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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氵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复次，重要细节严重失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剑”。《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答案补充
问题补充：《荆轲刺秦王》中有这样一处说明：“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秦国有这条法规是可信的。国为春秋战国时期，种种矛盾错综复杂，刺杀国君的事时有发生，定出这样的法规，目的无非是为了尽量避免国王遇刺的危险。内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武器，那么外国使臣上殿携带武器也当在禁止之列。也许，正因为禁止别国使臣携带武器上殿，所以荆轲入秦劫持秦王，只好将匕首匿于地图之中。既然秦国有这样的法规，那么唐雎是不可能带剑上殿的。再说，荆轲刺秦王的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而唐雎出使秦国的事到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以后才发生，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还柱而走”，几丧性命，如此惨痛的教训秦王一定会刻骨铭心，从而对外国使臣严加防范，这样，唐雎就更不可能带剑上殿了。
唐雎既然不能带剑接近秦王，又怎么能在秦王面前“挺剑而起”呢？如此看来，本故事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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