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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朝的苏州八年抗战
倭寇起源，最早是来自日本的海盗，14世纪，日本南北朝分裂，天皇失权，诸侯纷争。失败的南朝诸侯，收罗武士浪人，带着武器，从东南沿海流窜入浙江、福建、江苏一带富庶之地，并与内陆盗匪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称“寇患”。东南沿海倭患，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到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逝世为止，前后约十五年，而明朝开国初，其实就面临着倭寇骚扰。明初，沿海就有军备，专门防御倭寇。《四友斋丛说》里说： 沿海防守之处，起自吴淞。所历川沙南汇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卫营堡，凡五处，中间所设之兵，虽多寡不同，大率每处五百名。五处总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处，大约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给银八钱，则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矣。 尽管开支庞大，军费糜费，可面对倭寇，明军的战斗力实在成问题。嘉靖二年，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为明朝中叶的倭寇横行埋下了祸根。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厉行海禁，不但阻断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由以前的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海强。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很多平民 “资衣食于海”，严厉的海禁也使其中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嘉靖中期，倭患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陆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倭患遂达颠峰。《明史》中曾记载： （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 苏州是全国最繁华富裕的城市，明代苏州阊门至枫桥“水陆孔道，商贾骈集，货物山积”，河内货船樯帆林立，岸边屋舍鳞次栉比，也是凶悍的倭寇垂涎的目标。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中，倭寇三次奔袭苏州，其主要目标均在阊门至枫桥一带。在当时，阊门、枫桥是苏州城西重要商品贸易集散地。明人郑若曾在《枫桥险要说》记述： “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胜于阊门。倭寇垂涎，往事可鉴……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为商舶渊薮上江，江北菽粟、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之客，停桡解难俱在于此。盗贼奸细至难盘诘，往时营建敌楼，设团营于接官亭寒山寺遗址，见存不可以不修举，虽然险要有轻有重，枫桥虽不当江潮水口之冲而所辟系至重，似宜设重兵以镇之，不当与娄齐诸附郭例视何也”。 苏州抗倭的形势一度相当严峻，归有光在《备倭事略》里说： 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 刘家港是通海的港口，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这也意味着苏州抗倭战争的防线，必须兼顾城市与外围要塞。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寇连犯太仓、嘉定、南沙、南翔等地，遭到坚决抵抗被打败后，略事休整，复又卷土重来。他们以五十多艘大船和三千多军士的兵力，闯进浏河口，袭击昆山县城。昆山知县祝乾寿率阖城军民奋起还击，同仇敌忾，昆山城之围足足有四十六天，此战最后以倭寇溃败告终。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的八年，是江南地区抗倭斗争最艰苦也最为惨烈的八年，苏州当时最繁华富庶的枫桥阊门一带都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民国吴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自太仓入海口进犯苏州，烧劫于阊门、枫桥一带，“焚掠殆尽”、“积蓄纤悉无遗”。苏松太兵备道副使任环、副将解明道率众狙击于阊门上津桥，军民协力以及虎丘僧明际等助战歼寇二十，擒一人，余向吴江散去。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蔓延江浙全境，倭寇甚至兵临南京都城之下，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大城市。这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兵士组成的军队，在名将张经指挥下，决战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敌千余，朝野赞誉“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但，这离最后的胜利还很遥远。这年六月，倭寇再犯苏州，“举火焚枫桥六昼夜”，是时“烈风大作，烟焰蔽天，不辨咫尺，哭声遍城内外”。 文弱的苏州，面对异族入侵战争的洗劫，选择了以牙还牙。明代中叶，武备废弛，历史上记载，一股仅有七十二人的倭寇，登陆后居然深入中国腹地，横穿浙江，西入安徽，再北犯明朝陪都南京，又越无锡征战三省二十几个县，杀掠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杀死打伤达八九百人。 《金陵琐事》 倭贼 ：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有事备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即日宿于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于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谋。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但倭寇在苏州，在太湖边上，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倭寇又自浒墅关犯枫桥，苏松太兵备副使任环、总兵汤克宽率领军民奋战，全歼寇贼六千，东南大捷。任环（1519－1558年）字应乾，明潞安府长治人，从小习武，饱读诗书，是文武兼备的人才，民间传说他面容英俊，是“白面郎君”。苏州从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作为一代名将，任环的功业在历来号称太平富庶的苏州实现，这其实与当时倭寇的大举侵扰有关。嘉靖三十年（1551年），任环来到苏州，做同知，级别比知府低一些，负责地方治安、军事。 明朝中晚期海防松弛，倭寇屡犯吴地。而当时地方武备官员无能懈怠，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看见倭寇大兵犯境，束手无策，地方上幸亏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可他不懂军事，任环的到来，使苏州这一东南都会的军事安全有了转机。 任环上任，筹建乡勇，建议朝廷是调来骁勇的广西狼兵，一时间城防要塞面貌一新，士气高昂。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是苏州遭受倭寇荼毒最严峻的时期，任环“首尾五载，勤劳四任，艰难百战，斩敌数千”。保护了吴地百姓不受侵扰，他训练部队勤勉，带兵作战勇猛，往往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上了战场，任环常怀必死决心，随时准备战死沙场，在松江一次作战中，他上来就斩获三个倭寇首领，一向凶悍的倭寇吓的不敢列队迎战，他的弟弟任之俊、任之秀、任之重随兄抗倭，同样英勇善战，时称“任氏三龙”，任环军由此威名显扬。据说任环部队里还有来自河南嵩山少林寺及杭州、山东的武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倭寇进犯苏州，从嘉兴乘船横渡太湖，兵临枫桥，“举火焚枫桥六昼夜”，“烈风大作，烟焰蔽天，不辨咫尺，哭声遍城内外”。城外百姓想逃往城中，可城门却紧闭为的是防止倭寇间谍混入。情况危急，敢于任事的任环自正仪经过一场恶战，马不停蹄回到苏州，见状，感叹“奈何坐视之？纵有觇谍，我在，无患也”。传令开门，百姓数万人得以活命。 倭寇这时候已经知道任环威名，听说他回了苏州，这些强盗也觉得气馁，攻城失败，流窜而去。现在苏州沧浪亭著名的五百贤祠内有，有任环将军石刻像，其赞曰“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 他还多次带领部队前往金山长江口倭寇老巢，与之殊死搏斗，解救沿海城镇，成为百姓爱戴的抗倭名将。他在苏州最后一次重要战役，是追击逃敌，在太湖马迹山血战，大胜。 因为战功卓著，任环屡次受到朝廷的嘉奖、晋升。1558年，任环病逝，年仅39岁。任环死后，嘉靖皇帝令地方官建祠，春秋两祭，以褒忠烈。苏州百姓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春秋，都要为他举行祭祀。 任环能武能文，著有《山海漫谈》三卷。 为防倭寇再犯，江南巡抚御史尚维持、吴县知县安谦于嘉靖三十六年督建关楼，分别在枫桥、木椟、葑门建敌楼三处。位于阊门外枫桥景区内的铁铃关是苏州仅存的明代抗倭遗迹，又名枫桥敌楼。倭寇来袭，防守城池，就要大力加强战备。之前，在嘉靖三十二年，常熟县城失修颓圯，知县王鈇集民工修筑县城抗倭，常熟百姓也全力支持，富民谭晓捐献白银四万两帮助筑城，六月动工，历五个月，建成城门八座。城墙周围“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髙二丈，有四尺厚加三之一，陆门四水门四事具。”他还熔寺庙大钟制兵器，选良家子弟数百，立耆长，编成“耆民兵”，亲自教射。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常熟，王鈇率兵迎击，大败之。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倭冠载重宝过常熟城南，王鈇率兵乘船追击，不幸中伏殉难。里人请葬于常熟西门外。 抗倭斗争中，顾鼎臣是最有先见之明的苏州人。早在王鈇修筑常熟城墙前整整十五年，嘉靖十七年，倭患还没有突然恶化严重，他就奏请朝廷在沿海州县筑城，以防备倭寇骚扰。尽管已经是大学士的地位，可这奏章没有什么下文。只是在昆山—他的家乡搞了试点，嘉靖十八年起动工，用去银子近五万两，在原来城墙基础上造了新的十一个水陆城门，城周围两千多丈，高近三丈，当时造也就造了，老百姓最多以为是顾大人为家乡办了件形象工程。可在嘉靖三十三年四月间，日本海盗倭寇大举进攻昆山，归有光等人据守昆山，幸亏这坚固的城墙，得以五十日固若金汤拒敌于外。 擅长刺绣的苏州人也能打仗，在打仗上也很会动脑筋，明代苏州抗倭发明了不少自制兵器，比如鸟嘴铳，就是因枪形似鸟嘴而得名，当时曾制造了1万支，是先进的火器。当然，苏州人还清楚的记得一个叫岑花的壮族妇女，以长发披洒、双手舞刀的姿态出入敌阵，手下有健儿二十四，猛将八员，江湖号“定律三虎”、“秣马五豹”，骁能善战。岑花就是瓦氏夫人，她是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进的苏州，跟她一起进城的，是跋涉千里从广西来的六千 “狼兵”。这年，明军把一批倭寇包围在苏州的盛墩，官兵与广西来的这些“狼兵”联合作战，大敗倭寇。箭术高超的狼兵先射一举殺倭寇首領，使倭寇胆怯，瓦氏夫人领兵打头阵，在倭寇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狼兵按着"岑家兵法"作战,也显出了威力,共杀了300多名倭寇.盛墩也因此战役改名胜墩. 历史记录了瓦氏夫人在江南抗击抵御倭寇的赫赫战功： 三月十三日，到前线金山卫，扼住倭寇的巢穴。 四月二十日，倭寇4000多人进犯嘉兴，瓦氏一马当先，把倭寇包围在王江泾，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明人采九德在《倭变事略》里详尽记述了此战经过： 三十四年乙卯二十三日，贼自金山战后，历乍浦，次吾盐，至〈石赖〉头门。闻澉浦火炮连声不绝，复转由吾盐城西官塘，抵玙城。夜散处，南次于郑坟，北次于邬家村。明日炊后，唱名起行，一贼愤病自刎油坊中。又明日，吾盐发兵北追，郡城遣兵南御，前后夹击，斩获数百级。二十八日，贼余党奔苏门，次宝带桥西北小堰。有司闻报，先期决去堰埂，至是两旁水涌，不能渡。复自故道转窟王江泾。次日，卢、汤、任诸兵会剿，军门命丁总戎冲锋。令牌至，丁父子率兵启行，遇贼，一家兵奋勇执牌而前，兵众从之，冒刃力战。前兵方锐，后阵乘之，须臾贼戈甲弃地，四溃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跽而乞哀者，斩获二千余级，献捷军门。没兵亦几千余人，是为王江泾大捷云，乃总督胡梅林公筹略功也。 六月，陆泾坝战役，斩获倭首300余级，烧毁倭寇船只30余艘。 是年七月，瓦氏夫人班师回田州。祭告家庙， 江南百姓传唱这样的民谣： “花瓦家，能抗倭” -
作者:江南砚台 提交日期:2006-06-02 08:51 谢各位老乡。自己再顶。明天继续 -
作者:江南砚台 提交日期:2006-06-02 15:59 苏州织匠沈阿狗与两次民变 明朝开国日久，赋税沉重的苏州因为"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乃商贾通贩要津"，成为东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当年，"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与西汇之木牌，云委山积"。阊门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 ，"吴丝衣天下"，纺织品的生产与贸易极其昌盛。苏州织造府最早设立于永乐年间,,朝廷开始派京官来苏督造,集中机户绣工进行专业生产。到了万历年间，一个名叫沈阿狗的苏州人进入了大明历史的视野，随着上个世纪中叶大跃进年代国家组织对明十三陵有计划的挖掘，在万历皇帝的定陵里，出土有随葬的锦缎，上面赫然有苏州织匠沈阿狗的大名。一个默默无闻的苏州小人物，就这样载入了煌煌史册。 苏州的的丝织业一向发达，苏绣名气太大，苏州的丝织品太过精美，封建社会，好东西都要进贡，所以苏州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难过。明初，洪武帝朱元璋为使农民的衣食等自给自足，便发出了种稻以外，须种桑麻棉的命令，于是丝棉纺织手工业迅速盛行，江南工商业因此也获得了发展。朝廷在苏州在天心桥东设立了织染局，当时分六堂，织机173张，在局匠役667人，专门为皇室生产高档绸缎，每年大致在1500多匹。苏州城东皆机户，以丝织为业。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逐渐兴旺，也刺激了苏州商业活动的活跃，与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等国开展贸易。受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刺激，苏州丝织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出现了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形。 明朝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复发家致富的故事。施复是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的小机户，夫妻俩辛苦经营，原来只有一张丝绸机，后来扩大到了三四十张丝绸机。像施复这样的机户，当时的苏州城里不在少数。施复也从最早出卖劳动力的亲自纺织的业主逐步起家，因为产品“备极精工”、“光彩润泽”，“人争鬻之”，“增价竞买”。这样家族生意滚雪球般壮大，由一张绸机扩大到三四十张之多，以至“家业大饶”，“有数千金家事”，而缺乏经营意识的一般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在残酷的竞争法则中溃败下来，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只有单纯出卖劳动力混饭吃。机户与机工雇佣关系是明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终于，在明朝，在苏州，资本主义开始发芽。明初，苏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中心之一。明朝中叶以后，江南缙绅势力强大，土地兼并严重：“吴中之田，有田者什一，为人作佃者什九”，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而万历年间推行折银雇募工役制，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市镇，成为出卖劳力的雇佣劳动者。于此同时，因为明朝洪武时期国家鼓励种桑养蚕的政策引导，农民发现自己种植稻谷不如种桑养蚕获利大，江南地方很多农田改为桑田。而丝绸是明朝对外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一个产业链形成了。这时苏州的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象吴江盛泽，明朝初年人口还不多，仅为50户～60户人家的小村，因丝绸业而发展，成化中至300家～400家，万历后成为烟火万家商业繁荣拥有5万人口的地方。 一个地方能出产点什么好东西，未必是好事情。早在明初永乐年间，苏州某家正大办婚宴，突然一个太监带了兵来，太监不结婚，自然反对人家结婚，看了就觉得世道不公平，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可再看人家结婚不乐意，也不至于带了兵来搅局啊。原来，宾客中有一个是隶籍织造局，这个太监心血来潮突然要召集织工，惟独这个人外出参加婚礼没到。太监不晓得原由还罢，说去喝喜酒，想想就悲愤呢，于是席间所有宾客全部被逮捕，关在一间牢房里，饿了整十天。太监是皇帝家奴，在苏州织造太监的权势是超过地方官衙的。宣德七年 ，况钟做苏州知府期间，况钟是皇帝亲信，办事手段辣手辣脚，太监们气焰为之一挫。可况钟也委屈，给皇帝反映苏州问题，说宫中太监王宠、范禄来苏州买布，要买七百匹白棉布，本地不出产不要紧，一匹算三两银子，这就弄了两千一百两，今年两人又来了，可前脚另一个太监刘宁已经先收过一回了，两人不依，说不行，咱们给皇上办事不比自己结婚可以马虎些，必须得再来一遍，况钟这样的都受不了，其他官员哪里有风骨，敢于为老百姓说话呢？最笑话的是嘉靖皇帝，嘉靖元年，御用监岁征的部分建筑材料清单上，连苏州出的长白节毛竹都照例要了300根。 苏州城里的机户们的日子，就过的很艰难。隆庆元年（1567年）进士蒋以化《西台漫记》载： “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飱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苏州府志》：“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 教科书上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苏州。苏州，有中国最早的产业大军。明末，苏州府单丝织业雇工就已近万人。 万历皇帝据说对金钱有着极大的狂热，史书说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他是皇帝，但公私分明，一直希望自己内库的银子有明显增长。太监成了他敛钱的得力助手，从北京派出的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大肆掠夺，祸害地方，而历史学家考证过，造成明帝国最后崩溃的这些对民间的掠夺，皇帝个人最多只拿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好处，招摇贪婪的出宫太监们乘机大肆贪污税款，激起民变，一时"天下萧然，生灵涂炭"，而皇帝浑然不觉。 苏州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也是明朝帝国的经济中心，朝廷财赋主要来源地。1576年，万历皇帝要大婚，衣服自然从丝绸之府苏州又能工巧匠置办，这些皇帝的私事交给了太监孙隆。明范守己《曲郁新闻》： 上将大婚时，遣司礼监随堂太监孙隆来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后因苏湖大水减其半。内承运库太监崔敏奏缺缎区。工部议令浙直支无碍官银，织九万七千九百余匹。南京御史陈言：“生财有数，不在官则在民。未有无碍官银之说。盖起于搜刮，必加渔猎，必加科派，必加垂楚。此陛下所乐闻者。 皇帝不管，一味盘剥地方，终于酿成苏州的第一次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监孙隆到苏州。孙隆私设税官、擅立关卡，横征暴敛，这一年正好又碰上一连两个月阴雨，苏州闹了一场水灾，桑田淹没，万余机户停工。孙隆一伙还要向机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一来更逼得许多机户倒闭，机工失业，民众怨愤达到极点。六月初三，机户葛成聚全城纺纱、丝织、染色、踹布工匠二千余人。在玄妙观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更有口号曰 “千人奋挺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将为虎作怅的地痞汤莘等打死，杀死税官黄建节，烧毁其家室，“若狂三昼夜”，孙隆翻墙逃至杭州。 五天之后，明廷派兵准备镇压了。苏州人一般胆小，这次不但闹了一回，而且事后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了-----------葛成挺身而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要求“幸勿及众”。 葛成在这次全城机户的大暴动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组织才能，分寸拿捏的很好，矛头直指孙隆一伙，纪律严明，以至于当时的应天巡抚曹时聘在事变之后的奏报里承认： “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葛成也因此没有被砍头，官府将葛成关押了十三年。万历四十一年，葛成出狱，苏州百姓敬重这位好汉，尊称他葛贤、葛将军。关于孙隆，刘若愚〈酌中志〉有记载，孙隆号东瀛，“多学善画”，曾刻〈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所造清谨堂墨“款制精致，剂料精细，为殊胜焉，神庙最重之”。还曾葺西湖诸多胜，“亦好事者。” 距离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机户民变事件二十五年之后，天启六年，苏州市民脾气似乎更大了，他们好象是中国最讨厌太监的一群人，因为这次，他们干脆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明朝最阴险凶恶的大太监------魏忠贤。 天启年间可以说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明朝最后的一点元气是在这里丧失殆尽的：阉党执政，朝政黑暗。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晚明东林党人是绝对忠君的典型，然而他们的下场极为惨烈。熹宗天启五年(1625)大兴诏狱，东林党主要人物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缪昌期等十余人都被迫害至死。 周顺昌正好是东林党人。他得罪过魏忠贤：《明史•周顺昌传》的记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旂尉归，以告忠贤。” 这样的好汉被“忠贤即矫旨削夺”，正好他住在苏州。 而据说当时苏州织造太监李实虽然跟魏忠贤并不是完全一党，但是因故害怕魏的猜忌，想到要诬陷东林党人周顺昌献媚。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出了缇骑到苏州逮捕前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周顺昌居官清正，一向受到苏州市民拥戴，当时闻讯，苏州城乡数万人不约而同为周顺昌群集喊冤。 几万百姓汇集起来，而苏州读书人走在最前面， 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①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这些苏州名流的恳切陈词让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很不耐烦，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开始大声喧哗，“旂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苏州人对皇帝还是尊敬的，听说不是皇帝是东厂，苏州老百姓想不管他了，打他个鸟人，于是“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 一些市民则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 而巡抚毛一鹭等地方官员吓的话都不敢说。幸亏在场还有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他们一向素得民心，“曲为解谕，众始散。” 周顺昌是做过吏部官员的，知道朝廷的法度，看见大家散了，也没人来抓捕了，可还是很有气度的自己找上衙门去，一幅无所谓的样子。他后来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 苏州府开始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应天巡抚毛一鹭这时又来了精神，飞章报告苏州民反 ，而且是全城皆反了。魏忠贤在北京倒也吓了一跳，想苏州自来出美女，怎么现在火气这么大啊？倒也忐忑不安起来了。 这时苏州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谣言开始传播，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都是社会上混过的好汉，一商量，不能输给没卵子的角色，也不能害大家都倒霉，义气千秋怎么写？就是现在要挺身而出了。 安排好后事，五个人喝着酒一路笑着就自己到监牢去报到了。临刑时他们满不在乎，刽子手都哭了。苏州人将他们合葬在了虎丘边，题称「五人之墓」。有一个老头这时专门从苏州城里出来，给他们守墓。他是苏州二十五年前的好汉，葛成。一年后，魏忠贤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朝了。 毛一鹭为魏忠贤苏州建的生祠很快拆掉了。 复社张溥写下了千古名文「五人墓碑记」来纪念这五个苏州好汉，他没想到，自己的写这篇文章将成为四百年后所有中国人学习的范文。 两年又过去了，开始下雪了，葛成在崇祯三年病逝，苏州乡民集资，把他葬在了五人墓边上。他们实在是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敢于出头，不怕椽子先烂掉的苏州人。 另外的余音： 〈骨董琐记〉说，苏州五人墓碑，“邑中七岁童子韩馨书，馨明亡后隐居习禅以终，。。。。。。” 今天我们看见五义士墓碑上的字，是文震亨写的，他是众所周知的精致艺术生活的倡导者，而在明朝灭亡后，文震亨选择了投河自杀，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后死去，遗书说：“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 本文由贴库网(www.)自动同步脱水整理,访问地址:http://www./1982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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