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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从出生那一刻起，人就被存在主义的焦虑所涵盖着——我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来？将到哪里而去？小时候，我们对世界感到好奇，对自己感到好奇，我们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长大，日常生活变得如此的五光十色——工作、爱情、车子、房子……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忙碌，我们就忘了好奇，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忘掉了这种体验。
我们给自己树立了许多的偶像，给自己树立了许多的理想。我们追逐着财富、权力，以为这些能够让我们安全；我们追逐着缠绵的爱情，并企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饮酒、吸烟、娱乐、上班，让自己生活得色彩斑斓……心甘情愿地沉沦，接受社会的安排。社会的每个人都一样，为了同样的事情高兴，为了同样的事情悲伤，拥有一样的脸孔。因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暂时充实，让惶恐不安的心灵稍得安慰。
但是，有一样东西会提醒我们，阻止我们这样沉沦——那就是死亡。
午夜梦回时，深夜独处时，当我们所有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没有朋友，也没有责任承担，这种焦虑就会不由自主出现，我们会惊觉时间之有限，惊觉自己糊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庸庸碌碌地过着每一天，又即将糊里糊涂地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时，你会发现自己实在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死亡逼迫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找到自己存在的本质——这就是存在的焦虑。一种来无影，去无踪，只有在人认真面对自己的时候，才会在内心深处呼唤你的焦虑。
存在性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是：对于命运与死亡、罪恶与谴责以及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所有这些焦虑都会同时存在，然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一种焦虑占据上峰。对于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则是最普遍的，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焦虑。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的存在，这种焦虑一般在儿童时期比较多，但是，长大以后就会淡忘。再者就是社会的成功者以及老年人身上比较普遍地存在。因为一般人忙碌生活所追求的成功已经实现了，追求过程中的种种拼搏、奋斗、挫折、愤怒、喜悦等情绪已经不能填满自己的生活空间了。生活中大段的空白会让人无所适从，内心深处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空虚、无聊、没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者——尤其是在中国，信仰崩溃的体系中——往往通过一些过激的消费、过度的行为来寻求刺激，不断地寻找生命的支撑点与着力点。没有牢固而坚定的行为和意志的标尺，人往往会陷入虚无感，无处着力。这时，自身内在的“力比多”（生命意志）会攻击自己，使自己感到焦虑和忧郁。这也是为什么成功者自杀率反而很高的原因之一。
对于一般人来说，虽然这种焦虑没有浮现，但是，并不等于不存在。西方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戈尔认为，人的自我并不是意识和思维，而是内在性和激情。自我实际上是人的心理体验，是心境，是情绪、情感和意志。
同样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罗洛·梅认为，人自出生起便走向死亡，死对人来说是唯一绝对的真实，死亡的意识必然也会引起极度的焦虑，因此，焦虑必然是构成人格的基本成分之一。
罗洛·梅也把焦虑分为正常与病态两种。正常的焦虑是勇敢地面对焦虑、采用建设性的方式面对和消除焦虑。所谓病态的焦虑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存在状态——个人消极地躲避焦虑，从而损害个人的存在。
尼采在100多年前高呼上帝死了，当时的人们狂喜得以为是人类告别神权时代，进入理性文明的伟大宣言。但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信仰倒塌，物欲横流，人们越来越无所顾忌，肆意妄为。上帝死了之后，欧洲人便陷入了可怕的虚无之中，一部分人感到焦虑、迷惘、绝望、荒诞、无意义。所以，萨特说：“上帝死去了，黑暗君临大地。”
中国也同样如此，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金钱成了我们唯一的信仰，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什么理想、信仰、原则、良心，都不如金钱、享受来得实在。当人类开始告别神权，走向现代的时候，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主宰自己。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越来越不能主宰自己。
人们在高呼上帝死了，才发现自己也死了。人们惶恐地发现自己是被莫名其妙地“投掷”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又不能自已地朝着未知的未来被投掷出去——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我们依旧如同迷茫的孩子一样，在这毫无选择的宿命之中，张惶、茫然失措、孤独无依。在短暂的一生中，我们一直让自己忙碌着，追逐着所谓的梦想与意义，价值与归属。每一种所谓的理想都是一种遮蔽，遮蔽我们面对死亡的严肃和庄重、恐惧与无奈，都有意无意地麻醉着我们的神经，让生命充满了虚假的希望。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天都会像一盏灯一样，在寒风凛冽的黑夜中熄灭，自我的世界或许将变得黑暗虚无，而且，可能是永恒的虚无。
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死而生。
几乎每个存在主义者都会论述到对死亡以及虚无的恐惧。正是对未知、死亡、虚无的强调和关注，才让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是海德格尔）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对于宇宙永恒的体悟，对于生的渴望和对于死的恐惧，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流露与心理体验。也是历代以来中国文人的心理内蕴。生命的意义必须由死亡来说明。
中国比较早的诗选汉末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其主题便是生命主题，充分表达了这种焦虑的情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优。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客行。”（《青青陵上陌》）
“人生寄一世，庵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
这些诗句都道出了人生如寄、命如朝露的客观事实。这些无名诗人所认识的“人生忽如寄”的生命现象，是以他们的存在性焦虑的心理体验为前提的。
一若曹操，被称为“奸雄”，雄武若此，也会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叹。
著名的太平宰相晏殊的《珠玉词》，触目皆是词人人生苦短之叹：“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采桑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珠玉词》）貌似伤春悲秋，无病呻吟，其实，此正是通过万物代谢、无常变化的景色表达内心的焦虑。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诸从弟序》中以貌似豁达的方式表现自己内心的焦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而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终将死亡，而且在于他能够超越这种焦虑，进而达到超精神的彼岸。人类超越存在性焦虑所表现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
西方人超越这种焦虑的途径主要是皈投于上帝、寄情于哲学与艺术。在当代社会则会依靠心理治疗。其中主要包括认知治疗与意义治疗：改变对死亡的认识。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努力地为社会创造各种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自己活得更幸福更有价值，这就足够了。
还有脱敏治疗，暴露疗法等，主要是让患者放松，想象他人死亡的过程，从而让人熟悉并接受。这些治疗手段能够在一定时间起到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超越存在性焦虑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主要有：儒家的三不朽、道家的走向自然、道教的神仙方术、杨朱的享乐主义，这是中国文人消解死亡焦虑的四种主要方式。但是，立德、立功和立言很容易化成泡影，于是，更大的可能性是向其他三种方式转化：或走向自然，或以求成仙，或耽于享乐如“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石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消解死亡焦虑的两种方式：求神仙与饮美酒。很显然，这种方式是逃避，并不能带来身心的健康。
人们倾向于忘却和逃避，所以沉沦到麻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焦虑永远存在。怎么才能让存在成为本真呢？海德格尔提出两种方法：“先行到死中去”和听从“良心的呼唤”。
20世纪全球最有智慧的智者之一，心理学大师荣格则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的支撑，要获得完全的心理健康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人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焦虑的。信仰无疑是拯救我们冲破黑暗，寻找光明的重要途径。
在《爱因斯坦文集》中，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写道：
“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信仰之一，佛教彰显了理性精神与圆融态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同时具有科学理性，最能够与当代流行的科学与心理学等相互融合与补充。作为一种宗教体系，佛教强调信仰与激情，《华严经》中所谓的“信为道源功德母”。但是，同时佛陀又讲需要理智的相信，要拥有“智信”。
众所周知，佛教的教义包含众多的完善人格、净化心灵的主旨。在大乘佛法中，还给予了那些渴望摆脱现实缺憾和苦难的人们一个可资寄托的理想世界——净土。在佛教看来，以智慧超出生死，是人解决存在性焦虑最好的办法。因为，以了脱生死为核心，教义圆满的佛教最适合于解决此问题。
佛教教义中，通过看透生死无常、人生如幻、世界本空的正见，以奉献社会、关爱他人为自己人生的目的，并且通过修行以获得解脱的道路。同时，也提供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净土法门。通过教理的学习，确认此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观察人世间的苦难，由此发起菩提之心以及希望往生的心，确认自己必然往生的坚强信念，无疑是解决存在性焦虑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人一旦确立了自己临终必然要往生净土，获得永生，在佛陀的教导下修学佛法，死亡则会变成一种囚鸟出笼、浪子回乡等值得庆幸的事情。那么，潜藏在心底的焦虑就会迎刃而解，这才是真正的“向死而生”。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死后是否能够往生，因为有了终极的归宿感，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大乘佛教认为称念佛陀名号，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有助于身心健康、安乐吉祥，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心理治疗之道。在对佛教徒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信仰坚定的佛教徒患有心理疾病的概率明显低于一般人。
净土在人间，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满怀热情的投身到人间净土的建设中来，发心为菩萨道，也同样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尽的希望。此时，“死亡”成为了一盏智慧的灯，为生命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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