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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不仅是先行者，更是改革者。他上承唐代白瓷、黑瓷，发展了三彩瓷，又在釉上釉下彩绘技艺上创出新路；还在瓷器之装饰形式上大胆革新，创造了白釉黑彩、白釉刻花、酱彩、绿釉釉下黑彩、黑釉剔花、黑地刻划花、白釉红绿彩、并以水墨字画应用于瓷饰。他开新河，启后来，自成风格，极大影响了宋以后陶瓷装饰的发展。他的釉下彩绘工艺直接为元青花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磁州窑系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许多个之“最”： ———最早将钴兰呈色剂用于瓷品；———最早将钴兰彩用于儿童玩具；———最早施用“茶叶末”釉色；———最早将孔雀兰釉用于瓷器；———最早施用红绿彩于瓷器；———最早将人物故事绘图入瓷器； ———最早毛笔写款（帝王年号款）于瓷器（此前为釉下凹雕刻划）； ———最早将诗句入瓷器。 余爱磁州窑器，爱他的久远，爱他的粗犷，爱他的质朴，爱他黑白分明的“品格”，还爱他挥洒恣意，一气呵成，毫无人为矫饰的“大侠”风范。他，朴拙，不无生动；稚趣，不流浅薄；厚重，不显冗繁；华丽，全无艳俗……其实，艺术上过分追求精巧、纤细、繁缛，则显其匠凿。
余以为，作为一个藏鉴者，应独立于世俗的“流”与“俗”，以其独有的美学眼光去审视，去发现，“于无声处”发现美，这才是艺术的知音。 别林斯基说过：“能够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一个收藏者如果能够看穿艺术品的“矫”和“虚”的面纱，才有可能对艺术品作出客观公道的评判与鉴赏。 说来搞笑，想起我在不长的收藏生涯中经历的两次“拣漏”幸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两年前，我与中国报协常务书记连福寅考察河南报业，恰逢洛阳牡丹盛开，受《洛阳日报》老总之邀，游龙门石窟，观牡丹花会，品中州小吃，自然快哉！快哉！然而最令我得意的则是在洛阳文物商店的“拣漏”“获宝”之趣事：洛阳文物商店是国营店，店临街面，店大客少，古董不多，三两位工作人员在聊天，看看没有什么打眼的“货”，我正准备打道回府时眼前忽然一亮，只见靠门柜台内有一对狮形烛台，蓬头垢面蹲在货柜的一角。这对烛台很特别：褐釉座、白釉底，褐彩饰，钴兰点彩，狮子造型美极。圆圆的狮头，一圈锥状的青花鬃毛束直刺青天，元宝形的大嘴巴裂开似笑非笑；用黑彩、黄彩、兰彩釉下抹绘的曲卷鬃毛、胡须、足爪、眉毛、耳朵生动异常；更令人叫绝的是那圆溜溜的眼睛直盯着你，似乎在祈盼新主人；高高翘起的扁形尾巴，经过精心印刻花工艺处理，十分美丽。最令人心动的是，狮胸前的兰彩褐彩点状装饰，那可真叫绝呀！这一对狮正是李广宁先生所著的《古瓷片的收藏及价值评估》第269页所展示并介绍的那件
珍贵的金代狮型烛台。李先生是我国著名古瓷专家，他论证这头“烛台狮”“十分珍贵”、“比较稀少”。须知按学术界研究，迄今认为中国古瓷运用钴兰釉下彩的工艺，自唐宋始，至元代成熟。金、元同时代：眼前这个烛台的钴兰点彩，如此幽菁艳丽，说明钴料提炼纯净，足见金元时代磁州窑的钴彩工艺水平已相当高超。同时可以证明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在《学瓷琐记》第51页第162条款中所论证的“原始青花创于宋磁州窑系”、“钴兰呈色剂作瓷器的釉下绘画，始于宋磁州窑系。”的论点是十分准确的。今日上手的这对磁州窑系狮型烛台是十分难得的早期磁州窑系珍品，虽有残，弥足珍贵。 判断即定，立下决心，余与年轻的商店工作人员稍加还价，即以120元买下这对“小宝宝”，其缘之奇，其情之爽，不可言喻！
第二次“拣漏”寻宝的故事发生在2001年春。当时，余在京参加新闻出版总署培训班。一天，牺牲午休去逛红庙古玩城，我又意外“拣漏”，只花150元人民币购得一只元代红绿彩鱼藻纹磁州窑白釉大碗（见图二），厚厚的、粗粗的碗内壁上一尾大红鲤鱼活灵活现的穿行在点绿彩的水草丛中。其画风与日后见到的元代青花鱼藻大盘（图三）极为神似，如出一辙。意外拣“宝”，乐不可支，快不可言，后经吾师鉴定此乃金元时代磁州窑鱼藻纹碗，是标准器，“十分珍贵”，“要做锦盒善藏之。现时，欲找类似完整器已十分难得”。 《收藏》1998年第6期刊载上海金晓东先生《磁州梦寻》一文中说的令人信服：“宋以后陶瓷装饰的发展，如它的釉下彩绘直接为元代青花瓷的诞生起到了奠基作用。”至此，回想起王志敏老师有关磁州窑作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一说，是“真知灼见”。王志敏先生曾言：“红绿彩的运用出于宋代北方磁州窑系”，今观之确实如此。 凭心而论，如此美好的磁州窑系古瓷作品，千年以来未在陶瓷王国中占据他应有地位，其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也未在国内外得到认可，实在是件憾事。我以为，随着时间之推移，极富艺术魅力和鲜明民族特色的磁州古瓷，迟早会有一天登堂入室，得到世人之承认，如同50年代以后元代青花瓷器终现瑰宝真面目于世人一样。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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