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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发展史(一)

 画村 2011-10-05

(2009-12-28 15:01:32)

碑刻发展史(一)

    汉代碑刻
    从书法发展来说,汉代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初年(碑刻)书法,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现在可以看到西汉书迹有极少数的石刻(碑刻)。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孝禹刻石》,王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以上这些刻石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总之,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刻石来看,有些为篆书刻石,可是已带有隶意。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可以从西汉的刻石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到了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篆书石刻,传存于世的有赵王群臣上书,鲁王判治刻石,阳嘉四年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里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到了后汉时突然大增,即到了东汉,隶书逐渐成熟。
    可是,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和刻石,由于它是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所以其笔划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如东汉初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和《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这两种石刻,虽是东汉时代的石刻,但由于它是属于东汉初期的刻石,所以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划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但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时期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划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了。到了东汉桓?灵帝(公元147~189年)隶书定型化,即汉隶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调,是个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人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是这类碑版。在东汉隶书中著名的碑刻很多,见于著录者有三百种以上,现尚存者有一百七十余种。这种碑版书法多种多样,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属成熟的隶书,成为后人学习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当多。倘按笔法来分,大致可分为方、圆笔道;倘按风格神韵,大致可分为五大流派:
    (1)属于工整精细,法度森严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等,是隶书的正宗。
    (2)属于飘逸秀丽,圆静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等,这一派是汉隶的精品。
    (3)属于风神纵逸,烂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等。
    (4)属于方整宽厚、茂密雄强一派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
    (5)属于气度宽阔,厚重古朴一派的有《?阁颂》、《鲁峻碑》、《夏承碑》等。
    以上列举的几种不同派别的碑版,可以看出,汉代书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石刻在汉代极为盛行。其中大部分是在坟墓上立的碑、碣,也有一部分为功德颂碑,以及还有石表、石阙等。在汉朝墓碑占据主要地位,在我国东汉初期开始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立碑的习俗就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至今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碑,成为我国古代书法发展演变的可靠见证。可是,有的碑版,在历史文献和历代金石书籍中均无著录,因而就更加显得珍贵。这些实物资料,成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汉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资料。
    此外,在东汉碑刻中除上面所说的隶书碑版外,还有嵩山开母庙、少室、太室、三室石阙中的开母、少室二阙均为汉篆。这种汉篆直接秦篆,但与汉金文篆书不同;其笔道较为圆融,体势长方。另外,又有汉篆精品《袁安》、《袁敞碑》,其特点稳重、宏伟。
    三国时期的碑刻
    三国时期的石刻,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魏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划没有波磔的话,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所说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而魏国的书法也无不如地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和写经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如《受禅碑》、《上尊号碑》、《孔羡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十三字残碑》、魏正始《三体石经》等等。由于曹操立法严禁,禁止立碑。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较少。
    吴国地处江东其书险怪诡谲,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吴国时期的碑版,真书刻石有《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朗碑》;以方笔写篆的有《天发神谶碑》、吴《禅国山碑》等。
    晋朝碑刻
    晋朝距汉时尚近,石刻多完好者,可供晋人深造,发展书学有良好的基础。可惜由于曹魏时已禁立碑。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为辞。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所立碑版不多。现在存留下来的晋碑廖若晨星,仅有:《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刘韬墓志》、《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
    十六国碑刻,主要有《广武将军碑》,现在西安碑林。碑四面刻,前面刻碑文,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正文十七行,行三十一字。碑阴二列,一侧二列,一侧八列。额隶书“立界山石祠”五字。碑阴、碑侧,则信手刻凿,有行书流便之意,奇志横生。康有为跋其为“北魏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楷隶冠。”前秦石刻甚少,除《邓太尉祠碑》外,仅有此碑,故为人所珍视。《邓太尉祠碑》,此碑隶体已杂有楷法,书法亦佳,为苻秦碑刻代表作。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碑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二次世界大战被毁,仅存孤本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凉传世书迹极少,故此刻极为珍贵。
    晋之《爨宝子碑》与南朝宋之《爨龙颜碑》,皆汉魏书法之衍流,而此碑兼而有之,实属可贵。此碑又一明显的特点是,古今字和别体字颇多,这些结构字体之形成,能查出它的来龙去脉。此碑书法、书势很优美,颇具古质而今妍之志。
    南朝碑刻
    南朝碑刻,大体由东晋为南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碑刻,也大多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当时曾有“南朝禁碑,至齐未驰”之说。因南朝仍沿魏晋遗制,有禁之律,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所以,一般来说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许而立;有的亦间有犯禁现象,所以尽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这是碑碣的莫大厄运。所以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刻石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
   宋《爨龙颜碑》,为刘宋正书碑刻。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梁《瘗鹤铭》,真书,文自左而右。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可见,此碑的书法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自宋代吴琚直至清末龚自珍、刘鹗等都有“我生好读浮邱经,焦山来访瘗鹤铭”的雅举。它亦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激剧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种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

北周有匡?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隋朝的碑刻
    隋朝国祚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馀风和六朝的风格,作了一番大加工,变为隋代的楷书。至于那种篆、隶早已消声匿迹,不复存在了。这个时期内,惟独楷书盛行于世,可以这样说,到了隋朝时期,楷书才算是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成为中国书法界正楷的一种规范。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其功劳也最大,所以隋代的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很关键的一种书体。
    在碑刻、书法方面,出现了综合南北的趋势。熔南北于一炉。这时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来,直至今日,还遗留下为数较多,惹人啧啧称道的一些名碑,其书艺的高超,即使唐朝的一些名书家也不能超越。这时期著名的碑志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刻石、《龙藏寺碑》、《贺若谊碑》、《曹子建庙碑》、《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
    倘人们从隋朝的碑志中多加注意和钻研,才能进一步地研究唐朝的楷书碑志。因隋、唐两代的正楷,是书坛的圭臬。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宝隋》一篇章里已谈得很清楚了。这说明了隋朝的碑版和墓志,无一不佳。因隋朝的碑刻除工整之外,还具有古色,由于它承袭了晋的成分较多,所以,从楷书的角度来看,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对书法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唐朝书法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代和五代的碑刻
    唐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亦是文化光辉灿烂,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故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可与书法昌盛的晋代相媲美。这时期书家辈出,流派众多,名碑、墨迹尚多。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对楷书进行了大加工。这种唐代的楷书是继魏碑之后,我国书法史上又一大的楷书体系,长久以来成为学楷书的正规风范。所以,可以说这是任何朝代所无可比拟的。在我国书法史上可以说群星闪耀,百花盛开,绚烂无比的一个时代。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帝王大多数爱好书法,如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王中是一位很是出众的书法家,他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例。如他书写的碑刻《晋祠铭》、《温泉铭》就是二个典型的例子,随后就有武则天书写的《升仙太子碑》,中国妇女书碑始终此石,尤其珍贵。唐玄宗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现传世著名的碑刻有《凉国公主碑》、《纪泰山铭》、《石台孝经》、《杨?碑》等数通。总之,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书写了一些流传至今仍为人们啧啧称赞的著名碑刻。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上行下效,造成有唐一代书法特别盛行。
    唐代书法极盛,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大书家,书写了大量的著名碑刻。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写了一些著名的碑版。如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等。
    虞世南的代表作传世很少,仅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草稿》等。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薛稷的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升仙太子碑题名》、《涅?经》等。
    其他的还有颜师古《等慈寺碑》、殷令名《裴镜民碑》、赵模《高士廉碑》、殷仲容《褚亮碑》、《马周碑》、李冶《万年宫碑》、《圣教序记》、《周护碑》。王知敬《李靖碑》、敬容《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高正臣《明征君碑》,以及《昭仁寺碑》、《孔颖达碑》、《段志玄碑》等。这些海内外闻名的书家和佳作,笔法遒劲精密。
    中唐时期,这时期的碑刻书法的发展情况与初唐大不相同,开创了一代书风的大书家颜真卿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初唐时期的那种拘谨的局面,变得富有创新,其字的形态、风格变得肥厚一些,这与唐玄宗崇尚丰腴书风所分不开的。
    这时期颜真卿、李北海、苏灵芝都崇尚丰腴,以颜真卿尤为突出。中唐涌现出不少著名书家,并为后世遗留下许多珍贵的碑刻遗迹。李邕的《叶有道碑》、《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卢正道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等。殷玄祚的《契?明碑》、梁升卿的《御史台精舍碑》、李隆基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魏栖梧的《善才寺碑》、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苏灵芝的《悯忠寺碑》、《易州铁像颂》、《梦真容碑》。徐浩的《嵩阳观记》、《不空和尚碑》。李阳冰的《城皇庙碑》、《怡亭铭》、《三坟记》、《李氏先茔记》、《般若台记》。瞿令问的《怡台铭》、《浯溪铭》、张从申的《修吴季子庙碑》。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碑》、《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宋?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元吉墓碑》、《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颜勤礼碑》、《李元靖碑》等。
    中唐末期及晚唐时期,其书风与中唐的颜真卿不同,力求瘦健,来摆脱其肥厚的风格。所以,中唐时期,无论颜真卿的肥厚书风或柳公权等瘦挺风格,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唐那种创新的精神,是以往任何时代不可相比。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名书家和著名碑刻佳作。有柳公绰的《武侯祠堂碑》。沈传师的《罗池庙碑》、柳公权的《李晟碑》、《冯宿碑》、《苻?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刘沔碑》、《魏公先庙碑》、范的《阿育王寺常任田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等。
    总之,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仅龙门、唐人造像即有千余种。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唐代的碑志,明清时期出土很多,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将有四五千件,这对考查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
    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潇条。但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文坛上,特别是词的兴盛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大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领域里,绘画方面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惟独书法艺术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这时的书法大家杨凝式外,书有《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及《夏热帖》等。其他几乎寥寥无几,而无著名的碑刻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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