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要求】
学习论说结构的两种基本模式，训练论说文写作的基本思路，用来指导写作与说话的实践。
【知识导引】
文无定法，但并非无法。法，就是方法、技巧。这不是哪个人凭空杜撰的产物，而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写作实践的结晶。有人担心，学生掌握一点“方法”“技巧”，甚至“模式”，会束缚他们的思路，造成“千人一面”的八股文。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但只要引导得当，“有法”而不死于法，“有法”而能变通，就不会有什么消极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的作文训练之所以常常效率不高，正是因为缺乏“法”的指导。
我们这里所说的“论说结构的基本模式”，就是论说文布局谋篇的基本“法”、基本套路。一篇文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说完了一层接着说哪一层，总要有个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从实践中选择出来的；而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坏来定的。一种次序用久用多了，就成了传统，成了“模式”。所以这“模式”是文章结构规律的反映，是帮助人写得快、写得好的工具。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基本的结构模式。
一 起承转合式
“起承转合”几个字受了“八股文”的牵累，名声不大好。但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结构文章的规律。且不说相当数量的绝句、律诗，“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就是现在报章上的论说文，运用“起承转合”的都不少见。比如韩愈的《师说》，开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点，这就是“起”。接着从“为什么”的角度讲从师的必要性：“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所以“必从师”；而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从师”应是以“道”为转移的。这就是“承”，是从正面承接而下，论述自己的观点。接着一句感叹，“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揭示种种耻于从师的行为和言论，以及由于耻于从师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谓“君子”，其智乃反不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就是“转”，由前边的正面论述“转”到对错误言行的批评，是从反面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最后举孔子的言行为证，既扣住了开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又把正反两面的论述绾结起来：“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就是“合”，是总结，是综合，是论证的结束。再如苏洵的《六国论》。开头便提出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并进一步加以申述：“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是“起”。接着就是“承”，分别从“赂者”力亏而亡和“不赂者”失援而亡两个方面论述自己的观点，这两段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正面论述之后，就此“打住”未尝不可，但作者却又“转”出一层：“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这是一个假设复句，从反面设想“不赂”之策。这一“转”不仅使前面的论述有了衬托，增强了说服力，而且也为讽喻宋王朝统治者埋下了伏笔。“悲夫”之后为“合”，把“亡”之教训和“不亡”之出路总而论之，结束论说的过程。
“起承转合”作为一种基本模式，又不是僵死的，而是可以灵活变通的。首先，“起”就有不同的起法。直申观点是“起”，提出问题也是“起”；像《师说》那样“一言以蔽之”是“起”，像《六国论》那样既有“总说”又有“分说”也是“起”。“承”也有不同的承法。从正面展开论述是“承”，从反面展开论述也是“承”；从几个方面、几个层次去说是“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去展开也是“承”。“转”也有不同的转法。上面是“正承”就可以“反转”，上面是“反承”就可以“正转”；批评谬论是“转”，从反面设想也是“转”。“合”也有不同的“合”法。侧重点可以不同，或在正，或在反；落脚点可以不同，可以止于认识，也可以落到实践，等等。如此变通起来，岂不是千变万化了吗?而且，“起承转合”四步，也不见得篇篇俱全，可以无“起”，也可以不“转”，有时又不必去“合”。这正如使用比喻，典型的比喻结构是“本体像喻体一样如何如何”，但在言语实践中，本体可以不出现，比喻词可以不出现，那表示相似点的“如何如何”也可以不出现。又好像使用三段论推理，完整的三段论是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部分组成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可以省去其中的某一部分甚至两部分。“模式”的使用，在于适应内容的需要，适应生活的需要。有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意识，“模式”就可避免僵化。
下面是一篇“起承转合”的时文。
良心无价
曹培云
如果以“什么东西不能卖”为题向十位商界朋友发问，恐怕会有十个不同的答案。这很正常，每个人的秉性、习惯、修养均不相同，我们似也没有强求人家一致的必要。但是我想，至少有一样东西大家都不能卖，那就是良心。
良心，说白了，是指人们对是非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跟自己的行为有关的正确认识。良心无价，它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没有良心决定着一个人的形象；而对于一个经商者来说，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利益，小觑不得。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事儿不大，却很耐人寻味。那里有一个手艺非常好的豆腐倌，做的豆腐个儿大、鲜嫩、口感好，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愿意买他的豆腐。可最近连续几天都没见他出来卖豆腐。乡亲们挺纳闷儿，纷纷到他家中询问。他坦率地说：“我得肝炎了，不能再卖豆腐了；如果再卖，那可太没良心了。”乡亲们都很感动。我知道后也十分感动，并由此想到很多。这位普普通通的豆腐倌之所以放着钱不挣而果断地停业，我们可以用很多理由去解释，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他仍固守着一片纯净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里最鲜艳的“花朵”，则是他那颗充满浓浓爱意的良心!
他深知良心的宝贵，所以格外珍惜它。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老板”都像他那样珍惜良心。在“孔方兄”的“感召”下，早把良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理由倒也充分：“这年头儿，无商不奸，良心值几个钱?”在他们眼中，精神与肉体、人格与尊严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市场上讨价还价。于是，坑蒙拐骗理直气壮，假冒伪劣畅行于市，明晃晃的“宰人刀”到处高悬；此时，“文人”们也不甘寂寞，炮制出一部部“拳头+枕头”的“商品”，急不可耐地投放市场……凡此种种，说“道德滑坡”“道德沦丧”，实不如说是良心连同商品一起卖掉了更贴切!
或曰，这些人意识上、行为上产生种种“异化”的原因，是客观上受到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的侵蚀，是社会道德维护体系不完善和受到少数坏人的影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一些社会因素对人们心理、行为的综合作用。事实上也不尽然。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就是因为有思想、有感情、有道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吗?豆腐倌乃至更多的善良的人们，其言行已完全证明：只要守住精神家园，守住良心，即使是物欲横流百般诱惑，也会坐怀不乱的。
不要再寻找什么客观理由。我们的确很平凡，的确需要生活得更好些、更滋润些。但这些都不该成为抛弃良心的借口。我们需要守住精神家园。让我们在良心所筑成的崇高面前保持应有的敬畏吧，当我们左右徘几欲迷途时，请紧紧握住自己的良心。这样，我们便有了生存的自信。──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商界朋友的忠告!
(选自1994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
本文第一段为“起”，提出“有一样东西大家都不能卖，那就是良心”。第二段“承接”论述，解释“良心”的内涵，说明“良心”的价值。第三段是“承”的继续，举出典型事例论述“良心”的可贵。第四段为“转”，揭露、批判丧失“良心”的行为；第五段进一步批驳一种错误认识，是“转”的继续。最后一段“合”，抛弃借口，守住良心，“这样，我们便有了生存的自信”；而且指明，这不仅是对商界朋友的忠告。这是一个典型的“起承转合”式论说结构。
二 逻辑推理式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并不是人们主观创造的东西，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固定下来的。列宁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形式逻辑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但它同时也帮助人们表达。在论说文写作中，形式逻辑所揭示的种种思维形式和规律都是很有用处的。而对“论说结构”来说，可直接移用的就是“推理”。
推理是一种由一个或几个判断推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形式。所根据的判断叫“前提”，所推出的判断叫“结论”，由前提推出结论要有一定的方式，遵循一定的规律。形式逻辑的推理主要有三类：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每一种推理的形式，都可以直接构成论说文的“论说结构”。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的知识(前提)推出特殊或个别的知识(结论)的推理。例如：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其死都比泰山还重，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
所以，张思德同志的死比泰山还重。
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演绎推理，所以又叫“三段论”。前两段叫“前提”，第三段就是“结论”。第一个前提表述了一个进步的价值观，第二个前提表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根据这两个前提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对个别事物──张思德的死做出的价值判断。假如我们写论说文，要对张思德的死发表见解，而这见解就是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我们就不妨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自己文章的论说结构：第一层阐述“一切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比泰山还重”，第二层说明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最后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稍加发挥，即可结束全文。
“三段论”还有其他形式。例如：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个“三段论”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假设判断，表述了一个普遍的真理；第二个前提表达了一种意愿，一种决心，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结果；由此推出结论，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条件。假若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妨以此为文章的基本框架，形成论证结构。
对于青年人的求异思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或者加以正确的引导，或者在一旁指手划脚地批评，或者坚决反对，强行压制；
我们不应该去指手划脚地批评，也不应该去反对，去压制；
所以，我们应该加以正确地引导。
这也是一个“三段论”，不过它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选择复句，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基本上也就是这三种态度了)，这三种态度是彼此排斥的。第二个前提否定了两种态度，从而推出结论，肯定了唯一可取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想写一篇文章，论述“对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应取正确引导的态度”，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吗?
上面说的都是“演绎推理”，都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的其他推理形式也可用来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比如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和演绎推理不同的是，归纳推理不是从一般推出个别，而是由个别、从特殊推出一般，是从特殊的、个别的事实中推出普遍性结论。邹韬奋先生的《呆气》一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归纳推理”结构：
要鼓起勇气和保持正气，需要有呆气；
研究任何学问要求造诣深邃，需要有呆气；
委身革命事业以拯救同胞，需要有呆气；
欲能忠于职守，需要有呆气；
交朋友，也以有几分呆气者为可靠；
所以，呆气好处极大，不可没有。
从第一段开始，每层说一个方面，连续几层，把人生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说到了；既然无论干什么都非有几分呆气不可，“人不可不有几分呆气”的结论就不可动摇了。
下面是两篇例文。
《孔乙己》中的一句话
叶圣陶
鲁迅先生那篇《孔乙己》，国文课本选用的很多，中学同学想都熟悉。全篇用酒店小伙计的口气，描写一个叫做孔乙己的人物：他读书不成，潦倒非常，终于做小偷，被人家打断了腿，默默而死。其中表现出旧式教育的不易发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读书人的意识和姿态，以及社会对于不幸的人的冷淡──除了随便的当作取笑的资料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关心。
全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那酒店小伙计说他在店里专管温酒，单调而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就从孔乙己引人发笑，使人快活这一点上，把孔乙己这个人物刻画出来，让读者认识。刻画虽不限于一方面(计有孔乙己所受的教育，生活越来越坏的过程，心绪上的颓唐而自负等方面)，可是着墨不多，而且都以小伙计在酒店里的所见所闻为范围，而且都不脱离“引人发笑，使人快活”的线索。一则说“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再则说“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第三回又说“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把范围和线索点得很清楚。后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账作线索。从这个线索，叙出孔乙己“仍旧是偷”，以至被打折了腿；又叙出他最后一回的到店喝酒；末了用掌柜在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都看着粉板上的挂账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表示他永不再来，可能已经默默而死。
写了前一部分，接着就是后一部分，似乎也未尝不可。可是作者在前后两部分中间插了一句话：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就小说写作的理想说，一句话该有一句话的必要和效果。若是可有可无的话，就不必写。要判定某一句话是否可有可无，不妨就从必要和效果着眼。不必要的，不增加什么效果的，就是可有可无的话；非有不可的，能够增加效果的，就是决不该漏掉的话。现在试看这一句话属于哪一类。
《孔乙己》前一部分是平叙，就是小伙计叙说关于孔乙己的所见所闻，是综合了平时的经验来叙说的，并非叙说某时某天的所见所闻，其间没有时间的关系。后一部分是直叙，就是小伙计叙说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结账，引起掌柜和酒客关于孔乙己的谈论，将近初冬，孔乙己忽然来喝酒了，受了旁人的一阵讪笑，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掌柜看账，都提到了孔乙己，这些都是叙说某时某天的所见所闻，其间有时间的关系。从平叙转到直叙，插入前面提出的那句话，一方面把以前的平叙总结一下(那句话本身也还是平叙)，一方面又给前后两部分立一个明显的界限。
那句话的上半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和前面“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的话相应，而且补充了前面的话的意思。孔乙己所以引起小伙计的兴味，把他叙说出来，无非因为他“这样的使人快活”，让小伙计自己“可以笑几声”而已；否则再也不会记得他了。作者写孔乙己，当然不是为了“使人快活”，引人“笑几声”；他在篇幅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批判和无限的同情。可是从作为叙说者的小伙计看来，孔乙己只是一件可以取笑的引人发笑的资料。就在这一层上，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
那句话的下半句“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见得别人从孔乙己得到快活，不过是偶然的凑趣，并非必不可缺少的事。既非必不可缺少的事，岂不是孔乙己这个人物就在“使人快活”这一点上，也只是无关重要的吗?岂不是他的存在与不存在对于别人都毫无关系的吗?于是，后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账来作线索，有了确切的根据，成了自然的联系。掌柜几次的记起孔乙己，提到孔乙己，都只为他有欠账，并不为他能够“使人快活”(虽然他到店来喝酒的时候又不免取笑他一番)。若不在粉板上挂了账，孔乙己不在面前的时候，掌柜是决不会想到孔乙己的。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里这样的没有地位，这意思从插在前后两部分中间的那句话传达出来。读者若能细心体味，自然可以理会。
再说那句话里的“别人”，当然包括小伙计自己在内；而且自指的成分比兼指他人的成分多。小伙计因孔乙己“这样的使人快活”，对他感到兴味；虽然感到兴味，可是不一定需要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意即“我也便这么过”，无异自叙的口气。假如认为自叙的口气，就与前面所说“专管温酒”是“一种无聊职务”，在店里任事“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等话相应。“也便这么过”，换句话说，就是耐着单调和无聊，还是每天站在柜台里温酒而已。这话里透露着深深的寂寞之感。它与末后掌柜取下粉板来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寂寞情景相配合，它与篇中凡孔乙己引人哄笑的情节骨子里都蕴蓄着人生的寂寞相配合，构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气。
有些人说语体文没有什么讲头。像这里所提出的《孔乙己》中那句话，简单明白，当然更没有什么讲头。殊不知如果把那句话轻易滑过，就会毫无所得。要细心研读，才有以上几层意思可说(而且未必就此说尽)。从这几层意思看，就会明白那句插进去的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够增加效果的。
(选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话是必要的和有效果的。而全文则是一个“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结构。开头四个自然段交代小说情节和所要评论的一句话，从第五段进入论证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框架提要如下：
小说中非写不可的话都是必要的，能够增加效果的，否则就是可有可无的；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一句，“一方面把以前的平叙总结一下”，一方面又给前后两部分立一个明显的界限；这句的“上半句”与前面的话“相应，并且补充了前面的话的意思”，“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这句话的“下半句”传达出了“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里这样的没地位”的意思；这话还“透露着深深的寂寞之感”，这话和其他因素相配合，“构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气”。
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够增加效果的。
它的第一个前提是小说理论上的普遍原则，第二个前提充分展开，从结构和意义两方面分析了评价对象，说明它符合“普遍原则”中提出的价值标准，因而就合乎逻辑地推出了最后的结论。
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时间就是金钱!”企业家用这句话促进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蒙上铜臭，使人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我们曾经批判过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之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成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的“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尤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在义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选自198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本文的观点是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但它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从“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的人生态度”说起，然后再提出“义利之外”的人生态度。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论证结构：
有三种人生态度：伦理的、功利的、审美的；
伦理的、功利的人生态度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自我”，并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
所以“审美的态度”是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这也是一个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结构。
人才抢夺
曾白融
春秋时代，诸侯争王争霸，连年混战。很多贤君懂得了用贤而霸的人才学理论，因而争相招致人才。燕昭王于易水之滨，筑招贤台，积黄金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弱小的燕国，短期内变得国富兵强。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几乎灭掉了齐国。秦孝公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令入秦，使秦富强起来。
以上是公开的以官位、以名利招贤，而有的却是出奇计、用计谋抢夺人才。齐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位，管仲傅于公子纠，鲍叔牙傅于小白。管仲箭射小白，小白佯死，得反国继位，是为齐桓公。管仲借鲁国兵与齐战，大败。桓公遗书鲁国，逼鲁庄公杀了公子纠，而对管仲呢，桓公却说要亲手杀死他。其实鲍叔牙早已说通桓公：“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因此桓公“实欲用之”。而鲁国智士施伯也看出了管仲是个非常之才，因此初时劝鲁庄公留管仲于鲁，后又劝他杀掉。齐使者隰朋是知道桓公用心的，因此威胁鲁庄公说，桓公必要亲手“醢之”才“甘心”。鲁只得将管仲囚归齐。齐即以之为大夫。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秦穆公更是出奇计抢夺人才的高手。晋灭虞国，虞国臣百里奚归晋。晋比之于仆妾，以之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他中途逃奔楚国。楚王以为圉人牧马于南海，秦穆公打听得此人是个贤者，但怕提醒了楚国。因此用五张羊皮这种最低价钱赎回了百里奚。穆公即授以国政，号曰五羊大夫。百里奚又推荐了蹇叔，穆公遣公子絷假作商人，从宋国悄悄地迎来蹇叔，也授上大夫之职，与百里奚同称二相。
20世纪的今天，比之春秋时代，地球好像缩小了，不少人已具有四海为家的意识，但各国如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仍然是个题目。
本文是一个“归纳推理”的结构：燕昭王筑招贤台，“士争趋燕”，燕于是“国富兵强”；秦孝公以官位招贤，也富强起来。这都是以官位、名利招贤。齐桓公得管仲而为“五霸之首”，秦穆公得百里奚、蹇叔以为“二相”，则都是“出奇计、用计谋抢夺人才”。以上四君虽手段不同，但都“懂得”人才学理论，都能得贤才而富国家、成霸业，由此可推出一个普遍规律：各国要想富强，必须设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全文就是这样一个推理结构，简洁明朗，很便于学习。
练习二
【课内练习】
一 第一单元中有《为“放炮者”记功，好!》《让尾巴呈自然状》两篇文章，请分析它们各自用了什么样的论说结构，试列出它们的论说提纲。
二 鲁迅的著名杂文《拿来主义》回答了两个问题：对待外国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应该怎样“拿来”?这样它就形成了两个论说结构。请把这两个论说结构的提纲列出来。
三请以“说‘风’”为题，先确立针对对象和回答问题的角度，确立论点，然后编写论说提纲，起承转合式和逻辑推理式各一份。如能再列出不同的起承转合式和不同的逻辑推理式，更好。
【课外练习】
一 以“说‘风’”为题，根据自己所拟的论说结构提纲，写成一篇作文，不少于800字。完成后在班内交流。
二 课外剪报，搜集不同论说结构模式(起承转合式及其变式，演绎推理式──也有不同的形式，归纳推理式，类比推理式)的文章，并从结构模式的角度加以评点，在班内展示交流，也可装订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