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我即将赴北国就读。其时先父振绅罹病甚笃，忧心忡忡。五日薄暮，他令我至其榻前说道:“你这次离家远读，是件好事，要加劲读。你五爷爷教仁也是你这个年纪出外求学的，后来干起那么大的事。他为什么能干大事？从小有志气嘛！用他的话讲，叫‘文不借笔，武不借刀’。我如今病入膏肓，日后恐难再见。我把你爷爷教彰传下来的话说给你听。”
“英雄起事赖文章”
五叔祖父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从1882年到1902年，在恬静的湖南桃源学习。时局动荡，他在接受儒家教育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一面，形成革命的倾向。
百日维新期间，叔祖父教仁只是十五、六岁，由于接触到了维新派的刊物，多少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1899年，叔祖父进入漳江书院学习，这座书院开通风气，提倡新学。它给100名学生提供了算学、舆地、经学、掌故、训诂等课程。叔祖父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在这几年中，时代给予他巨大影响，使他的品格日益成熟。他对地理和历史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涉及到保守主义和维新发展的历史，有感书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他曾率几位同学赴外地为书院图书馆购办书籍。
叔祖父与大多数同学的志趣不一样，同学们致力于吟诗作文的技巧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而他却爱好用气壮山河的措辞来讨论问题，喜欢研讨并比较世界事态，曾发出过“英雄起事赖文章”的抱负。平庸之辈认为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拒绝与他交往。后来，漳江书院的一位同学回忆道：
余少与宋君敦初肄业邑漳江书院。时制科未废，专攻八股文。惟君薄科名，不屑务讲求经世有用之学。平日喜兵刑名法舆地诸籍，往往别有会心。或与二三侪辈，文酒纵谈，慨然有旋转乾坤、澄清天下之志。
1903年到1904年，叔祖父教仁走出宁静的家乡，来到当时中国热闹繁忙的政治商业中心武昌城。此时他开始研读现代知识，包括西方科学技术的研究。他密切关心时事，真正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曾对友人声言：
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宁；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由此可见，五叔祖父的革命理想在青少年就学时期就已经具备，他后来在1911年公开鼓吹的战略思想早在这个时候已开始形成。
“破坏易，建设难”
在武昌期间，叔祖父宋教仁和黄兴相识，志同道合之下共同创立了华兴会。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在长沙起义，由于被奸细发现，事情败露。清廷查抄了设在长沙的华兴会总部，并星夜派人去桃源县缉拿宋教仁。其时五叔祖父正在家乡变卖家产，为即将来临的起义筹措经费。后叔祖父为沅水渔翁所救，一路逃亡到岳洲，后到日本。为纪念该渔翁，遂自号“渔父”。
1905至1910年在日本期间，就其智慧和品格的成熟程度而论，叔祖父宋教仁已是小心谨慎而且善于沉思了，进入他的自我反思和教育时期。目睹着中国的新生力量为建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而聚集在一起，也经历着这个新的组织所遭受到的重重困难。在革命理想上，他从未摇摆不定，而且他已经开始思考给革命带来胜利的方式方法，开始思考革命成功后必须面临的国家重建问题。
在日本留学6年，叔祖父教仁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也就是在此时，叔祖父认可了立宪制，提倡议会权威和内阁责任制，为他以后的政治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蔡元培也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13年即民国二年，32岁的五叔祖父教仁站在南高峰时，正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他意气风发地吟道：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五叔祖父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早春的长江流域刮起一股“宋教仁旋风”。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
实际上早在1910年提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以后，他一直在慎重地、有条不紊地为革命党人拟定一个三年大纲。武昌起义的意外爆发和惊人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孙中山的隐退、袁世凯篡权都没有影响到宋教仁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脚步。在内阁与总统的较量中，宋教仁运用他的超级政治手腕，占得上风。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可惜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生命淹没了。1913年3月20日，他被暗杀于上海北火车站。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这位一代人杰，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是五叔祖父被刺后托黄兴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临死不忘救国理想。他死前并不知道谁是杀害他的凶手，但他自知没有仇人，只有政敌，他想不到政治斗争要出以暗杀。
他的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国民党一夕之间分崩离析，议会被解散，中国再次踏上漫长而曲折的探寻民主时代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