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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其人 朱熹（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经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有专家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朱熹原籍徽州婺源县（今中国江西婺源县），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 五岁入小学，诵《孝经》，十八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佐榜进士，绍兴五年十月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绍兴二十年（1149年）春，回乡省墓，并赎回质田百亩，充作茶院朱氏的祭田，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 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 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使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将《论语》、《孟子》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宋朝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 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不过，即使朱熹在学术上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野史里他也有一些令人非议的事迹。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评他：“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开门授徒。厚素来；四方馈赂，动以万计。”“不孝其亲”中说，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 朱熹相信风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亦精于风水，二人常相互讨论。朱熹父亲的坟墓曾三次迁移，其母坟（葬于寒泉岭，称“仰天湖穴”）、妻坟、长子朱塾坟（葬于大同山，称“龙湖穴”），自己的坟地（朱熹及其夫人合葬于黄坑九峰山，称“风吹罗带穴”），都是他自己亲自选的。 洪迈《夷坚志》中描述，他在任提举浙东刑狱的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并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营妓严蕊后，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宁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这件事因为闹得很大，使得后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去职。更有野史《二刻拍案惊奇》认为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 事实上朱熹本人在讼案上，实有极大偏见，他给皇帝上奏书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这与其前辈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悖。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是朱熹本人难以理解的，戴震称此为“以理杀人”。 朱熹所撰的史学著作不多，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编著《资治通鉴纲目》，共５９卷。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不承认王莽政权，对于三国，尊蜀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与裁定，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没有。 朱熹为官仅十余年，从事教学五十余年。他考场得意甚早，寿命又长，因此能一生专心儒学，致力于办书院、讲学，如其主江西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且为之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朱熹了解教育对思想普及的效力。故能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唯心论的唯理论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 朱熹晚年受到韩侂胄排斥，以为“朱熹迂阔，不识时务，不宜再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家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之，谓其能齐家，可乎？”，庆元四年（1198年）其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 后来，朱熹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代恢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朱理学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藤原惺窝就桂庵玄树弟子文之玄昌学朱子学，颇有成就。黄干《朱子行状》曰：“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 朱子从伊川对理的说明而肯定性即理的理论，“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 “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 缺乏数学训练的朱熹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与具体之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
在朱熹看来，“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学的精髓之所在。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鄉愿四者集成的一种人” “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又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 徐渭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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