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的中国人种 中原地区的汉代以后的古代人骨资料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山东省济宁市潘庙汉墓的一批标本。从基本体质特征上看，潘庙汉代居民可归入东亚蒙古人种，但与现代华北汉族相比仍存在着某些体质的差异，特别是在高颅低面、眶形偏低、鼻形较阔等特点上似乎更接近于现代华南汉族居民（山东土著居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潘庙汉代居民中仍然流行着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的习俗。众所周知，这种习俗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居民中最引人注意的特征之一。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潘庙组在古代对比组中与大汶口文化各组又颇为接近。尽管由于年代相隔久远，我们目前还不敢断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些血缘上的联系，但至少也不能完全排除该地区土著居民具有悠久的人种学遗传渊源的可能性。 该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类学标本目前收集到的相对较丰富一些，主要包括匈奴、鲜卑、契丹、乌孙等族的资料。 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类型，不少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推测。他们之中有的学者从比较语言出发，或认为匈奴族的主体成分应为蒙古人种，或认为应属突厥种。另一些学者则根据古代文献中的个别记载，对匈奴人的体貌特征进行间接的推断，认为匈奴人应具有高鼻、深目、多须等面部特点，可能属突厥族。然而，上述各说的立论根据都不是从匈奴族的人类学资料出发，自难令人完全信服。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原苏联的南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与匈奴族有关的古代人骨标本， 为我们直接运用人种科学方法探讨匈奴人种系归属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已发表的与匈奴人有关的古人种学资料主要包括：原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伊里莫夫谷地出土的公元1世纪前后的匈奴人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匈奴墓葬中的人头骨和呼尼河沿岸公元1世纪中叶的匈奴墓葬人骨，我国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东汉晚期南匈奴墓葬中的人骨。另外，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发现的桃戏巴拉、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等几批东周时期人骨资料也被认为与匈奴族有关。据有关学者考证，这几处考古遗存的族属可能为林胡和楼烦，二者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者早期匈奴文化。 通过对上述人种学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即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人在种系成分了主要为蒙古人种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的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而生活在我们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含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两种成分。换言之，大漠以北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可能代表了北匈奴人的基本种系成分；而在我国境内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地区所发现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人骨资料则反映出南匈奴人的种族成分。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屈起的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公元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联合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西迁。此时，鲜卑人趁机大举南、西进，占据匈奴故地。留居故的匈奴余从约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在鲜卑共同体内部又包括有许多不同的部别。大体可区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鲜卑两大类。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部，东部鲜卑包括慕容、字文、段氏等部。 目前已发表的鲜卑族或被认为属鲜卑祖先的人类学资料共计四批，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墓地和扎赉诺尔墓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杨家营子遗址以及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平洋墓葬。这四处墓葬均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或其先世的遗存。经有关学者研究，时代较早的平洋居民与完居民在体质特征上颇为相似，他们的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先世本身固有的遗传学性状。而在时代略晚的所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鲜卑族人群中存 在着那些明显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或许是由于来自匈奴人或者其他与匈奴人具有同种系渊源的部族基因流入的结果。 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其与库莫奚一道被认同属“东部宇文之别种”。公元338年，为北魏军所破，“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避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北，从事游牧。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公元916年称皇帝，国号契丹。公元947年，大宗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契庙族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主宰了北部中国的政治舞台。公元1125年为女真人所灭。 目前已见报道的契丹族人种学标本只有两批，都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包括出土于乌兰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遗址和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遗址的两处辽代契丹族墓地的人骨材料。综合上述两批辽代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曾经有动生动的描绘。至于公元10世纪以前，即契丹建国之前的早期契丹族人种特征问题，目前因缺少相关的人种学资料尚难断言，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在他们的种系构成中北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仍应为大宗。当然，在辽代契丹族的人骨标本中也存在着一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与东亚或东北亚人种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这些人种因素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辽代契庙人与其他民族发生通婚、混血的结果。 乌孙族的人种类型问题是多年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在汉代以前，乌孙与月氏是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少数民族。西汉初年（约公元前161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并且以伊塞克湖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乌孙王国。乌孙与汉王朝关系密切，乌孙王室曾多次与汉室联烟，并参与汉军击被匈奴的军事行动。公元5世纪初，乌孙因柔然入侵西迁葱岭，不久为柔然所灭。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原苏联和我国境内陆续发现了许多与乌孙有关的人类学资料，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伊犁地区。从这些资料来盾，各地区的乌孙族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人类学集团，他们的主要种系成分应该属于欧罗巴人种中的古欧洲人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但是同时，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中国材料的研究都表明，以欧罗巴人处成分占优势各地乌孙居民中均不程度地含有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这是乌孙族人类学的又一个特点。这种混血因素的出现，显然与来自东边的时代较晚的蒙古人种成分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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