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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 强烈的孤独感和沉重的悲观主义思想，几乎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基调。这个经常用哲学搞脑子的波兰导演倒是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着同样的理性探求，“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又或者，“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 “世界上有没有另一个我，过着我想要的生活。”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这样说过。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向大师致敬”单元将展映这位天才波兰导演六部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包括《蓝白红三部曲》及《爱情短片》等，以纪念基耶斯洛夫斯基诞辰70周年。今天，《蓝白红三部曲》将分别在上影希杰莘庄影城和新衡山影院放映。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6月27日生于华沙，文字、影像、音乐是他表达情感的拿手方式。多少年了，几代中国文青都是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三部曲》）开始文艺范儿的。有人说他的片子只不过是给知识分子看的，除了悲观主义的不安情绪，就是敏感的“道德焦虑”。但其拥趸则认为他具有“伯格曼的诗情、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堪称是“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和最无所顾忌的”电影人。 天生的灰色本性 因为父亲患有肺结核，儿时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总是跟随父母辗转于各个城市的疗养院。从父亲患病到去世，12年间基耶斯洛夫斯基几乎过着一种贫困且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时常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内心挣扎的开始，在早期作品《初恋》中若隐若现，电车、告别、女孩，这些元素也成了后人模仿青春伤痛电影的必现画面。1957至1962年间，他在剧院里的学校里学习戏剧技巧；之后他考取洛兹电影学院，也是大费周折，险些放弃电影事业；毕业后他去了华沙电影制片厂，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在此期间，他更多关注政治大背景下人的生存状况，其间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关于1971年什切青（位于波兰西北部）罢工事件的《工人的七一年》。1980年代的波兰电影有审查机制，在题材和风格上都有所限制，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自喻是“朴素、地方性的”导演，永远不动声色地传达着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人们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职地扮演自己”。虽然后来获奖无数，但在拍电影这条道路上荆棘遍布。例如《机遇之歌》在1981年11月军事法公布后就惨遭禁映，直至1987年才重见天日，这部探讨生命多种可能性的三段式电影后来被《罗拉快跑》和《滑动门》效仿；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会最终将“金棕榈”颁给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基氏耗尽心力拍摄的《红》惨遭落马；在拍完 《蓝》、《白》、《红》三部曲之后，1996年3月13日，因心脏手术不成功，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了年仅55岁的生命。 悲观的离经叛道者 拍摄于1969年的纪录片《照片》，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第一部纪录片，他一生共拍了30多部纪录片，但让他很不满。“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个人类目标就好像会在摄影机前消失。”他认为，“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于是在拍了十多年纪录片之后，他离开转向了剧情片。基耶斯洛夫斯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拍成了后来的传世作品《十诫》。这部片子是往欧洲电影扔的一枚炸弹，炸飞了所有欧洲风格的类型片，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离经叛道的最好证明。就像他说过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神秘的话，隐秘不可告人的！” 《十诫》取材于《圣经-出埃及记》，他将十个短片故事紧紧围绕摩西十诫展开，讲述了以波兰背景的十个现代故事。对人道主义、享乐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科学都进行了一次彻底而广泛的质疑，这个怀疑论者让学术界以及各个主义群体哗然、痛恨。但《十诫》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杀人短片》和《爱情短片》最为震撼，而后又被基耶斯洛夫斯基重新剪辑成为完整片，蝉联了两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基氏的悲观是深入骨髓的，他不用任何煽情的手法，看似只提供生活的平常，却成心让人物陷入无尽头的困境中。 《十诫》的出现，让基耶斯洛夫斯基咄咄逼人，也更加表明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对人生的悲观态度：“一个阴暗可怕的世界，一个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世界，一个人们之间互相憎恨的世界，一个人们之间不但不互相帮助反而互相拆台的世界，一个人们互相厌恶的世界，一个人们独居的世界。” 从宿命论到人道主义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作品被分为“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以界定其不同情感时期的创作风格。同样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又名《两生花》）的开始，可以算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玫瑰时期”的到来。这是1991年的作品，一个法国女孩收到一件件神秘礼物，愈来愈感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另一个自己。来自波兰和法国的两个薇罗尼卡互相感应，仿佛是水中的倒影，两个同样有先天心脏病的薇罗尼卡，虽注定悲剧的结果，但在同样潜意识里对彼此的存在如此渴求，曾擦身而过却懵然不觉。这部纯艺术影片在欧洲和美国都很卖座。他不温不火地将宿命论发挥到极致，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倾向得到充分体现，唯美，充满感伤，孤独与精神追求竟然不期而遇。如果说《杀人短片》是表现了导演对任何暴力形式的痛恨与无助，《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则更追求纯粹的灵魂沟通。从宿命论到人道主义救赎，基耶斯洛夫斯基经过类似禅学的自修，渐渐改变着自己的表达，从平铺直叙、纪录式的残忍揭露，到能够进行多项选择的有爱的人物，虽仍带有悲剧色彩，但已从被动变为主动，更深层地引导思考。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完“三色”之后，似乎想歇一歇。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在戛纳的成功，暗示着欧洲电影以思想取胜的时代终结了，以叙事、角色塑造和平缓节奏见长的电影传统不见了。这是电影史上关键的转折性时刻，对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这一时刻也使他猛醒，“电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1960年代、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期，电影是有价值的。而现在，观众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了。” 强烈的孤独感和沉重的悲观主义思想，几乎成了日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基调。这个经常用哲学搞脑子的波兰导演倒是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着同样的理性探求，“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又或者，“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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