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仲殊
释仲殊（生卒不不详），即僧挥，姓张氏，又字师利，安州（今湖北安陆）人。曾举进士，后出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与苏轼交游唱酬。崇宁中，自缢死。词风奇丽清婉，有《宝月集》，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
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
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大约自从汉明帝时代金人西来，佛教传入中土开始，随着佛法日宏，佛教与文学也挂上了钩，几乎在佛学发扬光大的同时，“诗僧”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文学创作群体也就出现了，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而且，随着诗歌文学体裁的嬗变，诗僧们也跟着与时俱进，在魏晋作玄言山水诗，在晚唐作格律精严、讲求炼字的五律，到宋代之时曲子词大胜，遂于诗僧之外，又出了以词名的“词僧”（从广义上来说，词僧其实也是诗僧的一种），在宋代能词的僧人之中，仲殊要算其中的佼佼者。
仲殊原来姓张，名挥，所以又称为僧挥，仲殊则是他的法号，他与苏轼有交游，苏轼夸赞他：“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可见其光风霁月、坦荡磊落的胸怀。似乎曾见有人将他与苏轼的另一个好友张怀民（苏轼写过《记承天寺夜游》提到他，这是一篇著名的写景小品散文）相混淆，未知所据。仲殊本名张挥，安州人，而张怀民名梦得，是苏轼贬谪黄州时的好友，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仲殊本来是士人的身份，中国古代的文人出家，其心态很难说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翻开野史笔记来看，会发现里面所记载的许多方外之士，行径常不从宗教律条约束，这一类人出家的理由也许各各不同，其内心却大多有着“逃禅”、“遁世”的目的，而不是出于为宗教折服倾倒、甘愿奉献一生赎罪救世的崇高理想。所以，说他们是佛徒，倒不如说他们是世俗的逃避者。要说起来，古人意欲遁世，方法也有许多，但没有一种能象出家这样决然的断绝一切，包括亲属和自身原来的定位，所以历来很多灰心失望或者走投无路的文人，更容易勘破红尘——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勘破，而只是对红尘中的烦恼无能为力，索性撒手撇清——虽然也有诗嘲笑这种逃逸方式不尽可靠，“未著袈裟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为摆脱世俗的纠纷而出家，所想逃开的一般也只是世俗的辛苦烦恼，而不是尘世中曾经有过的温馨欢乐，因此当达到彼岸之后，又不免对那十丈软红产生眷恋歆羡的感觉。僧仲殊也许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仲殊的出家过程颇具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可以说是带凶杀性质的家庭伦理剧。《老学庵笔记》中说他年轻时放荡不羁，不知为什么夫妻失和，被妻子在肉羹中下了毒，几乎毙命，服食了蜜水才解毒，医生告诫：“再吃肉的话，毒就会复发，没法解。”于是他便抛弃家庭做了僧徒。他的妻子为什么给他下毒，是出于对他“游荡”的愤恨，还是有了外心打算杀夫另嫁，未知其详，他因为中毒不能再食肉而索性出家，似乎也有点不足以构成理由，估计出家的心情，是受到来自“家”的伤害而一愤弃家，不是单单为了食素的方便，也未必就完全看破了世情。倒是可能由于这次经历，他嗜上了食蜜（也有说法是为了持续的解毒而不得不食蜜），据说他什么菜都放蜜，请客吃饭，豆腐、面筋、牛乳之类，都是蜜渍，甜腻得使人无法下箸，只有苏轼也爱吃蜜，能和他共同饱食一顿，所以仲殊又被人称作“蜜殊”。
仲殊工于长短句，好作丽语，并不因为他是出家身份而稍减其软媚之气，《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推崇他的《诉衷情》词，认为：“篇篇奇丽，字字清婉。”而《碧鸡漫志》将他和贺铸、晏几道、周邦彦并称，认为他在四人中最次，然而作品的富丽华赡，连晏几道也及不上他。贺铸的丽句多失意之悲，周邦彦的丽句有深密之致，晏几道的丽句每每见其惆怅寥落，只有仲殊，在丽语中透出的，是对尘世的恋恋情怀：“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从一双本该超脱的冷眼中，却透露出人生的热望，正如在那一片洁白无瑕的梨花中，他感受到的不是“洞天方看清绝”（元代丘处机梨花词）的晶莹剔透，却是“寒轻香软”的盎然春意。又如另一首《南柯子》：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
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小词题为“忆旧”，有天涯羁旅的伤感，有对旧情旧境的回顾，写得清丽宛转，语虽淡，却掩藏不住心底的情愫；虽是僧人，所思所写，却完全是俗世的光景。他还有一些俗词甚至艳词，这是当时词坛的风尚，但由一个出家人写出象“酒满玻璃花艳冶。莫负春心，快饮千锺罢。”（《蝶恋花》）这样纵情寻乐的句子，未免令人侧目，同时代的人说他：“雅工于乐府词，尤有不羁之余习也”，其实这“不羁”，只是佛门也羁绊不住的一段情肠。
仲殊不羁于佛法，自然与佛门的拘泥之士大非同类，苏轼在杭州的时候，曾经有一回携带着妓女去拜谒西湖之间著名的高僧大通禅师，大通觉得他很失礼，愠形于色，苏轼戏作一词，令妓女歌之，其中有“……我也逢场作戏不须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的句子，颇带嘲谑。仲殊时在苏州，闻词也和韵作了一首，云：“……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 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著花迟。不向东风一笑待何时？”以佛门弟子的身份，却使用道家的语言来对这一件有“亵渎佛门”意味的进行调侃，超脱中又显得有些轻佻，难怪在当时人眼中他不象个和尚了。
他这种轻佻，有时过了火，便接近于一种恶趣。仲殊虽是僧人身份，也常常来往于公门，有时与官府应酬，难免有些流于浮薄之词，《中吴纪闻》说他某日造访苏州太守，宾主接坐之间，看到一个来告状妇人手中拿着诉状站在雨中等候开审，太守命仲殊做一首词咏这件事，仲殊口占一词《踏莎行》：“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词中打趣妇人的告状，无非是苦于相思，状告薄情郎的“闲公事”而已，显得对这个女子淋雨的苦楚和可能含冤的遭遇毫无同情心，因此后来仲殊不知为什么事在枇杷树下自缢而死，便有口齿轻薄的人给他改了这首词作，说：“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平心而论，仲殊对这个妇人固然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但当时在场的太守，作为一郡之守的身份，见到自己的子民冒雨申诉，不忙着安抚与审理，却有闲心让一个类似清客的和尚来打趣她，岂非更大的失职？这件事只指责仲殊一个人，未免太过，何况又以他的横死来重复他自己曾经的打趣之词，世道好还，舆论报复，对他本人来说，真是残酷的戏弄。
仲殊为什么自缢而死，似乎没有记载说明内中隐情，即使有所评价，也多半以为：无非是这个怪僻的和尚，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而已。他确实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儒门时风流放宕，因为变生家庭而出家，是违反了儒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诲，身入空门又不守戒律，依旧肆意不羁，写作艳词，根本不象空门清修之士，连最后的死亡，也是违反了佛教“戒自杀”的律条。他的出家，仿佛只是一种能使他抛弃世俗牵挂、获得最大自由的手段，而在相对的自由之外，他的眷恋他的热肠，又形成了比佛门戒律更为羁绊的束缚。也许，他死于这种永不能实现的对已隔绝的红尘的渴盼，死于在这种渴盼与摈弃中纠结的矛盾和厌倦？斯人已矣，无法获知答案。
相传仲殊曾经游姑苏台，在台株上题了一首七绝：“天长地久大悠悠，你既无心我亦休。浪迹天涯人不管，春风吹笛酒家楼。”这首诗是用倒笔书写，就是每个字笔锋从最后一笔描起，慢慢描成次字，这种写法有点游戏的滋味，而所题之诗，却大有禅意。佛教中有楼子和尚悟道的故事，说该人在未成道之前，偶然经过街市，听到酒楼上有人唱曲，道一句：“你既无心我便休。”忽然大彻大悟，从此号称“楼子和尚”云云。高僧的颂偈之中，常常以此为典实，所谓：“唱歌楼上语风流，你既无心我也休。”情场风尘倦眼，竟然能与勘破之理暗合，却不知这句禅语，最初竟出自于这一个不似和尚的佛门弟子之手。“你既无心我亦休”，说得豁达通脱，却不知在这轻轻一个“休”字之前，有过多少痛苦纠缠、苦苦不能割舍？而说这句话的仲殊本人，也许在了断自己生命之前，尚自不能完全休弃自己曾经眷恋的一切——人间的事，往往是愈眷恋愈伤害，愈伤害却又愈眷恋，一个“休”字，如何轻易决断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