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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红楼梦》研究 文学名著《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以活字印刷问世，便陆续产生了一批杂记随笔式评论。但真正称得上“研究”，并有独立体系、自成一家的，还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１９０４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红学”史上第一篇论述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把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与清代历史作简单比附，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微言大义”。王梦阮１９１６年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１９１７年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旧红学的代表作。 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作。他认为旧红学是“附会的红学”, “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对索隐派的结论,进行了驳斥和批判。胡适专就《红楼梦》“著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了考证。他认为,①《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②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③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④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⑤《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他还认为,①《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②高补比不上曹著,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9—220页。上海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注。)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对新红学有过重大贡献的第二人。他于1923年出版的专著《红楼梦辨》,比起胡适的专论来,其研究范围深入到小说内容本身,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他批驳了旧红学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认为,①《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作品。②《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③《红楼梦》是为金陵十二钗作传。④《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⑤高鹗续书,不能令人满意。此外,他还就《红楼梦》的时、地及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故事情节作了探佚。 (参见《红楼梦辨》)。 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有一定新意。如小说思想内涵、社会价值、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文笔的含蓄、语言的个性化、生活与创作、作者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总体倾向,等等。均散见在他的“小说史”和所写杂文中。他认为,①《红楼梦》是人情小说。②自有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③高鹗续补和曹著风貌相类。④阅读《红楼梦》应持正确态度。 (参见《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坟·论睁了眼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同胡适、俞平伯一样,他也认为“《石头记》实其自叙也”,这“实是最可信的一说。” 蔡元培、黄乃秋、宋孔显、李辰冬,先后对胡适《红楼梦考证》提出了批评意见。黄乃秋认为,胡文“前后矛盾”,而“其立论证据”也不充分。同时又违“背于小说之原理”。他批评胡适“处今科学昌明之世,初不料胡君意窃考证学方法之美名,以文其指鹿为马之伎俩一至于此也”,还就“红楼人生”与实际人生的“迥不相同”作了概括和论述。 (参见《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宋孔显认为, 《红楼梦》八十回以后, 不为高鹗所续。 在对“胡、俞二先生的主张略加驳正”后, 提出“全书是曹雪芹一人做成的。” (参见《〈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李辰冬从“环境”、 “风格”、 “思想”三方面入手,对小说“前后异同”作了比较, 认为“后”不如“前”。还认为, “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 固属可笑, 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 ” (参见《〈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涛每认为, 王国维的见解有新意, “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 ”他还认为, “有生活就有苦痛, 不过看主观为转移”。 “要免除痛苦,不在拒绝生活之欲,而在认识真正之情。”“《红楼梦》之精神,不在解脱, 而在言情。 ” “《红楼梦》之价值,不在造成 ‘无的世界’, 而在造成 ‘情的世界’。” (参见《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李玄伯还参据“康熙硃批”新史料的发现, 对曹雪芹先世作了考评。 (参见《曹雪芹家世新考》)严微青依据“新史料”对胡适的“假设”作了 “证实”和修正。 (参见《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方豪结合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的多年研究,对《红楼梦》描写到的 “舶来品”作了探索。并认为这对解决“书中之本事”有助益。 (参见《〈红楼梦〉 新考》) 此外, 藏云也还就小说中的大观园, 作了考论。他认为, 大观园不是谁人的私家园林, 而是以当时皇家园林为参照物的艺术虚构。 (参见《大观园源流辨》) 吴宓认为, 《红楼梦》 “宗旨宏大、 范围宽广、 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并逐一论说。 (参见〈红楼梦〉新谈》) 之认为, 《红楼梦》里“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 ” “在近代文学中, 确有价值。 ”是“结构极精密, 笔墨极纯洁, 描写人物极细致”的写实派小说。他对贾宝玉等十八人的“品评”, 有许多“闪光点”。 他还认为, 有关小说的神话描述和不曾删除净尽的猥亵之处, 是“ 《红楼梦》 的缺点”。 (参见 《〈红楼梦〉新评》)余剑秋认为, 《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的崩溃的过程”, “作者以艺术的特见,发现了封建贵族崩溃的必然性。”(参见《评〈红楼梦〉》)李辰冬对《红楼梦》的艺术性作了分析, 认为小说“结构周密”、“错综繁杂”, 尤如“海浪”。在澎湃起伏中, “大浪伏小浪, 小浪变大浪”, 有起无止。就书内某些片断而言, “因为他的起, 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 到后数回中还有余波。 ” (参见《〈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 张天翼的《贾宝玉出家》是一篇《红楼梦》人物研究专论, 后与他人所撰有关论文结集,于1945年出版。 太愚(王昆仑) 以《花袭人论》为首篇的“红楼”人物论, 也于1948年出版。 牟宗三、 王树槐分别认为, 《红楼梦》 悲剧在于有恶“欲恕而无所施其恕”, 小说 “最大的特色,便是求人性的充分发挥, 忘己爱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超越现实是人性的高度发展,解脱罪恶是人性赤裸裸的表现。 ” (参见《 〈红楼梦〉 悲剧之演成》、《谈谈 〈红楼梦〉 中的人生理想》 ) 王璜认为, 《红楼梦》的不朽, 与作者 “决不漠视语言的功用”有关,并进而提出, “批判地接受 《红楼梦》的遗产, 向 《红楼梦》学习对话, 丰富文学的语言。 ”陈觉玄认为, 《红楼梦》的反封建思想是 “新旧社会嬗变期中智识者意识的表现”,这“也就是全书的基调所在。” (参见《论〈红楼梦〉里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试论》)。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初版于建国后的1953年。全书坚持和宣传胡适倡导的“自叙”说,并进一步将其引申、发挥为“写实自传”说。他认为,①《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小说”, “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对勘这部小说的写实性。”②“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天才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中一部非凡作品。”③旧红学对《红楼梦》的认识(“猜谜”与“艳情”)是错误的。④脂砚斋是史湘云。周汝昌将小说作者曹雪芹和小说人物贾宝玉作了详尽对比勘证后,提出“写实自传”说,又提出熟知作者的脂砚斋就是小说人物史湘云。 建国后的《红楼梦》研究 一、 《红楼梦》作者研究 经胡适1921年考证以后, 《红楼梦》著作权似乎成为定论。但近年来,有人对此问题持不同意见,戴不凡提出新看法。他例举了有关的外证和《红楼梦》所提供的四方面“内证”材料后,认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他对“石兄”和曹雪芹家世作了考论。 (参见《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北方论丛》1979年1期; 《石兄和曹雪芹》 《北方论丛》1979年3期。) 先后批驳戴不凡而维护曹雪芹著作权的作者有张锦池、王孟白、蔡义江、薛瑞生、白盾等。 二、有关曹雪芹卒年的争鸣 ①壬午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除夕。 (公元1763年2月12日)可参见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 (《光明日报》1954年3月1日。)、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文汇报》1962年3月14日。)、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4月8日。)有关论文的论证 ②癸未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 (公元1764年2月1日)可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53年版第203页)、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 (《光明日报》1954年4月26日)、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光明日报》1962年3月10日)、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光明日报》1962年4月12日)、郭沫若1963年7月25日致吴世昌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3期)等有关论文的论证。 ③甲申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春分。 (公元1764年3月20日)徐恭时提出。见《文星陨落是何年》(《红楼梦学刊》1981年2辑)此前,香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总编梅挺秀也提出过乾隆甲申春天说。( 《红楼梦学刊》1980年3辑) 三、 思想倾向研究 ①市民说。邓拓认为,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作品。 ” (参见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霍松林认为, “正因为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方面, 并以先进的民主思想为指南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 所以他能够无比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 ” (参见《浅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光明日报》 1955年3月27日) 李希凡、 蓝翎认为,《红楼梦》 “从它基本的倾向来看,是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要求。”(参见《关于 〈红楼梦〉 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 1955年4期) ②农民说。 佘树声认为, “把《红楼梦》 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穷极奢侈归结为是特定的统治集团灭亡的征兆, 认为是由于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违背了中国的历史特点的。” (参见《关于贾家的典型及其它》 《人民日报》 1954年11月29日)刘大杰认为, “《红楼梦》的思想基础, 是建筑在农民力量的基础上, 是建筑在农民生活思想的基础上。”(参见《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红楼梦引论》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版)③传统说。何其芳认为, 《红楼梦》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代优秀思想和文学传统, 小说反映的, 都是“古已有之”。 如果说 《红楼梦》反映了 “新兴阶级”的思想, 我们从书中找不到这种思想与传统思想 “质的差异”。 (参见《论〈红楼梦〉 》 《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曹道衡认为, “清初顾、 黄、 王、颜、李、唐、 戴等思想家, 既非一个流派,又都不是 ‘市民’ 思想家”, 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来论证” 《红楼梦》 “小说反映市民思想, 更是错误的。 ”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要求, 倒不如说是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来批判和抗议当时的黑暗现实。” (参见《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同上)刘世德、邓绍基认为, 小说人物要求的平等观念, “只是属于自古已有的平等观念,并未带有近代的色彩。 ” (参见《评 “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 《北京大学学报》 1957年2期) 四、 主题思想研究 ①爱情说。毛星认为,“《红楼梦》全书从头到尾所赞叹的是爱情、爱情的生活以及被封建社会所歧视所轻侮的一些不幸的妇女; 贯串 《红楼梦》 全书, 有这样一些思想: 对利禄对孔孟的鄙弃厌恶, 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对妇女对个性的特别尊重。 ” (参见《评俞平伯先生的 “色空”说》 《人民文学》1955年1期)何其芳认为, 《红楼梦》 “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特别是揭露了那些压迫妇女的制度的罪恶, 这是 《红楼梦》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作了更深刻的暴露。 ” (参见《论〈红楼梦〉 )蒋和森认为, “《红楼梦》的主题, 是人的美, 爱情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主题。” (参见《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反封建说。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 “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参见《〈红楼梦〉简说》 《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 《我们怎样读〈红楼梦〉》, 《文汇报》1954年1月25日)高山认为, 《红楼梦》 “反映出当时社会罪恶的形形色色。” (参见《关于〈红楼梦〉》 《青岛日报》1954年8月17日)巴金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 (参见《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蒋和森认为, “反封建主义,这是笼盖《红楼梦》全书的主题,” (参见《一部对时代感到痛绝的书》 《红楼梦研究集刊》5辑。) ③封建家族衰亡说。黄能升认为,“《红楼梦》是反映封建社会大家庭没落悲剧的小说。” (参见《〈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大公报》1951年1月13日。)刘大杰认为, 《红楼梦》是一幅“封建家族衰败历史的图卷。” (参见《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刘舟认为,《红楼梦》是“封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挽歌。” (参见《谈〈红楼梦〉》《广州日报》1954年5月11日。)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李希凡认为, 《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典型概括”,“抨击”、“揭露”、“预示”了“它们行将灭亡的命运”,并“赞颂”了小说人物“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叛逆性格。” (参见《〈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文史哲》1973年1期) ④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舒芜认为, 《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参见《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学刊》1980年1辑)邓遂夫认为,小说“悲悼”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青年女子。这便是《红楼梦》主题的真正内涵。” (参见《〈红楼梦〉主题辨》, 《红岩》1980年4期) ⑤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朱彤认为, “《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通过“各个侧面的描写”, “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 (参见《论〈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学刊》 1981年1辑) ⑥婚配对象选择说。王志武认为, 《红楼梦》的中心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母子之间围绕婚配对象选择问题而进行的冲突,冲突焦点是弃黛娶钗,还弃钗娶黛。其它各种冲突都是紧紧围绕这一冲突的。作者还提出钗妻黛妾之说。 (参见《红楼梦人物冲突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五《红楼梦》人物研究 贾宝玉研究 李希凡、蓝翎认为, “贾宝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性格”,“在贾宝玉的性格中更鲜明的是新的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贾宝玉对于妇女的态度,本质上是进步的。在这里正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 (参见《如何理解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3月20日)吴组缃认为,“贾宝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从贾宝玉形象的主要特征, 我们可以看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楚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或雏型;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参见《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4期)何其芳认为,“同中国的和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典型一样,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了一个共名。”“然而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 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此, 虽然他的时代和阶级都已经过去了, 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参见《论〈红楼梦〉》)蒋和森认为, 贾宝玉“是带着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他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及他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所跨过的那许多足迹,我们还不曾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丰满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 并且以这样一个新鲜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参见《红楼梦论稿》第41页。)张毕来认为, 贾宝玉反对科举, 鄙弃功名利禄, 有进步的一面。但 “宝玉的思想, 分析到底, 并未超出儒学的理论体系。 ” (参见《略说贾氏家塾中的师友之道》《文史哲》1980年5期)滕云对张文持相反看法。 (参见《也谈贾宝玉的鄙弃功名利禄》《文学评论》1978年5期)李湛章、孙鹤峰、何纯基在归纳了历来对贾宝玉的判识(①新人的萌芽——新兴力量的代表;②光辉的形象——封建阶级的叛逆;③纨袴子弟——珠围翠绕的公子哥儿)后,提出贾为“多余的人”的典型。其突出特点,“就是要摆脱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牵制,力求保持一个自由恬淡的风格”, “贾宝玉的思想矛盾, 性格缺陷与人物结局”,“也都符合 ‘上述’特点。 ” (参见《从贾宝玉的形象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北方论丛》1980年6期)陈星鹤则认为, 把贾宝玉判为“多余的人”,此说“尚有不甚妥贴之处”。 (参见《在贾宝玉和“多余的人”之间不能划等号》《南宁师院学报》1984年1期)起庸认为, 宝玉 “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 不以富贵骄人, 不尚虚伪, 更无机心, 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 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道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 ” (参见《贾宝玉是叛逆吗》《晋阳学刊》1981年6期)袁世硕认为,对贾宝玉 “不可以用品评现实人物的标尺作政治、道德的鉴定,既不可将他独尊青年女性的性情看作是反映了某种人性, 也不可将他视之为泛爱主义者。 (参见 《贾宝玉心解》 《文史哲》 1986年4期)社会时代在前进, 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 “从对北大女学生的调查情况来看她们认为最讨厌的文学典型艺术形象却是贾宝玉。 (参见《红学的启示》。《文学报》1986年8月7日) 林黛玉研究 但这和奸险还是在程度上很有差别的。”“如果说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 (参见《论〈红楼梦〉》) 蒋和森认为,林黛玉“代表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希望和痛苦。” “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印人心、最富有艺术力量的女性形象。人们熟悉她,甚于熟悉自己的亲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琴弦一般地回响。” (参见《红楼梦论稿》第49页、第88页)周扬认为, “林黛玉比起薛宝钗来,还是林黛玉真些,她挣脱了封建时代的一些束缚,你也可以用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她比较有人性,她是反封建的。” (参见《1961年6月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军报社编。第573页。1975年)吴宗蕙认为“林黛玉容貌似不及薛宝钗‘妖媚风流’,才华似亦不如史湘云之嗔涓横溢。但是,她具有一种‘稀世’美。这种美是心灵美、性格美”, “率真、纯真,可以说是林黛玉性格的主要特征。” (参见《冷月葬诗魂》《求是学刊》1980年3期)刘大杰认为,林黛玉“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典型。”“有人批评他心眼儿小,说话尖刻,性格上呈现着浓厚的悲观与伤感,这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在意识方面的曲折反映,是由于她那种孤立无援的环境所造成的,由于她那种强烈的希望,受了当时还保持相当强大的封建黑暗势力的压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表现。” (参见《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第20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薛宝钗研究 廖苾光、施幼贻、张舒扬分别认为,薛宝钗搞“阴谋权术,比之凤姐有过之无不及”, “奸险如袭人,贪狠如赵姨娘,”二者“比起她来都有逊色。”(参见《怎样看〈红楼梦〉》《南方日报》1955年1月5日;《从薛宝钗的性格看〈红楼梦〉的倾向性》《四川日报》1955年1月15日)何其芳则认为,“薛宝钗有机心,说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主义的虚伪,这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一个率真的胸无城府的少女,她并不是没有心眼和打算,她的言行也不能完全没有矫揉造作和虚伪之处。 蒋和森认为, “本质上是利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是薛宝钗的灵魂,是构成她性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同时这也是理解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到头来, “冷酷的时代,终于把这个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里。 (参见《红楼梦论稿》)聂绀弩认为“我们说宝钗是封建制度的化身,大概不怎么错。但从另一方面想,她自己也是个好女孩子,不过被封建道德毒害了,因之,同时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是个不幸的人。”(参见《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2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裘新江认为, “作为一个在男子面前较为庄重的青年女子,宝钗也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具有近代女性的某些性爱因素。”她不是一个由里到外都冷的“冷美人”。宝钗身上有“时代的新因素”。 (参见《宝钗新论》《滁州师专学报》1985年2期) 六、 高鹗续书研究 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的 “不幸”之一, 就是 “续书的庸妄”。 “补书在思想上, 故事发展和结构上, 人物描写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更不及原本。”(参见《读〈红楼梦〉 随笔》 《大公报》1954年1月7日至12日)刘大杰认为, 高鹗 “以极大的同情与了解, 大体上没有违背作者的原意, 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 ”, “高鹗的文学成就, 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 (参见《古典文学巨著 〈红楼梦〉 》 《解放日报》 1954年3月7日)何其芳认为,高续 “它保存了宝黛悲剧的结局,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但另外有些部分的思想内容却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在艺术的描写方面, 除了有些片段还写得较好或可以过得去而外,绝天部分都经不住细读。”高续“一方面是帮助了前八十回的流传,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鲜明地衬托出曹雪芹的原著的不可企及。” (参见《论〈红楼梦〉》)童庆炳认为, 高续有四处不足: “错误地安排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结局”; “在某些方面歪曲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充满了对鬼怪神灵的迷信描写”;“在艺术上比前八十回逊色”。但高续也有三天功劳:“正确地艺术地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结局”;“基本上完成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主要人物的性格描写”; “补充和丰富了一些批判封建社会的内容”。(参见《论高鹗续〈红楼梦〉 的功过》 《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3期)胡文彬认为, 高续“以最隐蔽、最阴险的手段篡改曹雪芹原著思想主题的。”(参见《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文艺论丛》5辑)陶剑平就高鹗著作权提出质疑。 (参见《〈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续作》《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3期)周绍良认为,“程、高只作了编辑加工,并没有什么续作的说法”。 “后四十回显然不可能是高鹗所续的。”(参见《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 《红楼梦研究集刊》2辑)舒芜认为, “后四十回妙玉结局”,“不仅侮辱了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侮辱了读作品的作者”。但续书写“黛死钗嫁”时, 有“三种笑”, “三种哭”, 这个“结局真是有大功于读者, 谁还要否定它,实在不大好理解。” (参见《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红楼梦研究集刊》2辑)白盾认为,“程、高续书决非雪芹原著。”(参见《“大悲局”与“小骗局”必须分清》《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3期) 他还认为,高鹗没有曹雪芹那忌讳“私奔偷盟”的封建上层阶级的自矜以及与其相关的保守观念, 没有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主张和不写 ‘私奔偷盟’的偏见, 因此就能越过曹雪芹所未能越过的障碍, 续出了作品应有而非原作者预想的结局。 ” (参见《试论高鹗续作之功》,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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