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小农养殖 政策调控力减弱我国养猪业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化进程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刺激的似乎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神经了，就连生猪养殖户、经纪人也大呼受不了这如同“过山车”般忽高忽低的惊险感受。不得不承认，养猪产业的确已经陷入了一个“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怪圈，即使价格高得让消费者发出“吃不起猪肉”的感叹，相当多的养猪场却依然是“年头亏了年尾补，今年亏了明年补，基本赚不了钱”。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王智才近日分析肉价上涨的原因时，除了谈到往年也通常有的几种原因，如成本推动、气候或疫病等之外，还有一条原因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生猪散养户退出加快。他指出，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增多、收入可观，加上养猪成本上涨、风险加大，很多散养户不愿养猪。同时，受融资难、用地难、环保压力大等因素制约，规模养殖发展速度放缓，规模养殖增加量不足以弥补散户退出的饲养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供应。 这虽然不是造成此次涨价的主要原因，但却是传达产业生存状态的一个最重要信号，那就是生猪养殖业的产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不进则退，迫切需要从种源技术研发、市场信息到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保障机制。 近15年来，我国猪肉价格历经了至少5轮暴涨暴跌。对于猪肉生产及供应，历届政府可谓颇费心机，从补贴种猪仔猪生产、扶持养殖户，再到投资建标准化养殖基地，人力物力财力都投入了不少，效果也不能说不显著，但却为何难将这一产业推向良性的轨道？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所在。每一轮的政策调控都对产业的“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却没有对产业的“质”产生根本影响。面对产业的复杂现实，我们相关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和持续性都值得考究。 2007年、2008年，由于疫病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生猪供应量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大涨，有关部门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等多项扶持政策，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迅速攀升，出栏生猪数量很快供过于求，在猪肉价格短期内得以平稳之后，很快2009年、2010年又接连出现猪肉价格低迷。而政策中有关扶持规模化养殖等措施，在很多地方却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这些年，虽然我国养猪业已形成数字可观的产业，而且已经拥有了诸多高度组织化的生猪屠宰、加工大型企业，但一个基本的背景却始终未变，这便是生猪养殖行业中，圈养母猪10头以下、年出栏量在200头以下的小规模养殖户占据多数，庭院圈养的方式仍居主导地位。 面对这样高度分散的小农养殖模式，政府的调控能力是微弱的。因为散户都是各自分散决策，而且决策的期限又比较短，不是一种长期投资，没有抗击波动的能力，这种小农养殖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令政府很难收集到完善、及时的行业数据；同时因为小农经济体的分散性，政府的调控手段也很难得到落实。 难怪面对本轮涨价，很多业内专家和养殖户都希望决策部门谨慎调控。毕竟去年猪肉价格太低，养一头猪亏700多块钱，如果考虑当时的亏损状态，目前猪肉价格的实际涨幅并不算高。而另一方面，大家更希望的是，有关部门发放扶持生猪养殖的补贴时，更多地向规模化的养猪场倾斜，鼓励猪肉加工企业自建猪场。养殖户普遍反映，他们更愿意与大型猪肉加工企业对接，养殖数量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不会暴增暴减，而且应对疫病、研究和判断生猪市场供应量的起伏能力更强，也方便政府部门调控，走出猪肉价格暴涨暴跌周期的可能性更大。 可以看出，面对猪肉价格怪圈，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大养猪规模，增强养猪户抵御波动的能力。而政府若想真正加强对生猪市场的调控，首先应该扭转目前小农经济的产业模式，将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现代化的轨道，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建立规模化养猪场和大型猪肉加工企业。产业化经营才是稳定猪肉价格的长效机制。 （实习编辑：高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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