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学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过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在中医各家学说领域里，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研治伤寒而卓有成就的医家统称为伤寒学派。该派始于晋唐，盛于明清。其学术研究历千余年而不衰，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学派诸家以《伤寒论》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学家张机所著，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代表丁东汉以前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特点是把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融理法方药为一体，从而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由于该书具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人们的青睐，当时名医华佗就曾赞誉：“此真活人书也”。可惜的是，由于汉末战乱，该书问世后不久就散佚不全，未能广泛流传。直到晋·太医令王叔和通过收集整理，将其书中的伤寒部分的内容重加编次，名曰《伤寒论》，成为流传后世的唯一传本。后世医家所藉以研究的正是经过了王叔和重编的《伤寒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导致了后世医家在《伤寒论》条文真伪问题上长论》学术研究中的——个重要方面。总之，伤寒学派诸家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伤寒学派。根据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伤寒学派大致可分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和明清时期伤寒三派，·
一、宋金以前伤寒八家
仲景《伤寒论》自叔和重编而流传后世，受到历代医象的普遍重视。从晋迄宋，研治伤寒卓有成就者约有八大家，他们是晋·王叔和、唐·孙思邈、宋·韩柢和、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金，成无己。兹分述如下：
王叔和，字熙，晋太医令。其对已散失不全的《伤寒杂病论》进行收集整理和重新编次，使《伤寒沦》得以保存并流传后世。其所整理的《伤寒沦》传本为十卷22篇。一般认为，前三篇《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和后八篇即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均为叔和所增。中十篇即·《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到《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保留了仲景辨治伤寒的基本内容；其所增诸篇内容反映了叔和研究《伤寒论》的成果，可知其研究思路是从脉、证、病、治人手，尤其重视对脉诊的辨析和治法的宜忌。这在伤寒研究中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另外，其中《伤寒例》中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寒毒发病说，引《内经》以例伤寒三阴三阳，倡言风伤卫、寒伤营等，皆为首倡，并对后世学术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研究伤寒的内容见于{千金翼方》的第九、十两卷中。孙氏创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方为纲，归类相从，以揭示伤寒六经辨治的规律。例如，太阳病分为“用桂枝汤法”、“用麻黄汤法”、“用青龙汤法”、“用柴胡汤法”、“用承气汤法”、“用陷胸汤法”等。这种以方为纲、比附归类的研究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研究之先河，也为其他多种分类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孙氏研究伤寒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他特别推崇太阳病中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他说：“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凡疗伤寒，·此之三方，不出之也。”这一观点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方有执、喻嘉言宗其说而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成为错简重订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之一。
韩祗和，北宋医家，著《伤寒微旨论》，惜原本已佚。今有传本，系后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其析伤寒之病机为阳气内郁，冶伤寒杂病于一炉，强调从脉证人手分辨，主张杂病证为先，脉为后；伤寒脉为先，证为后。主张师仲景之心法，而不泥论中之方药，故临证多白拟方。尤以依时令用药为特色，大致分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三个阶段。这种重视因时制宜的观点在诸家中颇为突出。
朱肱，字翼中，自号无求子，曾任奉仪郎，故后人又多尊称为朱奉仪，北宋医家，著《南阳活人书》。其治伤寒，重视经络的作用，曾谓“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认为伤寒三阴三阳病即是人之足六经为病，主张从经络辨识病位，伤寒六经经络之辨自此倡言。其又注重病与证的鉴别诊断。主张“因名识证，因病识证”，可谓是病与证结合辨析的首倡者。诊断．卜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方药研究则承袭孙思邈之法，以方汇证。颇切实用。
庞安时，字安常，北宋医家，以善治伤寒闻名于江淮间，著《伤寒总病论》。阐发广义伤寒的病因为冬伤于寒毒杀厉之气，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暑病，至长夏发为湿病，遇八节可发为中风。此说系承袭《伤寒例》而发挥者。其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南北高下、季节气候寒温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颇具临床指导意义。其讨论天行温病为感受四时乖戾之气而发，具有流行性、传染性。其辨治既与伤寒大异，也不同于一般温病。其结合发病时节与证候，将天行温病按孙思邈《备急干金要方》中的命名分为五种。曰青筋牵、赤脉空格，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各系以主治方药，大率以清热解毒为法，重用石膏组方。虽其证治方药均取材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然其汇集成篇，以示有别于伤寒，亦属高人之见者，对后世余师愚治疫不无影响。
许叔微，字知可，宋·真州毗陵(今江苏武进)人，著《伤寒百证歌》 《伤寒发微沦]《伤寒九十论》等。其于{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主张以阴阳为纲，统领表里寒热虚实，并把六经分证和八纲辨证紧密地结合起来。其《百证歌》《发微论》均体现了这一思想。许氏对伤寒方证的临床应用十分娴熟，其{伤寒九十论》就是他临床应用仲景方的骏案汇编，共收集其临床伤寒治验g)例。其辨证、方治及论说皆本于《伤寒论》，颇具启发性。该书既是一部伤寒验案集，又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专著，有一定学术价值。
郭雍，字子和，宋-河南洛阳人，著《伤寒补亡沦》。其因于《伤寒沦》中方药有缺失，遂摭取后世方以弥补之。其所取以朱肱、庞安时、常器之三家为多，兼取其长。朱、庞之书，世有传本，而常器之论著已佚，赖《补亡论》存其一二。常氏善守仲景方而活用之，对原论中未出方治诸条，常氏每取论中它方以补之，而颇切当。如“疮家身疼痛不可发汗”条，原论未出方治，常氏谓可与小柴胡汤；“太阳病吐之，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条，常氏补以竹叶石膏汤。若非对{伤寒论》有深刻研究者，不能有此高见。郭氏收采世说以补亡，确有意义。
成无己，金·山东聊摄人，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他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有首创之功。其注释的特点可概括为以经释论，即以{内经》《难经》的理论来解释《伤寒论》条文的机理。例如，他引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形寒饮冷则伤肺”来解释论中小青龙汤证外寒内饮的病机，故其注释水平较高。他还特别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所著《伤寒明理论》就是一部关于伤寒临床症状鉴别诊断的专著，列举《伤寒论》中五十个常见的主要症状进行类症鉴别，如发热、寒热、潮热、烦躁四者的异同，四逆和厥冷的鉴别等，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四方面详加辨析，颇有独到见解。
从晋唐至两宋研治伤寒者不下数十家，举以上八家为其代表，各从不同角度阐发《伤寒沦》的辨证论治精神，他们的学术成就对后世治伤寒诸家有很大影响。至此，伤寒学派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形成较早的一个学术流派。
二、明清伤寒三派
宋金以前伤寒诸家治伤寒各擅其长而无争鸣。自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实施重订，方启后世伤寒学术争鸣之端。至清代诸家各张其说，由争鸣而渐次形成伤寒内部不同的学术流派，即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1．错简重订派
认为世传本《伤寒论》有错简，主张考订重辑的观点为明末方有执所首先提出，清初喻嘉言大力倡导之。而后从其说者甚众。形成错简重订一派。
方有执，字中行，明，安徽歙县入．著《伤寒论条辨》。其云：“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其所重订，削去《伤寒例》；将《辨脉法》,《乎脉法》合二为一，并移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把太阳病三篇分别更名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将桂枝汤证及其相关条文共66条、20方列入《卫中风》，麻黄汤证及相关条文共57条、32方列入《营伤寒》，青龙汤证及相关条文共38条、18方列入《营卫俱中伤风寒》。六经之外，另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计20条、3方。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了叔和所诠次之《伤寒论》原貌。
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著《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赞赏方有执错简重订的观点，并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以此三纲订正仲景《伤寒论》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尚论篇》虽保留叔和之《伤寒例》，但其意在驳斥其非；对成无己之校注亦大加批评。喻氏之论，与方有执尊重王叔和，含蓄地批评后世注家的做法自是不同。以致后来从其说者无不攻击王叔和，批驳成无己，喻氏可谓始作俑者。
主张错简重订的其他医家还有：
张璐，字路玉，号石质，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著《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等。观点悉从方、喻，尤以喻昌之说为法。
吴仪洛，字遵程，清·海盐人，著《伤寒分经》。推崇喻昌《尚论篇}，附和其三百九十七法之说。
吴谦，字六吉，清·安徽歙县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乾隆时任太医院院判。奉敕编著《医宗金鉴》，内有《订正仲景全书》。其中《订正伤寒论注》其编次悉以方有执《条辨》为蓝本，取方、喻之注亦复不少。因其为御赐书名，颁行天下，故其影响甚大。幕后从方、喻之说者甚众，与此不无关系。
程应旄，字郊倩。清·新安人。崇尚方有执之说，故名其所著为《伤寒论后条辨直解》，倡伤寒六经统赅百病之旨。
章楠，字虚谷，清·会稽人，著《伤寒论本旨》，依方有执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例编定。
周扬俊，字禹载，清·吴县人，著《伤寒论三注》。兼采方、喻两家之说，合以己见，故名《三注》。而每一篇首必揭示经脉环周之说，为其独创。
黄元御，宇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昌邑人，著《伤寒悬解》。侈言错简尤甚，兼采方、喻之说，而以阐发五运六气见长。
总之，错简重订之说，自方、喻倡之，附和者众，故尔成派。诸家以错简为由，行重订之实。其所重订，大多围绕风寒中伤营卫之说为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景伤寒六经辨证论治的规律性。该派医家思想活跃，不囿于旧说，有一定创新精神，为伤寒研究注入新风，固为可嘉。然而，若过分强调以恢复《伤寒论》旧貌为目的，则不免有强加于古人之嫌了。
2．维护旧论派
维护旧论派是指主张维护世传《伤寒论》旧本内容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的众多医家。同讥讽王叔和、批评成无己的错简重订派诸家相反，维护旧论诸家对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和成无己首注《伤寒论》持基本肯定和褒扬的态度。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使之流传后世有功于仲景；成无己首注《伤寒论》，引经析奥，为后世诸注家所不及。因此，世传本《伤寒论》的内容不能随便改动。尤其是《伤寒论》中十篇即六经证治部分并无错简，无须重订。只可依照原文研究阐发，才能明其大意。主张仿照治经学的章句法进行注释，故称维护旧论派。该派代表医家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
张遂辰，字卿子，明末仁和县人，著《伤寒论参注》。他认为，王叔和所编次的《伤寒论》虽卷数略有出入，而内容仍是长沙之旧；成无己依旧本全文加以注释，其“引经析义，诸家莫能胜之”。故其《伤寒论参注》，悉依成氏注本的篇卷次第，并成氏注文，一仍其旧，并选择性地增列了后世医家如朱肱、许叔微、王潜善、张洁古、庞安时、李呆、朱震亨、王安道、王三阳、王肯堂诸家之说。各曰《参注》，良有以也。在伤寒诸家中，张氏可谓是尊王赞成之最为旗帜鲜明者。
张志聪，字隐庵，清·钱塘人。张遂辰之高足，著《伤寒论宗印》和《伤寒论集注》。其承师说，认为《伤寒论》传本之条文编次不但没有错简，而且义理条贯，毫无阙漏。故就其原本“汇节分章”，然后“节解句释，阐幽发微”，如此则“理明义尽，至当不移”。此即所谓章句法，成为维护旧论的有力武器。但其认为《伤寒例》确属王叔和所作，初稿附于沦末，后竟删之，并将《辨脉法》《平脉法》置于论末，是与其师不同处。张氏对方、喻等人的三纲鼎立说大加反对，对成无己的某些注释也表示了不同见解。其首倡六经气化说，主张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之理来理解伤寒六经的生理病理，认为伤寒三阴三阳之病，多是人体六气之化，而人体六气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自此，六经气化说成为伤寒六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陈念祖，字修园，清·福建长乐人，著《伤寒论浅注》,《伤寒真方歌括》,《长沙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等。他是继钱塘二张之后，力主维护旧论，反对错简，影响最大的一家，成为维护旧论派的中坚。并悉依隐庵所分章节，定为三百九十七法。自《太阳篇》至《劳复篇》十篇。节本《伤寒论》，自此风行。其对二张从运气阐发六经之理，颇为赞赏。
3．辨证论治派
明清时期伤寒学派诸家中，有一些医家着眼于张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和发挥。他们对错简重订和维护旧沦的观点均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必在孰为仲景原著、孰为叔和所增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应当在发扬仲景心法上下功夫。这些医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伤寒论》，形成了伤寒学术研究中的辨证论治派。根据其研究特点，大致可分为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以尤怡、钱潢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和以陈修园、包诚为代表的分经审证派。
(1)以方类证：
以方类证的方法可以导源于唐代孙思邈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宋代朱肱亦曾用此法进行方证研究，至清代则有柯琴、徐大椿进行以方类证研究卓有成就。
柯琴，宇韵伯，清·浙江慈溪人，著《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他根据《伤寒论》中原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语，提出了汤证的概念，即将某汤方的主治证称作某汤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并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汇集方证条文分属于六经篇中。如《太阳篇》汇集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暑湿等共十一证类。桂枝汤证类则汇集桂枝汤脉证16条，桂枝坏证18条，桂枝疑似证1条，与桂枝证相关的18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加附子汤等。在六经研究上，以经界释六经，提出六经地面说， “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并据此而提出了六经为百病立法，指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这对于扩大六经辨证论治范围是很有意义的。
徐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清·江苏吴县人，著《伤寒论类方》。其穷研《伤寒论》数十年，结合临床实践，悟出仲景之辨证心法，“不类经而类方”。于是他大胆突破六经的束缚，把论中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等十二类。除杂方外，十一类各有主方与其主治条文，次列与主方有关的加减方。如桂枝汤方类即以桂枝汤为主方，以桂枝为基础的加减方则列入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建中汤、桂枝新加汤、桂枝甘草汤、苓桂甘枣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
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等共19方。这种类方研究更切于临床应用。其类方虽未分经，但将六经主要脉证汇列于后，以便观览，并要求学者“熟记于心”，是知徐氏并非轻视六经。
柯、徐二人均以方类证，惟柯氏以方名证；证从经分；徐氏更侧重于类方研究，方不分经。
(2)以法类证：
钱潢，一名虚白，字天来，清·虞山人，著{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其以研究六经分证治法为指导思想，所归纳治法较为详细。如太阳中风证治分做：中风正治、太阳坏病、中风失治、中风火劫、中风误吐、中风误汗、汗下颠倒、中风误下、中风蓄血等九证。其在以法类证研究中吸收了方、喻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观点，故其《太阳上篇》为中风证治，《太阳中篇》为伤寒证治，《太阳下篇》为风寒两伤营卫证治。是承袭三纲学说而以法类证者。
尤怡，字在泾，别号饲鹤山人，清·长洲人，著《伤寒贯珠集》。其治伤寒以突出治法研究为特点，三阳篇归纳为八法，曰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和刺法等。如太阳以麻黄、桂枝为正治法；以大小青龙、小建中、炙甘草及桂枝二麻黄一为权变法；以真武、四逆为斡旋法；以大小陷胸及诸泻心汤为救逆法。可知其所立治法一以其主证病机为针对。此外，太阳还有类病法，阳明又有明辨、杂治二法，少阳则有刺法；三阴经亦有表里温清诸法可辨。如此则一部《贯珠集》，以治法提纲携领，归于一贯，颇受后人好评。
尤怡与钱潢均注重《伤寒论》的治法研究，但钱潢墨守方、喻三纲之说，所立治法亦过细；尤怡则超脱方、喻之说，以治法为纲，统领病证、病机与方药，别具一格。
(3)分经审证：
陈修园，为维护旧沦的中坚。其对《伤寒论》的临床应用，采用分经审证的研究方法，益见其临床指导价值。如太阳病分作经证、府证和变证。经证有虚实之分，虚者桂枝汤，实者麻黄汤；府证有蓄水蓄血之异；，蓄水证用五苓散，蓄血证用桃仁承气汤；变证有从阳从阴之化，阳虚者多从少阴寒化，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阴虚者多从阳明热化，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之类。他如阳明、少阳皆分经府，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如此分证，深得六经六气之旨，对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极有帮助。
包诚，字兴言，清，泾县人。著《伤寒审证表》，亦主张从六经审证。其将太阳经分作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人腑、阴盛人脏、坏病、不治病等七证；阳明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等四证；少阳经分作经病、本病、人阳明病、人三阴病、坏病五证；三阴经均有脏病连经，脏病两证，少阴、厥阴又各多出不治病一证。综其分证特点，经病主表，脏腑主里，腑病多实，脏病多虚而已。
陈、包二氏之分经审证俱从六经分证。惟陈氏融人六经气化之说，将深奥的理论落实到临床证治，实属难能可贵；包氏注重从经、腑、脏的传变上分辨表里虚实，亦切于临床实用。
总之，明清时期所形成的错简重订、维护旧论和辨证论治三个伤寒学术流派是伤寒诸家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结果。这种学术争鸣反映了伤寒学术研究的兴旺，也推动了伤寒学术研究的发展，促使伤寒学术研究逐步达到更高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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