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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1522年—1566年）年间，距离 1449 年的土木堡之变大约百年，明朝再次面临重大的军事危机。攻击北京的，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明朝官员蔑称他们为“北虏”；随时骚扰南京的，则是在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猖獗的日本海盗——倭寇。在十六世纪四五十代，至少在朝廷的决策层面，南倭和北虏被置于同样的战略高度。 明代九边图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驻守各边的将领都在修筑边墙，万历年间大名鼎鼎的戚继光也在修筑蓟州长城。然而，边墙的修建，最多不过增加了蒙古骑兵入侵的困难程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蒙古人的入侵。清初学者万斯同在《明史乐府》中感叹道：“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 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开始崛起。他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继承汗位的时候，年龄还很小，故称“小王子”，又称“达延汗”。蒙古人引以为荣的，第一是成吉思汗，第二是忽必烈，第三就是达延汗。他1510 年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到1524年去世前，他得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所有蒙古人的效忠。 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之间爆发了权力争夺。最终，他的孙子俺答汗逐渐控制了蒙古南部，以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由于有水，可以进行农耕，河套在草原世界有非常特殊的战略作用，控制这样的地区为控制整个草原奠定了基础。而且，以河套地区为基地，游牧民族容易进入内陆。在16世纪的中后期，“套虏”成了明朝北部边防的最大威胁。 达延汗中兴 俺答汗统治漠西和漠南蒙古近半个世纪。在他统治期间，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段持续而普遍的干旱时期，整个华北和蒙古南部经常处于干旱和饥荒的威胁之下，天花、瘟疫也在蒙古肆虐，蒙古人对于汉地社会的茶和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俺答汗希望与明朝通贡或者互市。 在明朝方面，尽管大部分边境将领力主和平，希望皇帝考虑蒙古人的互市要求，但固执的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人请求互市的要求一概拒绝。他甚至要求所有公文中的“虏”字必须小写，以表达他对蒙古人的轻蔑。除了军事途径以外，嘉靖帝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接触。 然而，此刻明朝北部的边防力量已不足以应对蒙古骑兵的进攻。在嘉靖朝中期，俺答汗的兵马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以西，并且经常深入宣府、大同，连年侵寇，构成明朝的最大威胁。明朝孱弱的军事防线，也不时被蒙古骑兵撕开。 明朝九边重镇地图 嘉靖年间，明朝的军事卫所制度衰败已极。曾在正德五年到十年（1510—1515 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王琼说，在他那个时候，卫所军士“逃亡十之七八”。边镇卫所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不理想。以大同为例，嘉靖十六年（1537 年），四万蒙古骑兵入侵时，大同镇能整合的士兵人数仅有一万四千人。军屯制度的败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勤供应不足、边镇士兵因劳累和拖欠军饷而频繁发动兵变，也是边境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的重要原因。 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向皇帝提议，发动一场对俺答汗的战争，夺取河套地区。尽管皇帝对这个计划颇为心动，但实际上计划不可能得到实现，因为以明朝政府当时的军事和财政实力，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远征。曾铣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 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因为政治斗争，曾铣被杀，支持他的首辅大学士夏言也丢了脑袋。严嵩取代夏言成了首辅大学士。明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改为防守为主。就在蒙古骑兵不断骚扰明朝北境时，南方沿海也频繁遭受倭寇的入侵。 倭寇的侵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倭寇早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倭寇在嘉靖年间的大爆发，却让嘉靖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穷于 应付。嘉靖年间的倭寇，因此也被称为“嘉靖大倭寇”。问题是，为什么倭寇会集中爆发于16世纪的40—60 年代呢？ 传统史家认为，倭寇产生的原因是日本在此时恰好进入战国时代，所以会有大批的武士和浪人浮海进行劫掠。现代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嘉靖大倭寇”的性质。 倭寇的主体是海上贸易商人，是假倭，不是真倭，倭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因为嘉靖八年（1529 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使得正常的中日朝贡贸易中断，致使海商只能铤而走险，武装走私。新的研究还认为，倭寇中，真正的日本海盗人数并不多，“真倭”多半受“假倭”的雇用，处于从属地位。 新忠烈图 对于明代中后期东部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开始清剿倭寇。浙江巡抚朱纨推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坚决惩罚所有违反海禁政策的人，并率兵攻克倭寇盘踞的双屿港。朱纨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但是，浙江籍与福建籍的官员们开始弹劾朱纨，攻击他杀人太多。悲愤的朱纨选择了自杀，他厉行海禁的做法也被废除。 北方的战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九月，俺答汗的军队突破了北京东北的古北口防线，向南到达了北京东面的通州。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由于担心在京城附近吃败仗而无法掩饰，首辅大学士严嵩警告兵部尚书仇鸾不准出城迎战。蒙古军队围攻京城，然后洗劫了北京郊区，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容地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边境。这一事件史称“庚戌虏变”。 迫于蒙古的压力，明朝政府在嘉靖三十年（1551 年）同意在大同、宁夏和延绥开放马市，允许蒙古人用牲畜换取内陆的丝绸。然而，当俺答汗提出用牛羊交换粮食（粟或者豆）的要求时，却 遭 到 了 拒 绝。 三 年后，马市关闭。 清代某一个时期归化城从事驼运的商人和商号云集 马市一旦关闭，俺答汗便无法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汉地的物资，取而代之的手段便是抢劫和掠夺。此后二十年间，俺答汗依靠汉人谋士，不断进入内陆掠夺。 他身边的汉人中，最著名的是赵全。赵全向俺答汗建议，招纳汉地的流亡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赵全等人还帮助蒙古人建立固定房屋，即“板升”。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赵全驱使汉人为俺答汗修筑大板升城，次年三月完工。大板升城，后来由明朝赐名“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极为繁荣，成为俺答汗重要的财富源泉。 明朝政府的北部边境不得不承受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侵扰，但南方倭寇的强大却成为此后十余年间政府的心腹之患。那些零散的倭寇，聚集在新首领汪直手下，越发强大。 汪直——中国"海盗王"，徽州府歙县人，原本是徽州盐商，后来从事海上贸易，成为日本商人的经纪人。他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加入以徽商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倭寇集团，继他们之后成为倭寇领袖，号五峰船主。王直也多次向明朝政府请求互市，但都没有得到允许。 于是，倭寇不断发起进攻，洗劫沿海各地的官署、粮仓和府库。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的王直船队，有几百艘船。一时间，整个中国的东南部沿海都成了倭寇的战场。朝廷围剿倭寇不力，各府、州、县也只能纷纷筑城以图自保。 在朱纨之后，受命前去指挥抗倭的，先后有王忬、张经、胡宗宪等人。张经还征调了广西、湖广等地的士兵，以补充自己在浙江的军队。来自广西的土官瓦氏夫人，亲率六千名士兵开赴浙江抗倭前线。 抗倭图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份《抗倭图卷》。从图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表示广西土兵参战的文字——“田州报效狼兵长”。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在嘉兴北部约十三公里处的王江泾，张经率军歼灭了一千九百名倭寇，取得了明朝政府对倭寇的首次大捷——王江泾大捷。 然而，昏庸的明朝朝廷将战功归于当时的大学士严嵩的私党胡宗宪、赵文华，而主将张经却被逮捕入狱，不久便被处死。胡宗宪通过招抚的方式，非但成功平定了徐海，又诱降了汪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羁押狱中两年之久的倭寇首领王直被胡宗宪处死。汪直与徐海之死，并不代表倭寇的平息，残余的倭寇仍然四处侵扰。 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将领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 张经（1492年—1555年），字廷彝，号半洲，1553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1555年张经获王江泾大捷，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而严嵩的亲信赵文华，为攘夺其功，竟在张经报捷之前秘密上疏，说王江泾之战是他督师出战的结果，同时诬陷张经，导致张经下狱被处死。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固执的嘉靖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为解决倭患提供了一个新契机。以“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为原则，开放海禁从一开始就十分有限，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的闽南，本身就是为了将月港开放对内陆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然而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打破了约二百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明朝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娘子（1550年—1612年），黄金家族嫡系后裔。她饱读诗书，性格豪爽，擅长歌舞骑射。长大后，三娘子能文能武、胸襟开阔、通达事务，深受部落民众的喜爱。有关史籍记载说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万历十年（1582年）春，俺答汗逝世，依蒙古风俗三娘子被俺答汗子乞庆哈收继。乞庆哈死后，再嫁其子扯力克。 隆庆 皇 帝 统 治 时 期，“ 北虏”问题也得到了缓和。隆庆四年（1570 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对俺答汗不满，跑到大同城下投降了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对把汉那吉以礼相待，并向朝廷奏报，建议对把汉那吉封官加爵。当时辅政的内阁大学士高拱极力主张隆庆皇帝批准这一建议，授给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位，并且向俺答汗提议，如果他能够将赵全等汉人擒献朝廷，就允许俺答封贡。 俺答汗原本担心孙子性命安全，见明朝廷非但不加害，反加以爱护，喜出望外，决定与明朝议和。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批准在沿边开设互市。互市的地点，除原先宁夏、固原、延绥三边的旧有场堡外，还包括大同的威边堡边外、宣化的张家口边外。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王朝与蒙古人之间几十年的战火。万历九年（1581 年）十二月俺答汗逝世后，其宠妾三娘子主政，约束蒙古各部，保持了与明朝的和平互市关系。作为回报，明朝廷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明史· 鞑靼传》说：“誓约一定，历三十年不变。”此后数十年，明朝的北部边疆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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