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数年来，读书可谓无算，忧国忧民忧天下，学佛学道学儒家，妄图心离凡尘，但只要有芥微小利，本性立刻毕露，逐本求末之心炽然，可见修身何其之难。我尚未悟透：生活的大智慧在于一食一羹，还是拈花一笑？究竟是宿命不可抗拒，还是人心惟危使然？
宋史也许是最令我痴迷的历史，其诡吊与反正之间，皇权与天命共同书写了封建王朝中最具有独特魅力的百年。这种痴迷与个人性格有关，比如，高中时明阳兄偏偏对五代那段乱七八糟历史情有独钟，他小子后脑尖尖，有反骨久矣，时而拍案而起：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把我们惊如惶惶犬子；再如，一个朋友大刘甚喜欢清史，说是喜欢清帝勤政，比明帝不知道强多少倍，这厮如今在基层部队当个教导员，听说常给文书洗脑曰：心郁郁之忧思吾万民矣。我们给他打电话，一听他装腔做势，立马说：老佛爷吉祥；还有那俗气如某兄的，最羡慕日御N女的海陵王，成天津津乐道，我经常教育他说，你能不能学学人家李后主，虽然都是风流，但要上点档次，留点著作而不是私生子在人间啊。
喜欢宋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我很少见小文人们不喜欢大宋的，说明赵家官人做人是很成功的，有宋不杀大臣，词章风流，水泊梁山，甚至臭不可闻的程朱理学，都是流光溢彩，难以比拟。然而，没有王安石的大宋，只能是一个不举的朝代，他的一声断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简直是宋之伟哥。
读宋史时常让人有不忍的感觉，那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朝为天下尊，暮为天下敌？变法之前，王名声如日中天，他考取进士后，曾任地方官，是少有的德才皆备的青天大老爷，诗词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内，1058年36岁就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候，据称皇帝也倾心不已，此人又狷介，多次提拔而拒之，更加清名如晨露初引；变法实行后，砸缸的司马光，文采艳绝天下的苏轼兄弟立刻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一时间党同伐异，朝堂血雨腥风。值得注意的是：经由王提拔起来的所有青年才俊，无一例外都被载入《宋史奸臣传》，似乎是王之变法最有力的反驳。然而，史实是形而下的，理性自主才是形而上的，王的变法实在是超出其同辈人思想太多，反倒因为皇权、吏治、民智多重原因毁灭了他得到一个正面史笔的机会。今天我们看来，不加赋而国库丰是很容易理解的，市场经济啊，可是在宋朝，连资本主义萌芽都没有的情况下，王安石能够想到用贷款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简直不可思议。
提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后辈的张居正。张居正位极人臣，完全COPY了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内容，让连俸银都发不出来的万历皇帝发财了，一时间四海升平，百业兴旺，可以说是完成王未了的心愿。张是一个和王非常相似的铁腕人物，为帝师时万历小皇帝曾畏其如虎，为求变法成功，他不惜大开杀戒，得罪权贵，但与王有天地之别的是：权力腐蚀了他的人性。无论宋人多么不喜欢王安石，在王的人品上几乎无可指摘，张在“清巨室”的同时，广收贿赂，尤其是性贿赂，万历皇帝长大后，得知一直要求自己不近女色的张老师居然在家中养了几百个歌姬，道德与精神的偶像崩溃了，开创了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帝国加速了灭亡。但如果没有张居正个人道德上的污点，哪来黄仁宇妙笔天成的《万历十五年》？
我不得不抄写一段黄先生的话：“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实在太精彩，无法超越。
读史的人很容易心灰意冷，也正是这个原因吧。可谓你不得不选择，却又无从选择。谁能预见，历史的手怎样把我们这个时代也轻轻抚去，只有故纸的黄页在沙沙做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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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择一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作为晚明最重要的肱股之臣张居正有着政治家的理想，也有着政客的手段，沉沦宦海三十多年仍然保持着兼济天下的理想，殊为不易，看到此文，读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故转载如下：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挽救没落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朝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最高当权者或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名诰被追夺，什么上柱国、太师官、玺书、诰命等种种显赫官衔和荣誉统统撤消，家产籍没，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中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末！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受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终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宰相之杰张居正的“看人”、“用人”和“调人”
张居正被称作“宰相之杰”。其23岁中进士，先后为国家当政十年。因其起用名将戚继光、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等功绩载誉千古，谥号“文忠”。对于治理臣民众生，他的管理方法“工于谋国”而立等见效，令人称奇，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这位管理天才的“看人”、“用人”、“调人”方略。
看人：克服六大误差。张居正的名言是“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他在著名的《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用人方略。其间，总结了他前后主持十年国事的用人体验，提出看人容易出现的六大误差：徒眩于声名、尽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眚掩其大节。就是说，不听名声而看行为，不问资历而看潜力，不听闲言而看功实，不凭好恶而趋理性，不以一事论英雄，也不以一错定平生。
用人：讲究考核检查。考核与检查必须双管齐下，目前，企业管理者往往在考核和检查中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一种，有的倾向于考核，凭借人力资源部出台一套考核方法，实现用人以功实的管理。有的管理者倾向于检查，即以过程监督为主，进行事中管理而不是秋后算账，张居正则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兼顾。
调人：感到是一种提拔。巧用而不是滥用平级调动，把岗位轮换用得使员工当成一种提拔，可以化平凡为神奇。一般而言，岗位轮换都有其目的性，不外乎三个想法：一是锻炼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尤其到基层负责是一般的上升通道，因为这样符合中国人的老规矩“名将出身行武”；二是瓦解帮派，任职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习惯势力，不便于全局管理，按明朝当时的祖宗旧制，“三、六年考”是规矩，也就是三年就有可能岗位轮换了，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四年制任期还短；三是利用新人的加入产生新的制衡关系，以利于最高领导控制全盘人马。因此，岗位轮换成为许多决策者的御人大法。
但张居正告诫了其中的不可为之处。首先，岗位差异太小的平级调动，不可过度频繁，正如《陈六事疏》所讲“不必互转数易”，因为这样的调动是为了调动而调动，会流于形式，前述三大功能都无法实现。第一项激励功能因岗位差异太小，对员工没有疗效；第二项分解功能因频繁调动根本就形不成危胁，所以失去了意义；第三项制衡功能因员工缺乏感恩之情，导致忠诚打折，别说去监视他人，连其本人也会因频繁调动而萌生去意。其次，岗位轮换之前要有合适的后备，以实现“人有专职，事可责成”，不能乱了自己、稳定了敌方。第三，最好是事出有因，把调动做出激励效果，给员工以“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的良好形象，对管理者的资信水平提升有很大帮助。这就是讲，对一些有功之臣、心怡之将，可以采取此类方略达到前述三个目的，最终使其走向绝对忠诚，而管理者也得到张居正所谓“用人必考、授任以当”的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