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岑 ]——(2002-5-18) / 已阅22733次 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 岑 （郑州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内容摘要］ 民法上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夫妻之间相互有继承权，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而非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继承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关键词］公序良俗 法律行为 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 特别法 一般法 [基本案情]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1 [审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向婚外同居人的遗赠无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该判决的人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体公正、法院审判的社会效果、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上进行论述。反对的人分别从法律适用原则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院的独立审判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几个方面表达了对法治建设的忧虑。 要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是否违反善良风俗，无非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法律行为的客体。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如客体本身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则法律行为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以人的身体，身体一部分为标的的合同，奴隶买卖合同、代孕母协议、买卖赃物、珍稀动物等。 二、法律行为的内容。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不结婚之约定、负担杀人等犯罪行为义务之约定、私通之约定、赌博行为等。 即使目的或动机善良，不具有违法性，但法律行为内容违法或具有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无效。例如：一位丈夫向其妻子承诺，今后不单独进行业务履行或娱乐履行。妻子要求这样承诺，旨在防止已经有过过错的丈夫实施有害婚姻的进一步行为（与其他女人在一起），这个目的无可厚非，但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对丈夫的行动自由作出这样的限制，有违婚姻的道德本质，违反善良风俗[3](P511)。 本案中，遗嘱的内容只是黄永彬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张学英，具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遗嘱及遗嘱行为的内容，法院认为，遗嘱内容合法违反公序良俗显然有误。 三、一定法律行为的内容因与金钱相结合，而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例如，给证人以报酬的允诺，付金钱而为性交的行为等。 四、法律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但条件的违法性或反社会性，可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要，于条件成就时，履行该法律行为有助于增长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条件的违法性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例如， 以建立或维持不论关系（姘居）之赠与，应为无效。但已结束不伦关系为条件之分手金给予合同，应为有效［4］（P340）。因其履行对社会并无害处。 五、动机或目的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致使法律行为无效。一般说来，动机是推动行为人去追求某种目的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起因。目的是在一定动机的推动下，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 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一般并不去考察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当动机或目的与法律行为相结合，有助长反社会行为实现的具体危险时，法律行为也具有了反社会性。当事人的非法目的和动机就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如为履行一个非法约定所作的给付行为、债务免除行为。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仅表意人主观上有非法动机和目的不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有在"一方当事人追求的不法目的，为他方所知悉时"，才能认定该行为无效。例如，以卖淫为目的而承租房屋，在房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合同并不无效。 三、 公序良俗原则在性道德领域适用的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性关系的自由化，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姻家庭和性道德领域的适用呈现缓和的倾向，各国判例也对之采取宽容的态度。 首先，对于纯粹的辅助行为，经常被认定为有效的，并不违背公序良俗。例如，许多年以来，德国民法理论一直认为，将房子作为妓院使用或出租给妓女使用，该租赁行为则因动机不道德应被宣布无效。但最近的判决表明，这类合同通常是有效的，除非出于特别的目的而将租金定的特别高，以此作为剥削妓女的手段或者将他们束缚在卖淫活动上[5](P225---226)。 《立法法》规定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但它适用于适用于不同效力的规范之间，即宪法效力高于法律、 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的政府规章。只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之间，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而没有基本法律优于一般法律的说法。须知，《继承法》也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作为特别法的《继承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事实上，《民法通则》的大部分条款已被《合同法》、《担保法》、《合伙企业法》等一些特别法所修改，《民法通则》已事实上成为见证中国立法进步的历史文件。依二审法院的理解，《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不一致的地方，不能适用合同法，难道应适用《民法通则》？ 在梁慧星和徐国栋两先生的倡导下，民法基本原则为“帝王条款”，为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的观念，在理论与实务界已经深入人心。但法律适用上的基本原则，“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显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适用法律，应首先适用具体条款，只有在具体条款没有规定且无法类推适用时，或者适用具体条款严重违反公平时，才可适用一般条款，并且必须详细说明理由。本案中，《继承法》有明确规定，却要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这种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的条款，显然违反了“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民法基本原则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适用。但现在的状况是，民法基本原则被大量的适用，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动不动就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判案，这“帝王条款”也太不尊贵了。就目前法官的素质，赋予其如此大的权力，我不清楚，民法基本原则的滥用，对法治建设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透过本案的处理，我看到的是：在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外衣下，公序良俗原则成了摧毁法治秩序的方便之门。 参 考 文 献 [1]梁慧星, 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J].梁慧星,民商法论丛(一)[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2]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3）[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著,邵汉东译,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 [台]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法律出版社,2001. [6][台]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1995. [8]俞吾金,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J],求是学刊,2001,9. 郑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生,450052 chencen@zzu.edu.cn ( 陈岑(1978－)，男，山东兖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0371－7765024 1 详细案情请参见《判例与研究》2002年第2期，第47页，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1年11月26日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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