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申明：该篇文字非本人之作，喜欢,所以进行了编辑整理，共享！
|
静读《诗经》，总有一股柔静细腻的女性之韵味渗透其中，所谓女性外在的容貌、形体以及内在的品德、性情完全对应于意象中的花、水、玉、月来形容。后世的文学作品不断吸收这些恰当的意向，并予以继承和推崇，形成了女性审美传统即女性与花水玉月文化息息割舍的民族血缘情结，也造就中国古代整体审美典范，更多崇尚的是与女性审美紧紧相溶在一起的自然、中和、阴柔虚静、玄远飘逸的气质。 在《诗经》中涉及到女性形象的诗歌共有101首，约占诗经篇目的三分之一，有学者据此而称这部作品为女性文学。《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百花苑中的一朵耀眼的奇葩，开启了中国文学璀璨的画卷，它的诗篇中与女性相关的一些意象原型逐渐变成了民族女性审美文化意象，与女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情结。
一、赞誉连绵不断的花丛丽人
《诗经》里大量用花比喻女性的色美，用极富生命力的娇艳鲜花为喻象，美女如花成为中国传统女性审美经典。所谓秀色可餐。我们打开《诗经》，芳馨阵阵袭来，扑入眼前的是“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 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兰，有美一人，硕大且卷···”(《陈风·泽陂》)篇中反复不断变幻的花草展示出了诗人的情怀。这里有一个如荷花一样清爽、兰花一样芬芳、菡萏般闪耀着青春光润的姑娘。再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桃夭》），夭夭，花婀娜多姿状，暗喻新嫁娘容颜明艳娇美，极具神韵。“美如英（花）”（《汾沮洳》），“华如桃李”，“唐棣之华”（《何彼秾矣》）“颜如舜华”，“颜如舜英”（《有女同车》），“有女如荼”（《出其东门》）“视尔如荍”（《东门之枌》），我们看到《诗经》里赞誉女子颜色美就说她像桃花、李花、唐棣花、舜花、锦葵、荷花一样，或鲜艳夺目，或典雅大方，或清丽俊秀。那艳丽的桃花，正象喻着“之子”的美丽，象喻着少女的馨香和青春的气息。清代诗经学者姚际恒对此评价极高，其《诗经通论》说：“桃花色最艳，故取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方玉润也说：“（一章）艳艳，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英国王尔德曾说过：第一个把花比作女人的是天才。《桃夭》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桃花比作少女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的比喻。 花开色美，花败人衰，花落人亡。自《诗经》之后，花便与美女结下不解之缘，花，这一美女的喻象，也实实在在走到了女性的身边装饰点缀着女性的美，李白有《宫中行乐图》：“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小宫女在头发上插满了鲜花，一脸娇柔可人的神态。再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可那桃红、佳人、韶光现如今俱在么？至于王昌龄的《采莲曲》中“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朵朵盛开的荷花之间采莲女的脸颊更是无比娇美。更有《牡丹亭 》中那姹紫嫣红、赏心悦目、幽然静绽的花丛，它把杜丽娘的美丽姿容变得更加鲜亮的同时，她的心情似乎也更加寂寞了。花是女性的装饰，花更是女性的性情、气质、风度。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特定的花已经成为某种品格的象征。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梅素称岁寒三友之一，这些都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是以女儿为轴心的情况相对应，曹雪芹创造了一个以花为中心的意象群……起用色香品格不同的花，来喻指书中众多的青年女子：牡丹—宝钗,芙蓉—黛玉,海棠—湘云,榴花—元春,玫瑰—探春,莲藕—香菱……写到了关合各人个性气质姿容品貌各异的花,诸如富贵的花,清幽的花,娇嫩的花,带刺的花,斗寒的花,迟谢的花等等;更把人带到了由那含苞的花,盛开的话,结子的花,解语花、并蒂花、楼子花、鲜花着锦、饯花葬花、花魂默默等等构筑的情趣迥异的境界。”
二、倘佯水边的曼妙女郎
水，与人类生存极为密切的自然物质，在经历了极为漫长而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之后，已然成为装载极具复杂深层文化内蕴的原型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成分是与对女性的认识相重叠的。诗经中“在水一方”的伊人,屈原“目眇眇兮”的湘夫人，到曹植倾心爱慕的洛水女神；从苏轼“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慨叹，到“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的女性悲吟，水与女性的共存共现，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原始先民时代即已固定并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女性与水的血缘情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范畴，最早可循迹至《诗经》并突出表现于国风部分。据统计，《国风》中与水有关的诗歌共42篇，其中，涉及到女性的就有28篇，这里面不仅注重对女子外表的静态描绘，而且注重通过言笑举止突出其动人神韵，让人感受到这些女子妩媚的同时，亦体味到她们从容自由的心态和鲜活亮丽的生命。
《诗经》中貌美如花、体态轻盈的女性常常以水为背景，她们的活动地点如劳动、恋爱、相思大多是在水边进行，春日烂漫的溱洧水边,迷茫浩淼的汉水之滨,清澈澄明的淇水边,在洋溢着自然生命气息的水边，天然健康的女性焕发出广泛的活力和柔美，她们神态似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波光流转，顾盼生辉。她们轻盈体态如水，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匀称舒展富有优美的曲线，“舒窈纠兮”(《月出》)，“窈窕淑女”(《关雎》)，“舒忧受兮”，“舒夭绍兮”(《月出》)。对于其中“窈纠”一词,余冠英解释为“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就是曹植《洛神赋》所谓‘婉若游龙’”,也就是形容佼人“行步安闲,体态苗条”，“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佩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美丽的孟姜像木槿花一样鲜艳，体态轻盈，似鸟儿飞翔般婀娜飘逸。她们柔情似水：“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唯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郑风·溱洧》）温馨春日，涣涣春水，往往会引动人们与伊人相共的柔情，难怪贾宝玉赞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诗经》中有不少水与情事结合的篇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陈风·泽彼》）“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周南·汉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水还增添了佳人的美感，使君子步入审美的幻觉，水成为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水一方的伊人，天水之间，遥遥不可触及，沉淀成为一种愁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传达着一种悲剧心理,一种阴柔隐秀的美。
三、佩玉珰珰的女中君子
“玉，石之美者” （《说文》），它比石器质地坚硬具有更佳的使用效果，采集和打磨也更有难度，又有丰富的纹理、柔和的光泽和温润的触觉，使它成为贵重物品而受到人们器重。在周人的社交活动中，玉被视为最重的礼品相赠和回馈，“锡（赐）尔介圭，以作尔宝” （《诗·大雅·崧高》）、“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诗·秦风·渭阳》）、“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卫风·木瓜》）玉在周代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不但保留了几千年来积淀在它身上的贵重成份,而且随着周人崇尚精神品德的文化特点的形成又被赋予了新的高尚典雅而完美的品格,通常用来比喻有德的君子，以为它的质地、光泽、硬度、纹理、音色体现了仁、义、智、信、洁的美德，所以主张“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成了时人最崇尚的佩饰，而佩玉的摆动发出的悦耳之音,正与淑女端庄典雅的举止相协调,共同组合成一种和谐的美的风范，很漂亮的女子,但更美的是其悠娴雅致的举止,所以能使男子“情念虽深,心非淫荡”,不敢有丝毫菲薄之意。再如言女子之美,常用玉作比，喻为“有女如玉”(《周南·野有死麕》),“彼其之子,美如玉。”(《魏风·汾沮汝》)女子还常以玉为佩饰,如“佩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巧笑之王差、佩玉之傩’”(《卫风·竹竿》)。美玉与美人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共鸣。对玉的偏爱,使人们有意在玉身上寻找时尚所推崇的种种美德,这才有了以玉比德的独特文化, 也体现周人审美理想：温柔贤淑。在周人眼中,评价一位女子美丽与否的最核心的标准便是“以德为美”，着重强调女子内在的精神气质。三百篇开卷之作《关雎》就为我们迎来了中原文化圈中的第一位美女——“窈窕淑女”。这位令君子“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女子,到底美在何处呢?诗中用“窈窕”和“淑”字来形容。“窈窕”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然而在先秦时期“窈”和“窕”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说文解字·段注》中讲“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是善的意思。从古人对这三个字的训释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周人在赞美女子时更加侧重的是其心灵深处的品性。
后代文学一般想要体现女性的美德，就集中在女性玉饰品描写及人体美的玉意象上，《羽林郎》里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陌上桑 》里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孔雀东南飞 》中刘兰芝“头上玳瑁光，耳着明月铛”，玉几乎也是女性人体美的象征词,对女子白皙苗条的肌肤身段称“冰肌玉骨”“冰清玉洁”“温香软玉”、称女子容颜为玉容，“玉容谁得顾，倾城在一弹。”白齿为玉粳，“白酥润冰笋手，乌金渍玉粳牙。”手臂为玉臂，“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玉腕“仙仙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玉指“玉指调筝柱，金泥饰舞罗。”尤三姐饮剑，也如揉碎桃花，玉山倾倒。玉外表的圆润光滑、色泽柔和、给人一种温馨、宁静、和谐的感觉，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
四、月色皎皎的女儿情怀
月亮，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是一个积淀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始意象，“对早期母系社会（包括埃及、非洲及波斯等地）的研究发现，象征女性的月亮女神在当时部落生活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当母系社会渐趋成熟，月亮更逐渐取代了大地女神的地位，且成了众生之神。”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陈风·月出》第一次传达了月亮和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勾画出了一位想象中的在月光下婆娑起舞的美人。“月光和美人交相映衬，使女子的容色之美和体态之美，融入朦胧月色之中，使‘佼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具有一种朦胧的美。也使美女与月亮紧密联系在一起，写月之皎洁，旨在‘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郑笺》），用明月比喻心爱姑娘的肤色在我国文学史上可算是最早的一篇了，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以后文学作品，用明月写美女多少受到它的影响。”
月亮柔和、随意的光辉，更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更加强烈大胆的表现真挚的情怀。《诗经·东方之日》中“东方之日”“东方之月”不仅有时间意义更有烘托女子形象和净化诗境的多重作用，诗人把女主人公放在皎洁的月光下，读者自然想象到她“眉目艳新月”（李白《越女词》）的姣好姿容，更感受到她纯洁坦荡的心灵。此后，文学作品中就常以日月来形容烘托美人了。请看，宋玉《神女赋》曰：“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由于把男女恋情放在朝日、夕月这两个特定场景下，诗的境界既壮阔、明丽、光华灿烂而又空灵、柔和、澄鲜清澈，把这对青年男女的恋情烘托的既热烈欢快，无拘无束，又温柔亲切，缠绵悱恻，具有更为动人的魅力。”见月思美人，以月比美人，浪漫神秘，温柔迷人的月亮是女性的象征，也蕴蓄着女性的情感，诗人所揭示的对应关系已经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得到历史的继承，为后代诗人的构思提供了由此出发的艺术前提和继续发展的方向。先民通过花、水、玉、月这几种自然界的视觉实体，融合色、形、态、味等多种生理和心理感觉，经过想象联想，在漫长过程中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积淀成为民族文化审美意象，更加呈现复杂性，正如廖群所说：“一手牵着原始的意象，一手牵着人文的话题，脚已迈进文明的门槛，这才应是《诗经》文化定位的所在。”而女性与花、水、玉、月的立体、多元的审美文化血缘情结，直接参与和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生成，即崇尚阴柔、虚静、自然、中和，玄远飘逸的气质，并以此作为美学上的最高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