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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为本

 竹林怪客 2011-10-14

以仁为本

 

李建永

 

1.以身为本

      据史籍载,“以身为本”出自孔子之口。汉·戴德《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曰:‘……故君子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情迩畅而及乎远,察一而关于多,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孔夫子讲“以身为本”的前提,是“君子南面临官”——亦即对做官的人来说的。“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讲的是做官的首要条件是做人,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好自己。孔子的类似言论还有很多。《论语·子路》即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亦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实,不仅是做官,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做好自己”都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汉·韩婴《韩诗外传》记述孔子的两位高足曾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无)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无)患至而后呼天。’子贡曰:‘何也?’曾子曰:‘内疏而外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此三言真可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是值得世人终身记取的至理名言。其中,“身不善而怨他人”,不就是说那些不能“以身为本”而只管把自己搞砸事情的责任统统推给他人的人吗?其结果不仅只是一句轻轻的“不亦远乎”,甚而还会“患至呼天”,肠子悔青,噬脐莫及!儒家所一直倡导奉行的“修齐治平”,就是从“以身为本”开始的。任何一个人,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做好一切。故《孟子·尽心下》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2.以民为本

      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由来远矣。《诗经·商颂·玄鸟》即有“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尚书·五子之歌》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语。然而,把“民本思想”强调到“空前高度”的,却是战国时期的孟轲。他在《孟子·尽心下》讲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南宋朱熹为这句话作注时首次提出“以民为本”的概念。他在《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讲道:“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没有人民,社稷又为谁设立呢?或者干脆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戴,所谓江山社稷诸侯王国根本就无从谈起,更别说立什么君啦王啦!故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及其智囊王佐,无不重视人民之力量,无不尊崇“民本思想”。《史记·赵世家》讲:“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止。”《三国志·吴书·骆统传》讲得更加清晰而深刻——国家的力量体现的就是人民的力量:“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不管是国家的“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全部体现的都是人民的力量,没有人民,哪来国家?所以《贞观政要·君道》录唐太宗语:“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所以东汉荀悦《申鉴》倡导“爱民如身”,所以北宋张载《西铭》强调“民胞物与”。因为民心之向背,决定国运之长短。《文子·上义》说得好:“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故《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个词,要比“以民为本”出现的早得多。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在《管子·霸言》中即讲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倘仔细分辨,“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人”,后者强调的是“民”——即站在“官”的立场上与“民”相对而言。其实,管子所说的“人”,也不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意思,他强调的是重视人才、亲和人民。管仲生活在孔子稍早时期,是一位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卓越政治家。他的政治哲学就是“实用”二字,故深知“得人”之重要性。他在《管子·权修》中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并在《管子·霸言》中进一步申述:“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他还把成功的诸侯王与失败的诸侯王正反两方面所积累的政治资本、政治资源之殊异,在《管子·枢言》中归纳为:“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当然,管子所谓“以人为本”之“人”,自然也包含着“民”——诚如《管子·牧民》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三国时期的蜀主刘备亦强调“以人为本”。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这段历史经过《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绘声绘色的描摹演绎,早已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矣。

4.以仁为本

      其实,所谓“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一般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所讲的。从字面分析,“以……为本”的“以”,是“把”、“拿”、“让”的意思,“本”自然是相对“末”而言的。问题是,“谁”在“以”呢——换言之,到底是“谁”在“把”、“拿”、“让”呢?当然是与“人”、“民”相对而言的统治者。然而,统治者的“自由尺度”是很大的,他们既可以“以民为本”,亦可以“以民为末”;或者干脆口头上讲“以民为本”,而实际行动却是“以民为末”。证诸历史,历代统治阶级口头标榜“以民为本”者伙矣,而实则“以民为末”、不把黎民百姓当人看的昏君赃官们,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孔夫子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强调“南面临官”的君子,首先要“以身为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做好自己。孔子学说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的核心理念是“爱人”。“仁”字由“二”和“人”组成,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清代学者陶鸿庆在《读〈法言〉札记》中甚至认为:“道、德、礼、义,以‘仁’为本。”强调“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的确,“仁”不但体现出人与人之间诚挚友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关系——即一视同仁。《礼记·中庸》讲:“仁者,人也。”君子爱亲与身,且推己及人,故仁者爱人。尽管管仲也倡导“以人为本”,但由于他奉行的政治理念主要是“霸道”,因而他所说的“以人为本”之“人”,侧重于“可用之才”、“有用之人”,虽也含有“仁”的成分,但少。“以仁为本”则是从仁人之心出发,不但某一个人要以一切人为本,一切人也要以任何某一个人为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平等的,互动的,也是可以互逆的。不然的话,一方只肯居高临下地“以”,而另一方却只能俯首帖耳地“被以”,这样的“以”无疑是一种特权。《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或曰人生课题:“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因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个“本”就是“仁”。《孟子·娄离上》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然而,要做到“天下归仁”,尚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讲得好:“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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