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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后一句则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这是对《史记》相当公允的定位。 自《史记》问世以来，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惊叹《史记》学识之淹博通贯、文笔之雄深雅健、内容之博大精深、体例之周密详备，以下便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 （桓谭《新论》）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刘正父书》）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郑樵《通志·总叙》） 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纵之以虬龙杳幻之怪，騕袅超逸之姿，然于六艺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独能抽其隽而得其解。 （茅坤《刻史记评林序》）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直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 （陈继儒《史记定本序》） 《史记》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宋人乃以欧阳《五代史》比《史记》。其实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 （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我们必须注意《史记》是在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而对史记进行贬低者主要出于两个角度：一是认为《史记》的思想观念不够正统，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经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1]；王允贬《史记》为“谤书”[2]；刘勰曾经说《史记》“爱奇反经之尤”[3]；王通批评《史记》“论繁而志寡”[4]；东坡指斥《史记》论商殃、桑弘羊之功为“大罪二”[5]；王若虚认为《史记》是“发其私愤者”[6]……这些无非是以正统的儒家观念衡量《史记》，认为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判时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又对帝王尤其是秦皇汉武颇有非议之词，因此便是颇具异端色彩的“非圣之书”了。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是司马迁的胆识过人之处。一是认为《史记》的体例不够精纯，如班彪曾认为《史记》“进项羽陈涉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精”[7]；后世也颇有一些文人学士认为《史记》将项羽归入本纪，将孔子、陈涉归入世家，将淮南、衡山归入列传有乖体例。推究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囿于“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8]的成见，仅仅以人物之身份作为归结史书体例的标准。“伟大也需要人懂”，他们未能深察司马迁之用心，所以对《史记》的体例作了不公允的评价。实际上，司马迁在为《史记》创立体例时颇重视“综核名实”，主要是以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作为归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的标准。例如，从十表来看，唯一的一个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何以如此？只因在太史公的心目中，由秦亡到汉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转折，而在这转折中，决定天下大势的主体在楚而不在汉，故称为秦楚之际而不称为秦汉之际。不用说，在这大转折时期，“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轨，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按其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将他归入“本纪”不正好能够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吗？司马迁又不为孝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太后立本纪，这也是因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吕太后虽名分上为“高祖微时妃也”却“女主称制”，且有“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作用。基于此，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一方面能够显吕氏之篡夺，一方面能够明历史之真实，倒是班固为惠帝立了本纪之外再写一篇《高后纪》反而显得胶柱鼓瑟了。 不论对《史记》是褒是贬，古人对《史记》的史学成就都甚为称许，就连对《史记》颇持苛论的班氏父子也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史记》的史学成就除了古代史家甚为看重的实录精神之外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对中国自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作了一次贯穿古今、推究天人的系统整理。 （二）史识超卓，将个人感情渗入史书之中却又能秉持公心，博极群书却又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明确宣称自己写作史书是为了寄托孤愤：“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11]，可是寄托孤愤并非是发泄私愤。“子长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12]，将批判的予头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然而，他不以人废言，而是“恶而知其美”，在许多篇章中也颂扬了武帝的雄才大略；酷吏是司马迁所愤恨的，他本人也身受其害，可是，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郅都的“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张汤的“扬人之善蔽人之过”，赵禹的“据法守正” 等均予以公允的评价；魏公子信陵君是司马迁大力褒扬的一个人物，“六国中公卿将相，惟信陵真能下士，从谏若流，故独能抑秦。救赵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赵，则后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13]，可是，司马迁同样也对信陵君的“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秉笔直书，不用说这又是“爱而知其丑”了。 司马迁博学多才，其写作《史记》时明确指出所征引的书目便有《五帝德》、《帝系姓》、《尚书》、《春秋》、《春秋历谱谍》、《铎氏微》、《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后世学者还考索出《史记》史料来源有许多，可是，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却并没有食古不化，而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精当的评判，这些评判既不代表官方，也不假借圣人的名义，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体现着太史公的学识与境界，是地地道道的“一家之言”。《史记》本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颇能体现出《史记》“一家之言”的性质。对这一性质，我们学习《史记》具体篇目时将能深刻体会到。 （三）有创例之功，把古代记言与记事两种体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编年体史籍经典《春秋》之后别立一格，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并使这种体例成为中国正史的标准体例，衣被史界至二千年。 《史记》纪传体的体例博大精深：十二本纪是纲领，勾画出历史沿革之大势；三十世家如环绕着车轴的辐条（司马迁引用《老子》中的话说“三十辐共一毂”），七十列传又以人物的生平事迹补充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本纪、世家、列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中心，十表则是以时间为中心，二者纵横交织、互补相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八书则又以“典章经制”为线索，提供了经济（《平准书》）、文化（《礼书》、《乐书》、《历书》、《封禅书》）、军事（《律书》）、水利（《河渠书》）、天文（《天官书》）等方面的史料。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有着“原始察终”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例如《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中云：“咸表终始”，《天官书》中云：“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强调要“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样的史学意识使得司马迁在把历史文字化时很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发展脉络，在精神实质上又颇具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刘知几曾指责《史记》的体例有这样的弊病：“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这其实是没有看到《史记》的一种史法——“互见法”。“互见法”是由苏洵提出的[14]，虽然刘知几所言《史记》“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是很典型的“互见法”，但是并不能说“前后屡出”便有“断续相离”之弊，因为《史记》的“互见法”并不是事件简单的重复，而是对于史实详略的剪裁。例如，有助于刻画项羽性格、表现项羽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的史实在《项羽本纪》中不妨浓笔重彩，与之关系不大者则不妨放在别的篇章如《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之中记述，这样才是好钢用在了刃上。如果与项羽稍有牵涉的历史事件都铺陈在一起，那反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缺少中心、缺少重点、头绪不清、层次混乱，才真的有弊了。 司马迁的互见法在很多时候使用得相当高明。以《孝文本纪》为例，孝文帝是司马迁很赞赏的一位皇帝，篇末专门安排了景帝的一篇诏书与群臣的一封奏章，以“他山之石”来“攻玉”，高度评价了孝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论赞部分的“太史公曰”又把孝文帝许为“仁者”。这样一位传主，司马迁主要表现的是其“仁厚”、“宽缓”的性格，可是当我们读《孝文本纪》开头时，血腥气简直要扑面而来——“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原来这位仁德之君能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在一场剑拨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之后。后人称赏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有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而此时如果详尽描述那场剑拔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这样的笔墨与孝文帝“仁厚”、“宽缓”的形象便不甚谐和了。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在我们稍微感到一点血腥气的时候，司马迁举重若轻地吹了一口气，把那点血腥气吹到了《吕太后本纪》中，因为此时他轻轻地道了一句：“事在吕后语中”。可以看出，这里的“互见法”在“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除“互见法”外，《史记》中还有一种“迭见法”。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互见法”中的事件是详与略的关系，而“迭见法”中的事件则是重复的关系。读《周本纪》与《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等诸侯世家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事件如“齐桓公始霸”、“孔子摄鲁相事”等反复出现，这便是迭见法。当然，这里的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意味的重复”，凭着这样“有意味的重复”，《史记》勾勒出特定时期关乎天下的重大事件，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就是通过多种史法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正史起到了很好的范例作用，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有着彪炳千古的历史影响。 （四）表现出深刻的史学精神。被称为西方史家之父的希罗多得曾说其写作《西波战史》的功用是“关于许多人物勋业的记忆，由此书而防止其归于泯没。希腊人及异邦人伟大而可惊异的行为，由此书而不致失其光荣的报偿。以此希望而公布此书”，表现出通过历史纪录以求不朽的史学精神。此种史学精神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在《报任少卿书》中，他明确指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指出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是“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在《全汉文》收录的他另一篇文章《与挚伯陵书》中，他又强调了儒家“三不朽”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些都表现出通过著书立说以求不朽的意识。不过，司马迁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继承发扬《春秋》的史学精神，融之于家学修养与自己的人格学识，表现出相当深刻的史学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并不讳言《春秋》对自己的影响：“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把承继《春秋》精神视为自己当仁不让的一项使命。司马迁认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他的《史记》也至少表现出不以“天子”、“诸侯”、“大夫”等政治权威为主体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以“是非善恶”、“王道”、“礼义”为标准的历史理性精神。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有着源远流长的家学修养——“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的《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评说的一篇专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保存了这篇文章：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篇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马迁所接受教育的基础。前人在为司马迁所受“先黄老而后六经”之指责进行辩护时有这样一种观点：“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是司马谈，这笔帐不应算在司马迁头上。如黄淳耀《史记评论》中云：“世多谓太史公序《六家要旨》，进道德而绌儒术。余按此非迁意，乃述其父谈之言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中云：“至于‘先黄老而后六经’，自是史谈所论，谈当文景之后，当黄老者，随时也。至迁则不然矣。老子与韩非同传，仲尼为世家，《自序》言‘礼以节人’云云，止言六经，不及黄老，父子自不同。”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司马迁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乃父的文章，按照古人的孝道，这本身就是对乃父观点的认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儒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这本是推崇儒学的篇章中也批评儒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连行文都与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几乎相同；司马谈在六家中评价最高的是黄老之学，在《史记》中，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种种为政措施也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儒学已是官学，可是，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追随时尚，也没有屈从权威,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家学教育有关系。司马迁写作《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承乃父之遗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5] 要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有三篇重要文献是必读的，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的《太史公自序》，一篇是他的《报任少卿书》，一篇是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一篇其实是对前两篇的摘抄、补充与评论。由这三篇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他曾向孔安国问学，又曾从董仲舒习《春秋》，后来他又子受父业作了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为他写作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二十岁起，他又游历天下，在会稽、禹穴、九疑等地考察舜、禹的史迹，在沅湘探究屈原的传说，在齐鲁观孔子之遗风，在鄱薛梁楚考楚汉战争之旧址，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这些都是使《史记》成为皇皇巨著的重要因素。 司马迁还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时代。“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初即位时，正是国力鼎盛时期：“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6]而武帝后期统治时则是：“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按：宣帝时）未复。亡德泽于民”[17]；“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18]；“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19]…… 由盛而衰的巨大转变冲击着司马迁敏锐的史心，何况，遭逢国变之际他又猝遇李陵之祸。无庸讳言，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刺激很大，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既没有意志消沉，也没有迁怒于人，那巨大的刺激反而唤起他“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 “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天人”不同。董氏援阴阳学入儒学，认为人间种种行为可与“天”显示的种种灾祥相应：人的行为是正确的，天便降祥瑞；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天便降祸殃。总之，“天”是有意志的，这有意志之“天”能够对人进行公正的奖惩。而在司马迁那里，“天”是无意志的。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有这样的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笃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样的质疑其实是对赏善罚恶的有意志之天的否定，是看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其他地方，司马迁还多次表现出这样的质疑，如“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0]、“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21]等。 一方面，《史记》注意到历史偶然性，另一方面，《史记》也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究天人之际”。注意到历史偶然性就不会像许多史官那样为某些帝王幸运地得到天下而附会为种种神化的传说，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则使《史记》很注重人之行为与成败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理性主义的史学精神。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指出：“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又指出：“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这些都是“究天人之际”的很好例子。 《史记》“究天人之际”又是建立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沉潜于历史深处，在“古今如何变”以及“古今何以变”的考究中达到“通”的目的，以此辨析出何者是历史偶然性、何者是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从而总结出历史经验与教训。综观《史记》，司马迁在描述“古今何以变”时主要突出了四大变局：一为上古帝王（详见《五帝本纪》）与“三代”（详见《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所代表的“德治”、“王道”政治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为国人所逐而渐渐式微，开始转入由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为政治主体的“霸道”政治时期，一为秦以武力统一六国的暴政时期，一为刘邦由布衣至天子的楚汉战争时期，一为汉王朝统治时期。不仅勾画出历史发展之大变局，司马迁还很重视探究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如在《报任少卿书》中强调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在《自序》里表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原则在《史记》的具体写作中得到了贯彻实行，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六国年表序》：“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等等。 （五）史学内容相当丰富，史学体系详备严密。后来之正史尚有“详于帝皇而略于民间”、“乃帝王将相之家谱与功德簿耳”等弊病，《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不仅重视军国大事之记载，而且还叙述社会中种种现象：在典章制度方面有“八书”，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军事、政法、财经、漕运水利在等诸多方面；在人，举凡有一技之长可采者，均为之作传（如记医生的《扁鹊仓公列传》、记术士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记商人的《货殖列传》、记俳优的《滑稽列传》等）；不仅详述汉民族之兴衰，而且还突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偏见，为朝鲜、匈奴、大宛、东越、南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立传；不仅注重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很注重经济史（主要见于《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文化史（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 （六）史学态度非常严谨。司马迁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教育，有渊博的学识，有实地考察的实践，身为太史令又可拥有大量的史料来源，可是，他在处理史料时仍非常严谨。众所周知，《史记》之记载始于黄帝，可是，他却不说“卒述黄帝以来”，而说“卒述陶唐以来”，为什么呢？因为黄帝所距时代较远，其事迹有不少传说的内容，仅能说是传说史，而“《尚书》独载尧以来”[22]，已有文献可征，与传说史相比自然是较可信了。司马迁对二者的可信程度作了清楚的区别，述黄帝之事迹时将《五帝德》、《帝系姓》与《左传》、《国语》相参证，另外又比勘缀辑了《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庄子》、《礼记·檀弓》及《郊特牲》、《战国策》等典籍中的史料，还剔除了“百家言黄帝”时的“不雅驯之言”，其史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此外，《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书其明，疑者厥之”；《楚世家》中说：“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信则传信，疑则存疑，这些都能表现出司马迁严谨的史学态度。 [1]《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 [2] 《后汉书·蔡邕传》 [3] 《文心雕龙·史传》 [4] 《中说》卷二 [5] 《东坡志林》卷四 [6] 《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 [7] 《后汉书·班彪传》 [8] 《后汉书·班彪传》 [9] 《汉书·司马迁传》 [10] 《史记·太史公自序》 [11] 《史记·太史公自序》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 [13] 汤谐《史记半解·信陵君列传》 [14] 见《苏老泉先生全集》卷九 [15] 《史记·太史公自序》 [16] 《史记·平准书》 [17] 《汉书·夏侯胜传》 [18] 《汉书·贡禹传》 [19] 《汉书·刑法志》 [20] 《史记·六国年表序》 [21]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22] 《史记·尧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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