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本文写于2011年5月）1905年7月30日, 在日本人宫崎滔天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 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成立同盟会，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等10省代表，到会人数合计79人。几派别联合，难免发生权力之争。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争执不下，黄兴声称退会。会旗之争，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黄兴的一边，表示也退会。眼看事情越闹越大，为了顾全大局，黄兴只好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的退让，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 。1907年3月4日，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则决然表示，“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909年秋天，同盟会会员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对此，黄兴本人说得很透彻：“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陆，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黄兴在武昌指挥军事，宋教仁最初协助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当起义民军与北洋军隔江相持的局面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与首义军官相处且不愉快，于是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对于海外归来中的孙中山，宋教仁似乎抱有成见。张继等人也来劝他，他才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在哈同花园举行的孙中山欢迎会。但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政权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定都北京，他认为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而以他在东北的经验，对日俄之野心极其明了。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按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提名他做农林总长。首任内阁未及三个月，唐绍仪即与袁世凯闹矛盾挂冠而去，宋教仁与其他同盟会籍的总、次长也随后辞去了内阁职务。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的解释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国民党成立后，实行理事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据《长沙日报》的报道，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时，宋谈到了黄兴、谭人凤、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及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对孙中山只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对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发言说：“孙先生对于内陆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2月，民国首次大选，国民党获得了两院议员的多数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孙中山2月10日乘山城丸号船，赴日本进行考无关紧要的察访。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出任新的内阁总理有望，但却在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火车站北上之时，被暗杀。到底有谁操纵指使？捕溯迷离，已成历史迷案。宋被暗杀后，孙中山态度强硬起来，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及党内多主张依靠法律解决“宋案”。但孙执意进行“二次革命”。仓促举世失败后，追随者亡命日本。孙总结失败原因时，强调：不服从，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着重批评了黄兴。孙另外创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按手印，服从党魁。黄兴不同意，争论激烈。“时声高惊四壁”。1914年6月，黄兴致函孙中山，作最后“忠告”，孙中山则复函，劝其“静养两年”。1914年，黄兴离日旅居美国。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但却于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42岁。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黄兴)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亮点。在宋教仁死去十年后，孙中山派系的人马（粤系）仍对原华兴会的宋教仁、黄兴等人（湘系）耿耿于怀，如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依然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而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戴季陶，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的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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