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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乐
作为一名资深的国内摇滚音乐迷，十几年来我一直乐此不疲地追逐各类现场演出，但是最近——翻遍豆瓣的演出信息，竟然很难找到能让自己激动一下期待一下的演出。仔细回想，这个现象好像不止一天两天了，这让我脑子中突然出现“疲软”二字。
“地下”，已成为历史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摇滚乐仨字儿之前都有个“地下”的定语。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经历了崔健、唐朝等国内第一代摇滚前辈启蒙的年轻人，怀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怀着对音乐的梦想，背着行囊来到北京，白天吃睡在北京郊区，晚上厮混于五道口、黄亭子、三里屯等地可以提供现场演出的各色昏暗小酒吧——演出，以及看演出。由于某种时代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在大场地演出，更没有机会被媒体报道，广播电视更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摇滚人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仿佛一群只能在夜色中游荡的狂热地执着于思考和创造的怪物，永远都没有得见天日的那一天。“地下”二字，用在摇滚身上再贴切不过。那时候年轻的音乐人们穷得叮当响，演出费多则一二百，少则二三十，经常要靠借钱和蹭饭勉强度日；那时候，没有人能看见商业的希望，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可以创造，并且有为数不多但忠实热心的死忠分享他们的创造。
状况总是会发生转变的。只是大家都没料想到这转变会有多快。蓦然回首，会惊奇地发现，不知何时起，“地下”这个词已经无法生贴到摇滚二字之前了。自从2005年崔健重现首体以后，摇滚音乐人就不再是媒体的大忌，且不论网络和平媒，即便上个电视做个专访也稀松平常。而现在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则多得令人应接不暇，名气稍大的乐队常常要在各个音乐节之间赶场。即使不是户外演出的旺季，音乐人们也可以全国各地飞去做巡演，因为可以专门供现场演出的酒吧不再是北京的专利，各个省级城市都有数个以此为生的演出吧。与之相应的是，摇滚乐观众也随之暴增，小酒吧已经盛不下曾经的地下音乐人了，因为，爆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是谢天笑、左小祖咒、二手玫瑰、子曰、周云蓬、痛仰、杭盖这样级别的乐队演出，你在演出开场之后还想挤进去看到主唱的脸，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曾经地下的摇滚音乐人现在可以站在阳光下，站在大剧场强烈的聚光灯下接受乐迷的欢呼，地下，已经真正成为历史。
现场如同流水线
地下音乐人浮出水面以及他们作品的普遍成熟是令人振奋的一件事。但是这种激动持续了不到三年，就渐渐式微以致完全疲软了。除了小河、马木尔这样每场演出都不雷同的音乐人现场，大多数乐队似乎最多只可以听三次，第四次就开始反胃了。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不好听，现场表现不好，而是表现得太完美了，每次都相差无几，像是播放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CD。更甚的是，有些乐队每次演出的串场词都一样，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提前录好了台词现场对口型假说。而且，致命的是，每次听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曲目，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作，反复使用的是前十年积累下来的作品。当然，也有新歌，看看每年新出版的专辑数量就知道了；但是专辑与专辑之间，跳跃性不是很大，大多时候让人感觉在自我重复。不似崔健，磨磨蹭蹭好几年才出一张专辑，但每一张专辑都是对上一张专辑的颠覆性超越——无论音乐风格还是词义的内涵上。
我开始怀念那些摇滚乐处于纯地下状态的日子，那时似乎每天都有新乐队出现，带着粗糙的尚未打磨得精致的音乐和亢奋的脸以及忐忑的眼神。即使同一支乐队同一个歌者，也总会带来新鲜的没听过的作品来刺激你的耳膜，更何况那些小酒吧演出总是会出现一些连乐手自己都无法预期的即兴合作。而现在，演出正规了，即兴没有了；表演完美了，但激情不见了；观看的场地不那么局促了，但野趣横生的意外快乐也少了。
绚烂之极归于无聊
创造力普遍减弱，激情大面积褪减，不知是不是因为摇滚人浮出水面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压抑的愤怒少了，所以，死磕的狠劲儿也就没有了；不知是不是演出费从20元暴涨到上万元之后，地下生活那种粗糙的质感不见了，对生命及生活的切肤感受就清浅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演出机会多了，大家都忙于赶场赚钱而无暇沉在地下室里憋歌儿了；不知是不是普遍人近中年了，创造力就自然减退了；不知是不是一股青春的蛮劲儿用光之后，学养的贫乏不能支撑更有力的表现形式了。总而言之，现在的摇滚乐现状给我的感受就像乐评人张晓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的：“大多时候，其实绚烂之极既不归于平淡，也不归于迷茫或绝望或腐烂，绚烂之极仅仅归于无聊。”
当然，现状远没有我描述得那样悲观，还是有一部分音乐人在不停地尝试和探索新鲜的表达方式的，比如永远热衷于新风格实验的小河、宋雨哲、马木尔，比如被称为新一代摇滚教父的左小祖咒，比如每一张专辑都有着全然不同主题的盲诗人周云蓬。又比如乐评人出身的颜峻，一直在忙于噪音实验——据说难听得要命，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当今时代极其稀缺的探索和创新的地下音乐精神。新晋的优秀摇滚音乐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时不常地会有那么一些名字给摇滚市场以新鲜的刺激，比如重塑雕像的权利，比如万能青年旅社。（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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