制度性通胀表现之一——由于电价的计划体制与煤价的市场决定机制的不一致性，导致电厂大规模检修停工，使大量企业无电可用只能停产，经济供给不足，助推了通胀发展。
类似的还有土地供应垄断现象。多年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有统计数字表明，去年有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至5成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高土地出让金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再进一步推高租金，从而进入工资，造成通胀压力。
袁志刚说，解决上述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供给制约，将会带来很高的边际效益。比如“电荒”现象中，下游企业的生产能力由于电力短缺产生闲置，此时通过消除制约因素带来的边际产能利用成本很低，这对于缓解通胀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型通胀
“从长期来看，导致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因素。”袁志刚说，货币供给决定了总需求，从而决定了劳动需求，进一步影响劳动力成本，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上升。我国的广义货币量（M2）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0%，成为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货币供应较快增长会提升CPI增速，只是CPI的反应要滞后大约6个月。
袁志刚说，仅仅采取提高利率或准备金率的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尽管2011年4月份的M2环比下跌0.11%，但仍高达75.73万亿元，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而且导致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通胀预期的影响
“通胀预期能够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剧通胀。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造成通胀螺旋式的上升。”袁志刚说。
具体来看，通胀预期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升通胀压力：一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投资者的通胀预期会使其扩大投资，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成本渠道影响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二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会增加消费，消费需求的冲击引起物价上行。
可以看出，通胀预期与通胀之间存在自增强效应和放大效应，通胀预期通过传导机制增强通胀的压力，而物价的大幅上涨又会进一步放大通胀预期，加剧通胀上行压力。同时，通胀预期可能引发、加剧经济波动，引起人们内心恐慌，影响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市场稳定和社会和谐。这是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也具有结构性差异。例如，富裕地区的承受能力强，容忍度高，贫困地区的承受能力弱，容忍度相对较低；高收入群体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冲击较小，而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较弱，物价上涨，特别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冲击较大，通胀预期也就越强。比如，一季度以来的大面积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使得人们对物价上涨的预期增强，这也加大了通胀治理的难度。
袁志刚建议，货币政策应该特别重视通胀预期的管理，通过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等措施影响或弱化市场参与者的通胀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