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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 1、古代小说含义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 在我国，“小说”一词的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叙事性的内容，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是，最初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是不相同的，它是指一引起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即“悬”，“令”即“美”，他的意思是说，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先举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任公子钓鱼与众不同，他用大钩长线，用五十头键牛作钓饵，然后他蹲在浙江的会稽山，把鱼饵投放于东海，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钓到鱼，后来终于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吞食了鱼饵，大鱼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冲天，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而任公子所钓到的大鱼，使方圆几千里的人都饱餐了鱼肉。庄子由此生出感慨说，那些拿小竿细绳，直奔小河沟渠，守着些鲇鱼鲫鱼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任公子从容洒脱，毫不着意，反而钓到了大鱼，因此，凡事只有任其自然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庄子最终想要说明的道理。而庄子所说的“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的小道，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案其实，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在这里，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并举，显然是贬“小说”而扬“大达”的。他是把儒、墨等诸子视为无关道术的琐碎言谈的，认为它们是“小说”而非“大达”。但是，尽管庄子鄙薄小说，但“小说”一词却由此起步而不断演化发展。到了东汉初年，桓谭作《新论》，称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认为从内容上讲，“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而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不同于官方的高文典策。从形式上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方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从功能上讲，“小说”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从这几个方面看，桓谭所说的“小说”已具有了文体的意义。到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将小说家列为当时之一家。他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这是中国官方史家对小说作出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与评价。它指出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由小说家采集记录而成一家之言的，虽是小道，尚有可观之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曾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书大都散佚了，但从其中一些残存的遗文，我们大致可以测知汉人的小说观念。大致而言，古人所谓的小说，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就中国古小说的源头而言，颇为复杂，大抵古代神话、史传、民间传说、人物寓言、秩事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其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教科书上从神话、寓言故事与史传三个方面勾勒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大致合理。不过由于上述来源中的琐杂内容，往往散见于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所注意，尚只能看做是小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发展才趋于繁盛。这一时期创作小说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现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约有五十余种（其中魏晋时期23种，南北朝时期约近30余种），而且形成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别，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2、《搜神记》等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数量本来很多，但到了今天，其中大多数已经散佚，现存完整与不完整者约有三十余种，其中干宝的的《搜神记》是比较重要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汉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张华《博物志》、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子推的《冤魂志》等。 关于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论析。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指出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说明了志怪小说产生的根源。 大致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混乱而引起的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与志怪小说的创作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容易获得传播的土壤。当时的志怪小说家大都是相信鬼神存在。干宝《搜神记》曾说是为“发明神道之诬”。他创作《搜神记》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生前宠爱的一个侍婢，他母亲很忌妒，便在他父亲落葬时，把侍婢推入了墓中。经过十余年，他的母亲也死了，因为把父母合葬，就把父亲的墓再打开，发现那个婢伏在棺材里，似乎还活着。载还家中以后，过了一天她苏醒了，并且说在墓中的时候，他父亲常常给她饮料、食品，恩情与生前一样，又常把家中的吉凶事告诉她。她所说的那些吉凶之事，跟家里的真实情况完全一致。二是干宝的哥哥曾因生病而气绝，但躯体不冷，经过几天才苏醒，自言在这期间曾见到鬼神。干宝辑录自古代至当时的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种种怪奇之事，写成《搜神记》。当时的志怪作家创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志怪小说中充斥了不少宗教迷信的内容，不过，由于作者在创作时“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在志怪小说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鞭挞统治阶级凶恶残暴，表现人民反抗精神的故事。如《搜神记》中《干将莫邪》、《三王墓》、《韩凭夫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记述楚国巧匠干将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他的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情节虽然离奇，但却反映了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慨。后者记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其妻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何氏在遗书里要求将她与韩凭合葬，王怒，不听，将两人分葬，而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桓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这个故事不仅暴露了统治者的无耻和残暴，更赞扬了被压迫者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此外还《述异记》中的《封邵》：“汉室城太守封邵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时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也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性。 二是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其中记载的谢端，是一贫苦的农民，“少丧父母，无有亲属”，被邻人养大，尽管他“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得连妻子也娶不上。一天他捡到一个大螺，拿回家放在瓮里，此后，他每天干活回来，总有现成的饭菜等着他。开始他以为是邻人的馈赠，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少女为他准备的，这位少女就是大螺变的。她本是河里的白水素女，被天帝派来为谢端“守舍炊烹”，素女走后留下螺壳“以贮米谷，常可不乏“。而谢端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此外还有《幽明录》中的《刘晨玩肇》的故事。等等。 三是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事故。如《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父喻》等。 四是不怕鬼的故事。如《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等。 五是神话传说故事。如《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列异传》中的《贞女石》等。 3、《世说新语》等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的志人（轶事）小说，数量亦不少，主要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其中，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而以《世说新》最具代表性。 志人小说的产生是与魏晋以来士族之间所盛行的人物品评之风密切相关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用为清痰。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宠也。”志人小说的出现，是魏晋以来清淡之风影响的结果，志人小说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清淡颇为社会所重视，记载名士清淡言论的志人小说便在社会上有社会需求。一些士族子弟要想获得声名而仕进，就必须学习名士言谈和风度，志人小说则成为学习的“教科书”。殷芸《小说》就是奉梁武帝的敕命而编纂。 在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最重要的一部。它是这类小说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以类相从，分为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最多者“赏誉门”156条，最少者“自新门”2条。其中上卷四门，中卷九门，下卷二十三门。主要记述的是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而尤重于晋。梁代时刘孝称之为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书，以博洽而著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就《世说新语》所记的事情来看，作为史实，大多数都无关紧要，但却可以藉此窥见人物的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如：《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二人对待财物与权贵的态度，将二人的不同性格写了出来。再如《雅量》门：“桓公伏甲设馔”：“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通过把人物放在紧张的环境氛围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气度，写出了二人的性格。 （3）把记言与记事相结合，如《雅量》门中的“晋武帝见慧星”：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通过语言行动，把晋武帝见到慧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现出来。 （4）《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如《言语》门的《桓公北征》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钟毓兄弟见文帝》：“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小来。’于是勒见，毓面有汗，帝曰：‘卿而何以汗？’毓对曰：‘战战煌煌，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所以胡应麟《少室出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点 （1）从小说创作观念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是出于实录，不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在作者心目都是作为曾继发生过的真事来记录，而且把求真作为他们的目标，而“未必尽设幻语”（胡应麟语），因而在艺术想象上不免有所欠缺，只有个别故事，尚有富有想象。如《阳羡书生》（吴均《续齐谐记》） （2）在篇幅上比较短小，只是粗陈梗概；在情节上比较简单，这与唐传奇的“作奇好奇”而形成的情节曲折生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骈文与辞赋 1、骈文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的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经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美摇荡样之所谓”文的特点，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就文体持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骈四俪文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 第二，在语言上，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象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 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词藻的华丽，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由于骈文的创作注重形式美，因而过去一直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受到批评。就总体而言，南北朝骈文中确有一些内容浮泛、风格萎弱、片面追求形式华靡的作品，但是其中也不乏颇有价值的优秀之作。尤其是一些将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更为人们所喜爱而传诵不衰，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下面摘录一些篇中的句子，即可看出其特点。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沧浪！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丘迟《与陈伯之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沈鳞兢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禅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宿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吴均《与朱元思书》 2、辞赋——辞赋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十分可观，而且在题材、内容与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两汉的辞赋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内容，无一不可入赋。 第二，赋的抒情性大大加强，而在体制上则趋于短小，长篇巨制的大赋的数量逐渐减少，因此，抒情小开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一大特征。 第三，由于受到骈文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辞赋在句式上逐渐骈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赋体，即骈赋。 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数量众多，基保影响最大者主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 三、散文——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并不发达，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是一些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其文风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骈文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部著作，即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在北魏时，先后担任过尚书主客郎、治书御史中尉、鲁阳太守等职。《水经注》是他现存的唯一的著作。《水经注》传说是汉代桑钦所著，但现在多认为是魏晋时无名氏作，《水经注》原书共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而郦道元作《水经注》四十卷，将其所记河流增至一千二百五十条，注文字数超出原书二十倍。因此成为我国地理学著作中的名著。不仅如此，这部书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山水景物的生动描绘上，其中《江水注》对“巫峡”一节的描绘最为著名：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侧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茶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字先写山，再写到水，然后山水结合，再写行人的感受，最后以渔人之歌作结，余味悠长。这种文风对后代作家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杨衒之也是北魏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据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洛阳伽蓝记》是作者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卷”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而作的。全书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东、南、西、北五个区域，记录了42座寺庙。此书结构上采用合本子注，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井井有条。 其价值：——（1）书中对洛阳佛寺的记载多系实录，因而颇具史料价值。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的面貌与状况。 （2）本书虽以记载佛寺为主，但却在记录佛寺的同时，多侧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洛阳的情况，涉及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市井景象，民间习俗等，其中许多情况，可补史书之缺。 （3）在文学上，此书的语言骈散相间，描写生动，风格典丽而清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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