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休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第一个答案。他用重复论把归纳的逻辑学说排除
掉以后，就和常识妥协，通过重复很温和地容许归纳以心理学理论的伪装而卷土重
来。我建议把休谟的这种学说翻一个身。我不把我们指望规则性的倾向解释为重复
的结果，而建议把我们认为的重复解释为我们指望和寻找规则性倾向的结果。
这一来我就能从纯逻辑理由出发以下述见解代替归纳的心理学理论。我们不是
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
给世界。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
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
这就是试探和错误——猜测和反驳的学说。这使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我们把解
释强加于世界的企图在逻辑上先于相似性的观察。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
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
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测，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
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固定目的进行，旨在对所检验的理论尽可能彻底驳倒。
五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这仍旧是人们的一个广泛而坚定的信念，以至
我对这种信念的否定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甚至被认为不诚实——由于否
定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这种信念认为我们能够单独从纯观察出发，而不带有一点点理论
的东西，是荒唐的；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把一生献给自然科学，把
他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全部写下来，并把观察所得的无比宝贵的收获捐献给皇家学会
作为归纳证据之用。这个故事应当向我们表明，虽然可以把甲壳虫很有成效地收集
起来，但观察是收集不起来的。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
为此我在上课时首先指示他们：“拿出铅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观察到的
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显然，“观察！”这个指示是荒唐
的。（它甚至不合语言习惯，除非这个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
述必需一种拥有专门语词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
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卡茨写道：“一个饥饿的动物把环境分成可以吃的东西和
不可以吃的东西。一个动物在逃跑时，便寻找出路和藏匿的地方。……一般说来，
对象因动物的需要而变……”我们可以补充说，只有这样把对象同需要和兴趣相关
联，它们才可加以分类，才会变成熟悉的或不熟悉的。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动物，
也适用于科学家。对于动物，它的着眼点是它的需要、当时的任务和它的期望所提
供的j对于科学家，着眼于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
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他的参照系、他的“期望视野”来接受的那些理论。
“哪个在先，是假设（H）还是观察（O）”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象鸡
（H）和鸡蛋（O）哪个先有”的问题一洋。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
鸡蛋”；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假设”。诚然，我们选择的任何特殊
假设在它前面部将有过一些观察——诸如它打算解释的一些观察。但是这些观察反
转来又预先假定已经采纳了一种参考框架，一种期望的框架，一种理论的框架。如
果这些观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这些观察需要加以解释，因而导致人们发明一种假
设，那是因为这些观察不能在旧的理论框架的范围、不能在旧的期望水平上加以说
明。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如果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我们最后
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
我觉得先天观念的理论是荒唐的；但是任何生物都有天生的反应；而且在这些
反应里面，有些反应适应于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类反应描述为“期望”，
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期望”是有意识的。新生的婴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期望喂奶
（而且人们甚至还可争论说，期望得到保护和爱）。鉴于期望和知识之间的这种密
切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在相当合理的意义上谈论“天赋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
并不是先天正确的；一个天生的期望，不管它多么强烈和多么特殊，仍可以是错的。
（初生的婴儿可以被抛弃并饿死）。
所以我们生来就有期望，生来就有“知识”，而这些知识虽则不是先天正确的，
却在心理学上或遗传学上是先天的，即是说，先于一切的观察经验。这些期望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期望找到规则性。它和指望规则性的天生倾向，或者和寻找规
则性的需要联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婴儿满足了这种需要的快乐看得出来。
康德相信“因果律”是我们精神配备的一部分而且是先天正确的；而这种在心
理学上是先天的、寻找规则性的“本能”期望，和康德的“因果律”非常一致。所
以人们说不定会说康德没有对心理学上的先天思维或反应方式与先天正确的信念加
以区别。但是我不认为他的错误会粗疏到这种地步。因为期望找到规则性不但在心
理学上是先天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天的；它在逻辑上早于一切观察经验，因为
如我们看到的，它先于任何对相似性的认识；而一切观察都包括对相似性（或不相
似性）的认识。但是尽管在这个意义上是逻辑地先天的，这种期望并不是先天正确
的。原因是它可以失败：我们可以很容易制造一种环境（它会是一种致命的），这
种环境和我们的普通环境比较起来，可以混乱得使我们完全找不到规则性。（一切
自然规律可以照样有效：这种环境曾被应用在下一节提到的动物实验中。）
因此康德对休谟的回答几乎可以说是正确的；原因是一个先天正确的期望，和
一个既在起源上又在逻辑上先于观察但不是先天正确的期望，这两者的区别确是相
当微妙。但是康德证明的太多了。在企图证明知识怎样成为可能时，他提出了一种
学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种结论，即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必然成功，这显然是错
误的。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
然”，他是对的。但是认为这些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必然会成功地把这些规
律加诸自然，他就错了。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
规律；可是如果我们活着，我们还可以再尝试。
为了把对休谟的归纳心理学进行的这个逻辑批判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考虑建造
一台归纳机的设想。当这样一台机器放在一个简化的“世界”（例如若干系列颜色
计数器之一）之中时，它能通过重复而“学会”甚至“提出”在它的“世界”中有
效的相继定律。如果能够建造这样一台机器（我不怀疑这种可能性），那末可以证
明我的理论必定是错误的：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根据重复进行归纳，就没有逻辑理由
阻止我们自己这样做。
这个论证似乎令人信服，却是错误的。在建造一台归纳机时，我们这些机器建
造师必须先验地决定：它的“世界”是什么；哪些事物被认为是相似的或相同的；
我们希望这机器能在它的“世界”中“发现”哪种“规律”。换言之，我们必须在
这机器里面造进一个参照系，它决定其世界中有关的或感兴趣的东西：这机器将有
其“天生的”选择原则。相似性的问题将由它的制造者为它解决，因此他们要为这
机器解释这个“世界”。
六
我们动辄寻找规律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这种倾向导致教条思维，或者更一
般地导致教条行为：我们期望规律性无所不在，甚至试图在于虚乌有的地方也找到
规律性，不屈从这些企图的事件，很容易被我们看做一种“背景噪声”；我们墨守
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当时也坚定不移，然后就要承认失败。这种教条主义在一定
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这样一种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们的猜测强加于世界才能
应付。此外，这种教条主义容许我们近似地分阶段地向一种真正的理论接近：如果
我们过分爽快地承认失败，我们就可能发觉不了我们自己非常接近于正确。
显然，这种教条态度是一种信念坚强的征象，使我们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
反；批判态度则是一种信念比较软弱的征象，它随时准备修改其信条，允许怀疑和
要求检验，按照休谟的理论以及流行的理论，信念的强度应是重复的结果；因此，
信念应当总是与经验俱增，总是越开化的人信念越强。但是，教条思维、毫无节制
地要求给以规则性以及沉溺于习惯和重复等如此这般的东西，都是原始人和儿童的
特征；经验和成熟程度的增长有时养成一种谨慎的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教条的态度。
这里，我或许可以指出与精神分析学相一致的一点。精神分析家断言，精神病
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种个人定向模式解释世界，这种定向模式不会轻易被抛弃，
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时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种模式或图式往往保持终生，
每个新的经验都用它来解释；可以说，每个新经验都证实它，提高它的精确性。这
正是对我所称的不同于批判态度的教条态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条态度一样，它也迅
速地采取一种期望图式——一个神话或一种猜想或假说，不过它愿意被修改，纠正
乃至抛弃。我倾向于认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于这种批判态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
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条主义受到遏制，是由于要对某些按图式进行的解释和反
应加以修改和调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场合，这种阻遏本身或许也可以解释为因伤
害或刺激所致，伤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惧，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确定性，如同肢体受
到伤害后我们怕触动它，以致变僵直了。（甚至可以证明，肢体的情形不仅类似于
教条的反应，而且还是这种反应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具体情况的解释都必须考虑
进行种种必要调整所涉及困难的份量。困难可能相当大，尤其在一个复杂而又变化
不定的世界之中：我们从动物实验知道，可以随意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为，
只要相应地改变这些困难。
我发现认识心理学和常常被认为与之相距很远的那些心理学领域——例如在美
术和音乐之间还有许多其他联系：事实上我关于归纳的许多思想都发端于有关西方
复调音乐进化的猜测。不过，这里就不讲这个故事了。
七
我对休谟的心理学理论所作的逻辑批判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考虑（大部分我已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六年间在题为《论习惯和对规律的信仰》的一篇论文中详加阐
发）可能显得稍稍偏离了科学哲学的领域。但是，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或者说教条
态度和批判态度的区分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中心问题。因为，教条态度显然关系
到这样的倾向：通过试图应用和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它们，甚至达到谟视
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
（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
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
这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从发生上说，伪科学态度更原始于、先于科学态度，就
是说，它是一种前科学态度。这种原始性或在先性也有其逻辑方面。因为，批判态
度与其说同教条态度相对立，不如说叠加于后者之上：批判的目标一定在于必须对
现有的有影响的信念进行批判性修正，换句话说，一定是针对教条的信念。可以说，
批判态度必须以多少是作为教条而保持的理论或信念为原材料的。
因此，科学必然始于神话和对神话的批判；既不是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始
于实验的发明，而是始于对神话、对巫术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科学传统与前科
学传统的差别在于它有两个层次，象后者一样，它也把它的理论传下去，但同时还
把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态度传下去。这些理论传下去，不是作为教条，而是敦促对它
们的讨论和改善。这个传统是希腊的，可以追溯到泰利士，他创立了第一个主要不
是关心保存教条的学派（我不是说“第一个哲学学派”，而只是说“第一个学派”）。
批判态度，也即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现弱点并加以改善的传统，是合理的和理性
的态度。然而，它广泛利用口头的论证和观察——利用观察支持论证。希腊人发现
批判方法，起先引起一种错误的希望：它会导致解决所有重大的古老问题；它会确
立确实性；它会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论证它们。这个希望是教条思维方式的残
余，其实，什么也无法论证或证明（除数学和逻辑而外）。科学要求理性证明，表
明未能坚持合理性的广阔领域同理性确定性的狭窄领域的区别：这是一种站不住脚
的不合理要求。
然而，逻辑论证和演绎逻辑推理的作用对于批判方法仍然非常重要；这不是因
为它使我们得以证明我们的理论，或者从观察陈述推出理论，而是因为只有通过纯
演绎推理，我们才能发现理论的暗含所在，从而有效地批判它们。我说过，批判就
是力图找出理论的弱点，而这一些照例只能在比较抽象的可从这一理论推出的逻辑
推论中找出来。纯粹逻辑推理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正在于此。
休谟正确地强调，我们的理论不可能有效地从我们能够知其为真的东西中推出
来——不可能从观察也不可能从任何别的东西推出来。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理
论的信念是非理性的。如果“信念”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自然规律以
及自然规则的持久性，那禾休谟又是正确的：可以说，这种教条的信念具有心理学
基础而不是理性基础。然而，不管怎样“信念”一词用来指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批判
接受——同修正这一理论的迫切愿望相结合的尝试性接受，如果我们成功地设计出
它经受不住的一种检验——因此，休谟是错误的。这样来接受理论，就毫无非理性
之处。甚至为了实际目的而依赖于经受了严格检验的理论时，也没有什么非理性之
处，我们没有什么别的理性程序可以采取。
假定我们审慎地规定我们的任务：生活在这个未知世界之中，使我们自己尽可
能适应它，利用我们可能从中找到的机会，如有可能（不一定假定真是这样），则
尽可能借助于规律和解释性理论加以解释。如果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任务，那末，就
没有比试探和错误——猜测和反驳的方法更加理性的程序。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
出理论，竭尽我们所能表明它们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
以接受。
从这里提出的观点看来，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
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也罢。在一个理论被驳倒之前，我们怎么也无
法知道它必须以哪种方式修正。太阳总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东升西落，这仍然是尽人
皆知的一条“毫无合理怀疑余地的由归纳确立的”定律。奇怪的是，这个实例至今
仍然被使用，尽管它在亚里士多德和马萨里亚的毕提亚斯时代已大行其道，毕提亚
斯是个大旅行家，长时期被人们视为说谎者，因为他讲极北地区是冰冻的海洋，半
夜里出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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