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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的那个晚上了

 昵称20041990 2016-04-01
冲入更多禁区 80岁也可以做新人

  “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的那个晚上了!”崔健曾如此对记者说。近30年前,崔健从一个普通文艺青年突然跃升为里程碑似的文化人物,各界对他歌曲的解读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头了。这位“摇滚教父”更希望的是封存往事,继续开疆拓土,哪怕作为一个新人。

  身处高位多年,有的人想封杀他,有的人想利用他,年轻人则在挑衅他。即便他和他的歌已经边缘化,即便在现场他难以召唤起万人大合唱,即便如今年轻人瞪大眼睛问“谁是崔健”,他作为历史符号依然让人高山仰止。

  但崔健不满足于做符号,平心静气地审视崔健,我们会发现他始终是个认真到有些较劲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尝试“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就像52岁的他抱着“80岁也可以是新人”的态度成为新晋导演一般,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年轻人更有活力。

  哪里是演出 分明是闹革命

  有几次,崔健去看演出,现场的年轻人会对他起哄:“摇滚老炮,给我们买啤酒吧!”崔健对此一笑了之。他当年还是叛逆的符号,曾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现在他老了,本身就是年轻人推翻和挑衅的对象,他已经习惯了。

  让年轻人耿耿于怀的是,崔健是里程碑,同时也是绊脚石。一切源于1986年5月9日的晚上,《一无所有》在工体横空出世被反复解说,已变成传奇,传奇就意味着必定有太多的添油加醋、过度诠释。人们热衷于统计歌中唱了23个“我”,这又如何启蒙了大众的心智,甚至《读书》杂志也刊文论述歌手“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即便崔健本人,无数次被问起当年也显得有些无奈,说“当年就是歪打正着,像中彩一样”。如果崔健没出来,也有可能是别人“歪打正着”,但天降大任于这个在采访中自称胆小的人身上。哪怕成名多年,崔健依然不善言辞、不会说客套话。

  一个街巷大院里的普通青年,在25岁时就这样飞速成长为一个深刻的艺术家。乐评人李皖说:“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但《一无所有》是启蒙,必定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被反复说起。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他玩摇滚快丢了工作,被父母责骂,他跟朋友念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也被他写进了歌里。

  当事的年轻人内心的压抑也正需要一个出口,他们选择了崔健的歌,并在其中寄托了太多。崔健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两张专辑迅速完成了大众的音乐启蒙,也让自己成了那个年代文化的颠覆者。用摇滚乐义演、翻唱《南泥湾》、在舞台上“撒点野”,连他巡演时现场观众的躁动都是当年的叛逆之举,让工作人员惊叹“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而随后多年的演出禁令带来了限制和压力,但无疑更加塑造了崔健叛逆英雄的形象。

  厌恶横空出世 将军开始当兵

  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崔健的启蒙职责已经完成,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和中国摇滚乐一起进入被边缘化的进程。

  多年后,崔健自己也在反思一切转变的原因。“中国的摇滚现象产生在媒体,是文字爱好者对摇滚关注的结果,让我们当时一刹那就走红了。真正的摇滚乐应该像西方那样,从小型演出滚起来的,是积累出的一种文化。”

  中国的现场音乐文化和多年前一样,停滞甚至倒退,更多人并不习惯看现场演出。“当我写了《红旗下的蛋》以后,就厌恶了这种横空出世的位置。我试图把两脚落在地上,这个感觉就像将军开始当兵,要解决具体问题了。”崔健说。

  崔健很少发声,但对“真唱运动”他吆喝得最为卖力。前经纪人陈戈说,2000年前后,崔健推掉的演出约占全年演出数量的四分之一。原因在于,电视台和演出商提供的灯光、音响设备总是不尽如人意,呈现效果达不到崔健的要求。

  因为随口评论知名流行歌手的假唱行为,崔健几乎和整个流行乐坛为敌。但他坚持一站一站地巡演,发起“真唱运动签名行动”。直到2005年,文化部颁发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假唱问题提出明确的处罚规定。2009年,央视春节晚会也终于开始真唱。

  在横空出世20年后,崔健依然是个启蒙者,改善了音乐产业链。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近年音乐节的火爆和“真唱运动”不无关系,观众们更习惯了观看现场演出。在唱片市场被互联网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现场演出成了音乐的生命线。

  除了真唱运动,崔健做过的诸多尝试,在近些年才逐渐得到公开。雇佣制已是中国摇滚圈的主流合作模式,崔健也是最早尝试者之一。在乐队成员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时候,崔健最先“不讲义气”讲起了职业化。而他在1990年打的“中国第一个版权官司”,也直到2011年才由他在一次论坛中初次提及。

  大家追求短平快 他在孤独思考

  将近30年过去,崔健还顶着“摇滚教父”的帽子。“我愧对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专辑慢,因为我的作品不像那帮人是流水线的。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崔健说。

  早上5点睡觉,下午2点起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周一两次游泳,从不沾染毒品。作为“摇滚教父”,崔健生活得一点也不摇滚。他对待媒体更加温和,从不和商业合作的他也考虑推出印有自己头像的手机。有些人也在质疑,崔健过上了中产似的生活,他的叛逆早已不在。

  他的歌曲不再传唱,演唱会也不能保证不亏本,专辑甚至需要唱片公司考虑保底。他的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不负当年的影响力,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抛弃旋律让他丧失更多的听众,而这最近一张专辑距今已经9年。尽管他还在坚持给时代画像,但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了。曾和他对谈的学者周国平总结,“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

  光环减弱的崔健,逐渐成为年轻人挑衅的对象,似乎打到了“摇滚教父”就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崔健则显得越发宽容,“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他期待年轻人不要光较劲,也要有真东西。

  乐评人杨波提到年轻人时说,“就算崔健是摇滚他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儿子!”但崔健的价值也在于,他仍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引领和带动着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在如今最火的电视选秀节目上,依然有年轻歌手唱着崔健的《花房姑娘》、《一块红布》。

  在私下里,崔健则经常隐身在北京各种演出场所,看一些年轻乐队的演出,静静地站在一旁鼓掌喝彩。他曾作为艺术总监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评为“中国十大最佳摇滚专辑”。

  崔健本人一直求新求变化,“能让我产生激情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次他尝试将摇滚和交响乐融为一炉。与他携手合作的,正是他当年工作的单位——北京交响乐团。而在其他的演出中,他也像做实验一样尝试各种给老歌重新编曲,不管观众是否能跟着唱歌。他的想法是,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带来新鲜的东西。“无论音乐还是电影,你感到新鲜,你才愿意欣赏”,崔健说他愿意做“那个打井的人”。

  在觉得音乐已不能满足自己表达欲望时,电影是他释放的另一个窗口。在媒体问到“是否担心失去和年轻人交流的管道”时,崔健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迷失的季节》就因为《黄金大劫案》重新又火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可在以后释放出来。”

  这就是崔健,总是在铆着劲儿做点什么。而他的任何作品又像他每一张专辑一样,尘封一段时间后总能被人解读出新的价值。尽管这解读的过程越来越滞后和漫长,但这对崔健来说都不是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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