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与司马迁

gs老张 20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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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与司马迁

贺祥麟文寄琴居士配图

读大学，我们的“西洋通史”老师是西南联大第一流的皮名举先生，他不但学问渊博，而且讲课艺术极高。当时为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西洋通史”采用的教材是美国海斯和梦氏（Hays and Moon）二人合著的《世界历史》，这教材连英文原文带中译本全校图书馆只有几十册，文科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一百余人全靠去图书馆“抢书”，轮流阅读，以解决课本奇缺的问题。就这样我总算把教科书通读了不止一遍。

(一）

这里想谈的是古代希腊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30至420）。他所著的关于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一书是西方古代世界第一部记叙体的伟大史书。他的成就很大，举世景仰，名垂千古。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称他为“历史之父”，但是也有人称他为“谎言之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哪种对呢？去年在智利，我认真阅读了希罗多德《历史》的一些篇章，结论是：以上两种说法都对，希罗多德既是西方“历史之父”，同时又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之父”。他的伟大功绩尽人皆知。这里，我想专门谈谈他的“谎言”。首先，他喜欢夸张，最典型的例子是说薛西斯大帝（Xerxes，旧译作泽尔斯大帝，（约前519—425）率领波斯500万大军远征希腊，事实上，据后人认真核对，估计实际人数只有36万人。“历史之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吹牛大王！其次，希罗多德写《历史》，所根据的绝大部分资料，既非史书，亦非文字记载，而是口头传说传闻，这些资料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便值得怀疑。第三，《历史》里许多绝对荒谬不经的故事，其神奇程度超过了我们任何丰富幻想。甚至连希罗多德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我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记录下人们所说的（一切），可是我并不时常感到自己必须相信它们”。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在获得“历史之父”的美名的同时，被称为“谎言之父”决非冤假错案，根本无反可平。

不过，凡事皆有两面性：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我们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某些荒唐透顶的故事，当作童话来读，则它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童话，比《天方夜谭》还要天方夜谭。此类例子极多。我这里只举一个最精彩的：在有一篇叫做《拉姆斯普尼都与窃贼》的文章里。希罗多德谈到了一位古代埃及国王拉姆普西尼都，他富甲天下，举世无双，命令石匠在自己居室旁边，紧靠他的墙建造一座石屋，以储藏自己的财宝。石匠富于心计，筑墙时选了一个较轻的石块，一两个人即可搬动，将此石嵌在许多石头中间，不露痕迹。石匠临死前把这一秘密告诉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这块石头何在，距离两边多远等，以便儿子需要钱时去偷，偷了保证可以终生富裕。两兄弟后来去偷了几次，顺利异常。后来国王终于发现了宝库丢失很多，乃命令下人在宝库内设置陷阱，以捕捉窃贼。一天晚上，兄弟二人又去偷盗，哥哥先钻进去，掉进了陷阱。就对他的兄弟说，不行了，自己已经陷入陷阱，无法逃脱，请弟弟进来，把自己的头砍去带走，这样案发后谁也认不出死者是谁，就救了弟弟。于是，弟弟在万般无奈中只好钻进去杀了哥哥，把活动石块还原，带着死者的头溜了出去。次日国王发现了此事，勃然大怒，就下令把尸体悬挂在墙上示众，派兵守卫，只要见到有来凭吊之人，或者脸上有悲哀的表情者，一律立即捉拿归案。谁知那个弟弟手段非常高强，他于一天晚上赶了几头驴来，驴背上驮了许多皮囊的酒，走到这里。他把两三个皮囊的绳子弄松，皮囊略微下垂，一些酒便流了出来。酒一流出，他便用力痛打自己脑袋，大哭大叫，装着不知先抢救哪头驴子背上的酒。卫兵见此，立即去地上舀酒来喝。窃贼马上假装愤怒，大骂士兵不止。卫兵赶快来安慰他，而他也装作慢慢不生气了。卫兵进一步与他开玩笑，他也顺水推舟，送了一皮囊酒给士兵。这一来卫兵与小偷成了朋友，请他进房里一同痛饮。他乃再送一皮囊酒给士兵，终于士兵们全被弄得烂醉如泥。窃贼先把哥哥的尸体取下，又开玩笑地把每个士兵的右脸用剃刀刮得干干净净，带了尸体，赶着驴回家去了。次日国王发现了这一情况，下定决心，一定要捉住窃贼，就叫自己的女儿在房里接待一切男子，与之发生男女关系，条件是这个男子必须首先对公主交代自己毕生做过的最聪明、以及最恶毒的事各是什么。只要遇见这个窃贼，就抓住不放。公主遵命。谁知窃贼更加厉害，把一刚刚死去的人的臂膀割下，藏在斗篷中去见公主。公主提出上面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最恶毒的一件事是割下了陷入国王宝库里陷阱的亲哥哥的头；最聪明的事是让卫兵喝醉了酒，我偷偷搬走了哥哥的尸体。”公主立即抓住了他的手不放，谁知在黑暗中他早已把死人的手递给公主，公主紧握不放，以为抓住了贼。他再次逃脱了。次日，国王一知道此事，大为震惊，同时极为佩服这个年轻人的智慧与胆量，在全国张贴布告，宣布赦免此窃贼之罪，只要他出来自首，当给他一笔重奖。窃贼相信国王不会骗人，真的去见国王。国王对他极端钦敬，便把公主嫁给了他。国王说：“埃及人的聪明才智胜过其他一切人，而这个人的聪明才智则胜过一切埃及人。”这个故事当然非常引人入胜，其情节之曲折离迷，令人拍案叫绝。把它放在《天方夜谭》中，决不比任何一篇逊色。可是，作为历史典籍，收入这样的海外奇谈，是否太过份了呢？

（二）

这便使我想起了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生于前145或135年，卒年不详）。我认为如果拿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二人在历史学上的成就来比，司马迁要伟大得多。理由如下：（1）司马迁的巨著《史记》记叙的时间长，自黄帝至汉武帝天汉年间，前后共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希罗多德的《历史》自传说的特洛伊战争（大约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写起，至他生长之公元前五世纪，包括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前490）、萨拉米斯战役（前480），和希腊联军大破波斯侵略者的普拉提亚战役（前490），一共只有六、七百年时间。（2）司马迁的《史记》为严格的史书，科学性强，他的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忠于历史事实。当然，他的工作条件可能比希罗多德的好，他曾埋头阅读和整理“石室金匮”（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占有丰富史料，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赫赫功勋，彪炳千秋。至于希罗多德，当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开西方历史学之先河，功不可没。他在《历史》中记叙了古代希腊、埃及等国的历史、社会、风习、宗教以至战争，博大精深。此外，他还写了巴比伦与波斯的历史，甚至还写了巴尔干半岛和南俄罗斯野蛮部落的活动。他既写了古代，也写了他所生长的当代，既写了他的故乡希腊，也写了埃及、巴比伦、与波斯的“东方文化”。但是，他的史学态度有时不够严谨，《历史》里写入了大量的传说和听闻，而不是历史。如他在讲述一些传闻故事时，甚至说“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此事”。那他这方面与司马迁相比，差距很大。（3）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写史书的着眼点不同：前者最初只想写一部战争史，后来改为一部波斯帝国历史。事实上以后希罗多德接触到整个社会、文化，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他从薛西斯远征失败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即：骄者必败。而《史记》呢？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传记为主。它共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这些内容错综复杂的文章共同构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批判性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对他当时生长的汉朝历史，他也是用冷峻的眼光来看待的。书里反映了他对人类与社会的独到见解与独特看法，很了不起。司马迁写历史人物，慧眼独具，他刻画了不少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生龙活虎的历史人物。今以《项羽本纪》为例，这一不朽名篇不但记叙了项羽一生的重大事件和他所建立的功勋，更重要的是，通过描写项羽性格中的一些严重缺点、以及项羽在处理重要问题中的一系列不可原谅的失误，终于用自己的手，铸造了自己的灭亡。项羽“疏于战略，黯于用人，刚愎自用却又当断不断，企图以一夫之勇，一己之智来统一天下，终于不可避免地被雄才大略而机巧多诈的刘邦击败”（注1），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演出了历史上震撼人心的巨大悲剧。司马迁通过塑造项羽这一历史人物，为我们揭示了项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太史公既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里对众多历史人物的描绘，个个有声有色，感人良深，因此，即使仅从两部书在文学上的成就来比较，我认为司马迁的成就比希罗多德要更大些。

把东西方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的生平比较起来，司马迁显然是个很大的悲剧人物。希罗多德的一生比较平稳安定，而司马迁则否。他个人的遭遇非常悲惨，他所受到的挑战和考验之严重，是希罗多德所完全没有的。大家都知道，由于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作了一些解释，便被汉武帝误认为他在为李陵的投降匈奴辩解，一怒之下，判了司马迁死刑。按当时的惯例，犯死罪者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为出钱赎罪；另一则为受腐刑即宫刑。司马迁无钱赎罪，又因完成《史记》的责任心很强，不能自杀，乃接收了宫刑。刑余之人，他忍受了多大羞辱，含垢忍辱，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伟大著作。这些，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记述，写出了他自己的巨大悲剧，以及他为了完成《史记》而忍辱负重，震撼了我们的灵魂。

也许，我写得太严肃了，气氛太沉闷了一些，为了变换气氛，我愿意把希罗多德请出来给我们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吕迪亚国王罗伊斯（Croesus）建立了吕迪亚帝国，占领了许多地方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一天，他把雅典政治家梭伦（Solon，前630—大约前560年，就是所谓雅典“七贤人”之一、著名的“梭伦改革的创始人”）请来参观自己的宝藏，然后问梭伦：“谁是您所见过的最幸福的人？”梭伦答曰：“一个名叫忒尔斯（Tellus）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他所在的城市（雅典）非常繁荣，他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又都有孩子，所有儿孙全部成人并健在；二，此人死得光荣。在与邻国城邦战斗中，他为同胞而战，英勇破敌，并英勇牺牲，成为英雄。雅典人民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倍极哀荣。”“那么，您见过第二个幸福的人是谁呢？”“是阿戈斯（Argos）城邦的两兄弟克勒奥庇斯（Cleobis）和庇同（Biton）”。这兄弟二人生活富裕舒适，孔武有力，不但在竞技中获胜，而且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问题：一天，阿戈斯人庆祝神后赫拉（Hera）节，这兄弟二人必须乘牛车去神庙参加盛典，可是临时因为牛在田里耕种，回来迟了，二人乃于匆忙间自己作牛，拉了车送妈妈去神庙。群众看了敬佩之极，围着二人赞美。群众愈集愈多，母亲在极度欢乐中祈祷神后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凡人能有的最大幸福”。祭神和欢宴之后，二人在庙里睡着了，双目紧闭，再也没有醒来—神后真显灵了，给兄弟二人以凡人最大的幸福即在欢乐中不知不觉地睡着及死去。国王听了大为失望，认为梭伦根本就不懂得富人的幸福。梭伦回答说：“您诚然很富有，还统治了众多人民，但我在确实知道您快乐死去前，不能回答您这一问题。”国王后来的遭遇非常悲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残废人，另一个被人误杀。他本人呢，在统治了14年后，被波斯军包围及俘虏。波斯人把他放在一堆干柴上准备烧死他。临死前他想起当年梭伦的警告，追悔莫及，一连叹了三口气，然后不断呼喊梭伦的名字。波斯王问他梭伦是何许人，他据实以告。波斯王听了极为感动，乃命令灭火救人。熟料火已经烧得很大，无法扑灭，克罗伊斯于惶急之中，热泪满面，大呼阿波罗救救自己，就在此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暴风雨立刻降临，大雨很快熄灭了火。于是，克罗伊斯终于得救。

这类荒谬绝伦的故事，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到处都是。“历史之父”确实同时也是“谎言之父”。然而，希罗多德毕竟是西方第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极端浪漫主义的写作，被后人谅解了，西方“历史之父”的这顶桂冠仍然一直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他头上的光环依然闪闪发亮，照耀万里，虽说有人不服气，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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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引自钱伯成主编：《古文观止》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上册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