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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求长远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看重社会责任。2002年年初，一项由普华永道发起的国际调查显示，将近70%的全球高层管理人员认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利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社会责任被定义为“通过企业经营活动与价值观念的整合，顾客、职员、投资者、环境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能在组织的政策和行动中体现”，另有一说为“企业利用资源造福社会的义务，它通过认真参与社会活动，将整个社会考虑在内，利用企业的直接收入促进全社会福利得以实现”。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还有其他几种定义，它们都包含了“企业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其活动的社会和环境效应”这层意思。企业公民身份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两个概念通常互相交换使用。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不一定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但瓦多克仍然认为企业公民身份必须强调“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互惠互利、互动互信的关系”。 关于社会、环境问题的信息常常在企业的年报或单项报告中提及。单项报告有时是复印件，有时是网络电子稿，或二者兼具。许多公司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南，并在报告经济、环境、社会问题时采取“三重底线”原则以证明它们的行为尽到了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报告 2002年，一项由毕马威发起的关于企业可持续性报告的国际调查表明，在全球250家大型企业中，有45%发布环境社会报告，比1999年的数据35%有所上升。 企业社会报告，或者说是企业信息披露，被定义为：“与组织的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效应相沟通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既定利益群体乃至全社会的利益。就其本身而言，它涉及组织责任的延伸，超越了仅仅为资金拥有者特别是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报表的传统角色。由于‘公司除了为其利益相关者盈利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责任’这一假设的存在，这种延伸得以预见。” 不过，当前的情况是，企业社会报告的质量低劣，而且用于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也是很不合理的。 对企业社会责任及报告的关注在增加 有两种核心动力能够促使企业对其活动和影响负责：第一，认识并接受企业的力量，明确企业在为其利益相关者盈利之外还有更大的责任（比如说道德正义）；第二，认识到发布报告是企业的利益所在。例如，与利益相关者商榷有利于建立信任，在改善形象的同时规避由环境法、职业法、卫生法招致的债务。道德正义之所以能够促使企业改变是因为它能使企业表现得有责任感。其他的动力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 全球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扩张了自身规模（途径如并购），并且进驻越来越多的国家经营。这种扩张增强了企业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正因为这些影响，社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了更高的期望。不仅大型跨国企业如此，任何企业都要比以前承担更大的责任。史密斯披露了一项关于评判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望与可行性的标准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在何处运营，消费者都期望其满足高度的卫生安全、职工、人权、消费者保护及环保要求”。2002年，一项由博雅公司发起的范围为英国国内的调查表明，89%的调查对象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另有66%的评论称企业社会责任的延伸已被证实会影响未来人们对公司的看法。2000年，一项由《环境学》发起的关于消费者行为学的调查表明，42%的北美消费者（欧洲为25%，拉美为23%，非洲为18%，欧亚大陆为10%，亚洲为8%）将会“惩罚企业的诸如抵制产品或诋毁产品之类的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 民间组织 或许是看到政府已经越来越无力于影响大型企业的运营与决策，也不愿干涉，活动分子们加大了要求改变的压力。例如，他们也在购买公司股份并参加年度大会。从百年老店诺维克联合中成长起来的保险业巨头商联保险，拥有2%的市场份额，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过去在南非从事石棉开采工业的公司。在2001年商联保险的年度大会上，一名来自南非国家总工会的矿工代表要求全体成员为在事故中罹难的工人默哀一分钟。南非活动总监与英国总工会的官员都对石棉开采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慰问。 在2001年英国石油的年会上，绿色和平组织提出动议倡导采取强硬措施处理由中国石油所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理由是这家中国企业将输油管建立在了横跨西藏的土地上。反对者声称这样做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威胁到当地的文化。绿色和平组织或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股东支持以改变政策，但他们的行动却给这家企业带来了负面舆论。 澳大利亚荒野协会召集了100个已签署企业法案的国家，向共同财富银行提出动议，要求银行停止向录井作业（如塔斯马尼亚的耿氏）投资。他们不指望获得75%的投票获胜，但他们却成功地对该银行的投资行为发表了看法。 企业发布报告的原因 亚当斯在向英德两国化学和制药公司做报告的时候倡导人们替环境负责，而受众的回应则突出了决策的复杂性： 公众需要更多的信息，于是我们从80年代中期的数据开始报告，提供了关于废弃物、水、空气等的信息。此后，1986年发生的山德士事件再次增加了来自公众、政府和立法的压力。做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同样是由于责任感的驱使…以帮助改善现状并提供公众需要的信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环境的企业逐步增加。这不是一个规定或者迫于公众的压力，而是为了在顾客、国家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下改善提高企业形象。” 如今企业承认了与利益相关者商榷是它们的利益所在，而且来自公众的压力会使企业改变其报告形式及媒介。当发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社会环境行为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时，企业或许会试图通过报告而不是真实行为改变外部期望及对他们行为的认知。例如，亚当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知名的企业包装自己的方式与媒体、民间组织及其他外部渠道描述企业的方式之间的差距。企业或许会试图对外在感知的表现不佳或媒体的负面报道予以反击。 立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保护环境、职工和当地社区的立法很不健全。在这些国家里，跨国企业的负面影响难以控制。这就增加了企业对经营所在地的环境与社会的道德责任。 由于想要规避由于触犯环境、卫生、安全方面的法律而招致负债的风险，企业会更加热衷于承担社会责任。1998年，埃索石油公司在朗福镇的煤气厂发生爆炸事故，引起2名工人死亡，至维多利亚的煤气输送也因此停止两周。验尸官的结论是埃索只需为此次事故负责，即未进行仔细的周期风险估计和与其政策一致的全面风险审计。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益处 对社会环境影响负责的企业能获得特殊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不能全部用金钱来衡量。 更好的人才招募与保留 组织对社会环境影响负责有利于吸引和保留高级人才。从伟达公关发起的一项针对欧洲、英国和美国的企业声誉观察的调查结果可知，这一点非常明显。调查结果显示，88%的英国企业认为社会责任对于未来员工的招募与保留非常重要。相反，给予高管的高额的薪资、奖金和退休补贴对员工的士气和动力却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组织吸引和保留人才。 内部决策与成本节约方式得到改进 发布社会环境报告的企业能建立更好的内控系统和更好的决策方式及节省成本方式，使企业得到长足的进步。运作和效率提高了，风险也就减小了，工作安全也提高了。这也促进了组织与员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 企业形象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得到改善 通过发布环境问题的信息，企业可以规避消费者抵制的风险。对企业活动的更好的理解减少了内外部的批评，提高了企业的声誉。进一步地说，它促进了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形成了竞争性优势。 2000年，英国国家彩票中心卡米洛特发起了一项针对包含6000个个体的八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调查。基于研究的结果，社会责任理事苏·斯里普曼评论称“利益相关者并不总是有共同利益。有时候正确的回复能使管理层拒绝利益相关者的请求。但社会报告仍然有益，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释企业行为的平台。” 诚然，2003年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持续性报告奖的评委在评价英美烟草的报告时指出：“评委很乐意看看在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部门里，当利益相关者与核心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如何处理。” 从对10位成功创业的企业家的研究中可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利于其盈利的。研究发现所有10为企业家及其企业以超过法律的标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并与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这些企业通过扩大规模与在社区中发迹来获取利益。 财务回报得到提高 社会责任投资要求投资者在做决策时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考虑在内。道德投资基金认为投资者的道德价值、财务需要及其受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自从友诚保险公司作为英国首家伦理基金公司于1984年成立，类似的基金组织数量逐渐增至55家并仍在继续。社会责任投资中的管理资金在2001年2月增长了32%至139亿美元，然而总体的管理基金资产在减少。 乔伊那与佩恩认为企业价值、经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表现之间存在积极的联系，意即投资者可能通过社会责任投资与坚持自己的价值并举来获得利润。马格里斯与沃尔什检验了从1972年到2002年之间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表现之间的联系。他们的评论呈现出了一种积极的联系，而负面的联系则甚为少见。 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由保护环境、改善企业形象及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等行为带来的利益通常是不能以金钱的形式量化的。这一点有时候会使管理者难以用报告和披露制度的具体好处说服董事长。的确，一个受访者在亚当的研究中提到：“我们坚信报道环境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好处的，但我们不能用财务标准加以衡量。我们的总裁，喜欢可被量化的东西，但如果没通过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的证书，你就不能用数据说明你的形象所造成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 近来的发展对公司和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在下列行为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改变退休基金，投资产品立法、消费者抵制及民间组织的行为，行业主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报告指南，奖励和指数，立法，酬劳和奖金。下面以退休基金和消费者抵制为例来说明。 退休基金与投资产品立法的变化 在英国，退休基金现已被投资原则声明要求并入社会责任投资中，对向公司施加压力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可观的奖励。例如，友诚保险对一家制药公司施加了压力，理由是这家公司在南非出售廉价药物。拥有相当于英国股市2.5%资产的茂龙基金管理公司与于2001年宣布：它将拒绝与任何未发布环境报告的富时指数100公司合作。2002年3月，澳大利亚采纳了相似法律，从2001年的法案中发展出来的财务服务法。这项法律要求投资者披露他们在选择、保留和完成投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环境、社会与伦理道德。 消费者抵制与民间组织的行动 消费者抵制与民间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和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在改变企业议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温斯顿确认并评价了民间组织所采取的策略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他总结到只有当民间组织与消费者和政府充分合作时，它们的努力才会凑效。这种合作对于企业而言也是如此。力拓矿业集团的案例就是明证：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矿业公司通过与世界基金合作，达成了一项为期4年的伙伴关系，以鼓励社区参与和教育。 是什么造就了一次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针对一次优秀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三重底线”报告所应达到的标准，实践者、标准制定者和顾问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一场报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透明；证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意图；覆盖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证明企业已接受其社会、道德与环境责任；最后，要完整，即包含所有对社区和环境造成影响的细节。 壳牌公司的报告就是一个“优秀”报告的例子。虽然壳牌业务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又有因布伦特司帕事件而招致的媒体恶评，再加上它对尼日利亚奥贡尼人民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壳牌仍然在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社会报告奖上成为了赢家。在辨别企业遵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表现的可持续性报告指南的程度以及相关成本的问题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现壳牌花费了300万美元宣扬其企业宗旨。这块成本不包括其他的系统完善成本。壳牌的报告证明了一份好的报告所反映的是表现，但表现本身却未必优秀的。 结论 对于当前社会、伦理与环境问题的报告有一个最受关注的特征，那就是完整性的缺乏。报告省去了对社区、环境造成影响的细节，这些对于重要利益相关者群体来说都是重要的材料。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事项包括：组织报告中重大事件和负面影响的省略；外部和企业内部对事件描述的异同；核心可持续性期刊上科学文献中所下的结论；企业期望达到的价值陈述与核心目标；企业已达到的量化目标及其程度；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与他们商榷的过程；关于治理体系的阐释；外部审计的调查结果和其他对企业运行和目标的外部/独立评价；最后是企业在未来计划达到的改善程度。 自愿指南所指定的公司应该报告的内容并不能解决不完整的问题。事实上，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为组织提供了一种使其不良行为合法化的途径，即允许它们省略指南上规定范围之外的影响。 在将来，需要被研究者、实践者、服务提供者与政策制定者强调的地方包括：如何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事项中影响企业的供应商；企业如何通过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及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开放对话来获得利益；恰当的治理结构以确保社会环境影响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都会在企业决策中得到强调；如何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良好开展并消除组织与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歧力量；确保企业价值嵌入组织并反映在报告中；如何改善报道过程；如何利用互联网实现报道的目的；报告完整性的缺失；最后是建立指南以监督报告的过程并澄清审计口径、评判标准和专业术语。 这些方面的进步都应当会引起企业、环境和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利益的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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