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墓地，位于江川县城北16公里的江城镇早街村后的山丘上。这里背山面水，风景宜人；这里埋藏着2000多年前绚丽多彩的青铜文化；这里凝聚着古滇人民的智慧和结晶。

     1972年春，在李家山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牛虎铜枕等重要青铜器就出在这次发掘的几座大墓中。李家山青铜器先后到日本、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地展出过，观赏者赞不绝口，叹为观止。

     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在李家山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墓 葬58座。1994年4月至5月，清理墓葬一座。1997年3月至4月，清理破坏墓葬一座。墓葬编号沿袭第一次发掘的编号顺序，编号为M28—M87。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和铜铁合制器340余件，金银器近6600件，约重9000克，还有大量的玛瑙、绿松石、海贝等。尤其是此次出土的铜鼓、贮贝器、俑、编钟等铜器种类浩繁，铸造工艺高超，滇文化特色明显，金剑鞘、金钏、金腰带、动物形扣饰器物熠熠生辉，精美绝伦。1991年至1992年的发现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文物于1993年参加了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文物精华展、1999年参加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建国50周年文物事业成就展、2003年至今先后到日本、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展出。

     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多、构思新颖、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在云南乃至世界青铜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不少专家称之为“南滇文化之花，国家稀有之宝”。它从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祭祀、葬俗、青铜铸造等不同侧面展示了战国末期到东汉初期这一历史阶段古滇国贵族的战争、生活、生产等活动，展示了古滇人民的发明和创新。

     （一）生产工具。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工具。如：铜斧、铜锄、铜铲等。这些青铜农具绝大部分为实用器，也有部分器物上刻制不同的花纹，可能用于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仪式，或者专为滇国上层人物随葬用的器物。如：“铜助”。锄是云南古代的一种起土工具，其用途与中原地区挖土的镢相同。据形状可分为尖叶形铜锄、梯形铜锄、半圆形铜锄、曲刃铜锄等类型。

     （二）生活用具。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许多青铜生活用具。这些青铜生活用具，在冶铸工艺和加工艺术上都有不少的发明和创造，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不受或少受内陆传统模式的影响与限制。如：“牛虎铜案”。首先，此案为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长约76厘米，高约43厘米，重30公斤左右，由二牛一虎组成。它是一种古代祭祀器物，用于祭祀时放置祭品，相当于现在的供桌，案以站立的大牛的四脚为足，牛背呈椭圆形凹状作案面，粗壮的牛头及朝天的双角为一端；牛尾直立一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前肢紧抓牛臀，构成图案另一端，此虎的设置可以使全案两端保持力的平衡；在牛腹下横站着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犊，此小牛的设置使全案重心下移，增加稳定。它利用对比、烘托、反衬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的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真可谓构图简洁、凝重、独特、造型完美、构思新颖、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成功地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全结合，使你有无可挑剔之感。其次，此案在青铜制作工艺上应用了范模铸造法。此方法是滇国青铜工艺中最常见的一种，比起失蜡法，更能体现古代滇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真可谓制作工艺精美，艺术水平高超。

     （三）兵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诸侯割据，边陲云南也不太平。古滇国人民十分重视兵器的制作。李家山出土的兵器有矛、戈、剑、钺、啄、狼牙棒等。兵器数量很多，制作工艺也很精。其中：有的器形与中原地区相近，但纹饰不同；有的器形、纹饰与我国内陆兵器毫无共同之处，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造型十分奇特，工艺十分精细。如：“铜啄”。其整体似长啄鸟头形，銎部置于刃部之上，与刃部呈十字交叉状，刃长且尖，可像铜戈一样勾杀。啄背部多有立体人物和动物雕饰。

     （四）音乐器材：“铜鼓”。它是滇国各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滇国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类似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中的钟鼎重器。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云南铜鼓分为“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李家山铜鼓属此类型）两种类型。从李家山出土的各式铜鼓来看，到西汉时期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造型和用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铜鼓改制成贮贝器外，还有在铜鼓鼓面上铸立人物或动物形象。如“三骑士铜鼓”、“四舞俑铜鼓”、“蹲蛙铜鼓”等。尤其是一件“鎏金铜鼓”，鼓面正中饰太阳纹，共十二芒，面上有三晕，为同心圆及三角形齿纹。太阳纹与光芒浑然一体，恰似太阳当空，光芒四射，反映了古滇人民对太阳的渴望和崇拜。此铜鼓虽然具备一般铜鼓的特征，但整体鎏金，并且高度仅10厘米，底径13.6厘米,是目前体积较小的铜鼓。显然它已失去传信和娱乐的功能，变为艺术审美和祭祀礼仪活动的专用器物，代表了古滇国贵族的权力和威严，是招引财富的吉祥物。

     （五）装饰艺术。在李家山出土的装饰器物中，青铜扣饰较为典型。青铜扣饰的构造特点是在背后有一矩形挂钩，可挂在衣服上或其它物体上起装饰作用。这批青铜扣饰无论在艺术构思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写实性较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强烈的民族特色，是2000多年前古滇国人民特有的装饰品。如“二牛交合扣饰”。二牛立于蛇身之上，蛇张口咬住公牛尾部，尾绕母牛腰际，嘴微张，双目睁圆，尾夹于后股之间，腹部前倾；母牛头前俯，尾上扬，后腿略弯曲，与公牛配合默契，作交合状。如此生动的交合场面对于后来的封建文化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今天我们看来也有些目瞪口呆，似乎显得有些“俗气”。而对于古滇国的人们来说，它却是一件张扬于众的衣服扣饰。这表明古滇国的人们，也不相信畜牧的繁殖是感应而生，而是要通过公母的交配才能繁殖后代。这充分体现了古滇人民盼望早生牛犊、多生牛犊的强烈心情，因为牛是古滇人民财富的象征。他们以此种无声的艺术语言，达到了反映滇文化古朴、凝重、形象、生动、奇特、精美的艺术效果，充分体现了古滇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