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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诗词散文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与小说、戏曲相比，明清诗词散文不是重点。但六百年来诗歌数量很多，名家与佳作也不少，因此对其发展全貌以及一些代表作家有所了解，还是必要的。在学习过程中，应基本了解明清诗歌的流派、特点及其斗争。 第一节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一、清初诗坛 11、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清朝入关以后，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引起了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了四十年。除明朝的残余力量还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带士大夫的抗清运动前赴后继，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和骨气，还有很多明末的遗民虽未参加武装斗争，却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宁肯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他们中间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文人，都身经世变，作品中时常反映那个时代的民族斗争，充分表现了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因此，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诗人。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他痛感明亡之后，士大夫气节的丧失，乃力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起人们的国家感情和志气，这对后来的起义反清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主张学以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佞谀之文，认为言志为诗之用，观民风为诗之用，而赞成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论诗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的诗多写国家兴亡大事，托物言志，吊古伤今，充满了深厚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曾纠集义兵抗清为鲁王监察御史，又先后渡海及走宁波结山寨，坚持抗清斗争。他认为封建皇帝将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乃“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出仕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种民主主义思想是他从明末的现实政治和出生入死的斗争中认识出来的。他熟悉明朝的历史掌故，写了许多传记文，表扬抗清英雄其和志士。王宗羲的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许多诗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举崇祯乡试。明亡，起兵抗清。瞿式耜荐为桂王行人。后辞归，以著述为事。他在《黄书》、《噩梦》中主张保护种族，抵御侵略；土地应归耕者所有，“非王者之所得私”。这些议论从当时社会情况出发，极有现实意义，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往往追述往事，感慨平生，从中透露了一些抗敌救亡的活动和情绪。他论诗“以义为主”，以情景“妙合无垠”为贵。他的许多诗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贯彻这种写作精神的。他又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贡献卓著，受楚辞影响较大。 22、屈大均和吴嘉纪 ：吴嘉纪（1618—1684），字野人，泰州布衣。家居海滨，每遭水患，而“苦吟不辍”由于生活穷困，又处在兵祸惨烈的年代，使他体会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诗歌主要写兵酷灾荒和民生疾苦，具有直朴古淡的苍劲风格。长于乐府和五七言古诗。屈大均（1629—1696），是清初遗民中行辈较晚的诗人，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反对剃发垂辨，因而削发为僧。他认为自己是屈原的后代，对屈原表示崇敬。常常通过历史英雄人物的吟咏来寄托爱国的思想感情，对鲁仲连、荆轲、陈胜、诸葛亮、文天祥等及其相关古迹都有歌咏，或取其抗秦，或取其兴汉，特别对鲁仲连的义不帝秦极力歌颂，认为“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其民族意识非常强烈，诗歌现实内容丰富，同时也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的诗歌感情奔放纵横，激荡昂扬。 33、其他遗民诗人：其他遗民诗人中，阎尔梅的诗歌吊古伤今，感念时事，格调苍劲。杜濬，湖北黄冈人，他以文章气节自励，诗学杜甫，尤长五律。往往借题发挥，多所寄托。风格浑厚。如《古树》云：“闻道三株树，峥嵘古至今。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孤撑休抱恨，苦橺亦成阴。”钱澄之字饮光，安徽桐城人，曾为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后归隐田间。其诗五古冲淡闲逸，《田园杂诗》诸作颇近陶渊明；乐府歌行多反映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如《水夫谣》云：“水夫住在长江边，年年捉送装兵船。”“爷娘养汝才得力，送汝出门倚门泣。”《搏虎行》、《孤雁篇》等都有寄托，有讽刺，与张、王乐府相近。归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玄恭，昆山人。清兵南下，下令剃发，城中士民大哗，庄鼓动群众杀县令，闭城据守，城破，杀四万人，庄亡命得脱，穷困以终。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惨祸。由于生活穷困，又处在兵祸惨烈的年代，使他体会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诗歌写甲申国变，足可证史。他长于乐府和五七言古诗。归庄为人豪迈尚气节，与顾炎武有“归奇顾怪”之称。 4清初诗人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明末王、李、锺、谭的诗风渐为一般诗人所厌恶。只是各就自己的学历和爱好来进行创作，大抵不拘一格，不名一家。因而出现了清初爱国作家以外的几个不同诗派。 4、钱谦益与虞山诗派：钱谦益（1582--164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南京，钱谦益降清，仍作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他是清初最早的诗人。政治立场不稳定，仕途坎坷。论诗反对严羽的“妙悟说”，斥为“无知妄论”诗歌叙事抒情，各体兼擅，七言律诗学习杜甫，情词怆恻，沉雄苍凉。《后秋兴》是他的七律，主张诗要“有本”，以为“国风”、“小雅”，《离骚》及李、杜等人之作从肺腑中出，莫不有本。组诗，共一百二十四首，是一种创造性的史诗巨制，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受钱谦益的影响，产生了虞山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 55、吴伟业和梅村体、叙事诗：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并称。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的诗歌较多。痛失名节的悲吟，是吴伟业诗歌的另一主题。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其七言歌行，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其诗歌文词清丽，音节调谐，既微婉含蓄，又沉着痛快，构成吴伟业诗歌，特别是七言歌行的艺术特色。 66、王士禛及其神韵说：钱谦益之后，王士禛成为一代正宗。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论诗以神韵为宗，大抵出于严羽的“妙悟”、“兴趣”之说，而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得最高境界，提倡“神韵说”。王士禛得爱好，主要倾向王孟韦柳一派，他得诗歌正是按照自己得主张来进行创作得。入蜀使粤诗的变异，是王士禛诗宗宋的反映和结果。王士禛一生大半生活于清政权渐趋巩固的时代，他早期还有少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作品，如《养马行》、《春不雨》、《蚕租行》等；也有一些感慨前朝往事的，如《淮安新城有感》、《秦淮杂诗》等。这些诗措辞多隐约吞吐，已经缺乏清初遗民那样的战斗精神。中年以后的作品则多数韦歌颂朝廷威德，流连风景，咏怀古迹，以及应酬赠答为多，虽间有讽刺寄托，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德。但由于他德爱好以及艺术修养，他的诗作，风神独绝的神韵诗占了主流，尤其是山水诗，风致清新，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7、康熙朝的其他诗人：康熙诗坛上，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宋琬也称“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他曾被人诬告下狱，拘囚三年，险遭不测之祸，故集中感伤忧患之作特别多，如《感怀》、《听钟鸣》、《悲落叶》等，极其悲愤沉痛。他的诗五言古歌行较胜，王士禛以为“间闯杜韩之奥”。七律好作壮语，颇拟放翁。施润章（1618—1683），字尚白，号寓山，江南宣城人。康熙中，应试博学鸿儒，为翰林院侍讲。他官江西参议时，正值大乱之后，地方残破，天灾人祸，十分惨重，而政府急征军粮，限期迫促，他亲眼目睹这种情况，写了《湖西行》、《临江悯旱》等诗，反映了对人民的苦难，同时也流露了对人民的同情。施润章长于五言诗，写景抒情，接近王维、韦应物代表施氏诗的主要风格，与宋琬的磊落雄健诗风不同。 此外还有查慎行和赵执信。查慎行（1651－1728），字夏重，号初白，浙江海宁人。他早年从军西南，又遍游南北，凡地方风物、人民生活以及山川形势，多见于诗篇。他的五七言古诗得力于苏轼，辞意宛转畅达，近体颇学陆游。大抵查慎行的诗以白描见长，不尚藻丽。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他论诗与王士贞不合，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这都是正确的见解，击中了渔洋的要害。有很多反映人民疾苦和被迫暴动的诗，如《后纪蝗》、《氓入城》等。他诗风的主要特征是清新峭拔，思想深刻。 二、词的中兴和纳兰性德 词发展到南宋已达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词乃退居次要地位。清初词人辈出，成就亦超过元明，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陈子龙《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遗民词，王夫之、屈大均为其代表。 11、陈维崧和阳羡词派：（1625－1682），号迦陵，曾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故又称朱称。他作词极多，其词模仿苏辛，以豪情抒悲愤，尊词体，以词并肩“经”、“史”，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有“词史”之称。不过他的词豪放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剑拔弩张，缺乏必要的含蓄。同时，他的词还有另外一面，兼有秦、柳风调。 22、朱彝尊和浙西词派：朱彝尊（1629－1709），博学工诗，又工为词，曾辑撰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是所谓浙派词家的代表。其词以姜夔、张炎为宗，多在字句声律方面用功夫。词中“劝百讽一”的写法不足取。但崇尚醇雅，字琢句练，以醇正高雅为盛世之音，绵亘康、雍、乾三朝。同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岸登等都善词，以姜、张为宗，与朱彝尊号为浙西六家。 33、纳兰性德和“京华三绝”：纳兰性德（1655－1685）。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工为词，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尽李煜。因任康熙皇帝侍卫，多次奉命出塞，其中部分抒写边塞生活的小令，较有特色。其爱情词低回悠渺，执著缠绵。曹贞吉词多为咏物怀古、哀生伤逝之词。顾贞观《弹指词》以情取胜，宛转幽怨。此外吴伟业、彭孙逼、毛奇龄等，也写有优秀词作。 三、古文三大家 明末清初，学者们提倡经世致用，以振兴民族。顺应时代的要求，散文讲求“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对“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扩展。代表作家是号称“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侯方域散文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魏禧散文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反对模拟。汪琬写人状物笔墨生动，散文力主纯正。清初散文家还有廖燕、王猷定、姜宸英、邵长蘅等。以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特点抒发感情反映现实。 第二节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一、流派纷呈的诗坛和袁枚 11、格调说”与“肌理说”：乾嘉诗坛，才人辈出，各领风骚。沈德潜（1673—1769）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早年以诗论和选家著名，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要求诗必须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他主张诗人“立言”，在太态度上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须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要求诗人不要揭露矛盾和斗争，努力维护封建统治，选诗“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而一归于中正和平”。这个诗派是乾、康“盛世”的产物，它为当时脱离现实的诗风，找到了比“神韵”派更为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理论。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论诗主“肌理”说。认为“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将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可见作诗重要的事，不在高举神韵，或死守格调，或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他们或主“格调”，或言“肌理”，固守儒雅复古的阵地。 之后，厉鹗扩大浙派的门户，研究宋诗，作诗也取法宋人，读书既极搏博，特别熟悉宋元以来杂记小说，因而喜欢在诗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为饾饤琐屑一派。他生长杭州东城，有些近体诗，刻画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现实内容，他的独辟蹊径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其形式主义倾向。袁枚、赵翼、郑燮标榜性灵，摆脱束缚，追求诗歌解放。郑燮非常推崇杜甫，认为杜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爱国爱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乎？”他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黄景仁等抒写落寞穷愁，吟唱出盛世的哀音。 22、袁枚及性灵派诗人：比郑燮更加彻底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是稍后的著名诗人袁枚。袁枚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主张诗写“性情”，“作诗不可以无我”。这就是说，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在他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都是“有定而无定，到恰好处”即妙。他的诗创作，确如他自己说的,直抒“性情”，即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格调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是赵翼和蒋士铨。他们的诗论主张，基本和袁枚的相近。赵翼强调诗的发展，他所强调的新，对盲目崇古的诗坛偏见，是非常有力的冲击，只是依然未着实际，主要指的是形式、语言等表现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离开形式主义的道路。此外，还有舒位、王昙和孙原湘。 二、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11、桐城派：“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派的散文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方苞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首倡“义法”说。“义法”是言之有物而有条理。义决定法，法则体现义。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刘大櫆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匠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其文章指摘时弊，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姚鼐在桐城派中的成就最高。他既欲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又以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显然是刘大櫆理论的补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与清中叶的统治思想适应的。他们强调“义”或“义理”，强调义理和文章的统一，特别强调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传统古文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22、桐城派以外的散文 桐城派之外，具有明代小品文风采的是袁枚、郑燮和沈复等。 三、骈文的复兴和汪中 清代汉、宋学之争使得骈文在清代浓重的学术文化氛围里，重又得到肯定和利用。“骈文八家”是由吴鼒鼓选辑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和孔广森八人骈文为《国朝八家四六文钞》而来。汪中是清代骈文成就最高的一位，被视为清代骈文复兴的代表。李兆洛与恽敬、张惠言合称“阳湖三家”。李兆洛选录的骈体文章汇为《骈体文钞》，在骈文选集中流行较广，影响也大。 四、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 11、浙派词的嬗变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后浙派词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又有真气少存、意旨浅薄之弊，后学枯瘠琐碎，加速了衰落，引起吴锡麒、郭麐等以融贯通变进行挽救。 22、常州词派：常州派发韧于嘉庆初年，后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张惠言是学者，又是古文“阳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词人。他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倡导词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常州派周济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作，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对词的比兴寄托非常重视。此外，博取各家之长的词人，也是填词的佼佼者。有郑燮、蒋士铨、黄景仁、洪亮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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