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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朝奔楚与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
（原文：《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作者王红旗）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王子朝奔楚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著作，它记述着那个时代的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包括九鼎在内的大量周王室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此外，今日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老子之所以拒绝充当引荐人乃另有苦衷，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而且也不便公开活动（大约此后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从此隐去）。
笔者这里之所以介绍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踪，一是周室典籍失踪之谜应当引起我国历史文化界的足够重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千五百年来，始终没有一位学者认真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山海经》的成书与上述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995年，笔者在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著《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已由昆仑出版社亦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期间，开始明确意识到《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包括编辑翻译改写者），很可能正是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
理由如下：
1、从《山海经》的篇章结构来看，具有某种总体框架，当有一个写作纲领或编辑方针，并有一个彼此关系密切的写作班子。
2、《山海经》中常跳跃出四言韵句，而《道德经》中亦经常使用四言韵句，此现象已被不少学者注意到。笔者怀疑四言韵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师的一种常用修辞方法，并被周朝史官所承袭，此点《尚书》亦可为证。因此，《山海经》的编写者当系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师和学者）或其后裔。
3、《山海经》中的《西山经》、《中山经》内容特别详实准确，表明编写者同时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的特长。
4、《山海经》中的大量内容，当源自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典籍资料，其中不乏前朝历史档案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地诸侯国的报表文书和采自民间的神话故事（远古神话传说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参见笔者所著《追寻远古的信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资料其他人是难得一见的，但却是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后裔耳熟能详的。
5、老子的《道德经》，在当时堪称长篇巨著，但却极为仔细地隐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对比之下，《山海经》也极为谨慎地回避任何与现实有特定关系的事件，当亦有其苦心。或许，《道德经》之隐与《山海经》之隐，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它们的作者或编写者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而竭力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或编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那么他们确实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颇有点“里外不是人”的难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献的整理编辑上。与此同时，编写《山海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需要编写者有着充裕的时间、充足的财力，并且没有或少有世俗杂务的干扰；显然，这样的条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后裔所充分具有的，而这种工作也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乐趣。
6、相传孔子50岁才读到《周易》一书，时在公元前501年。对此我们有了新的解释，即《周易》等书原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读不到的；但是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原来秘藏的《周易》等书才逐渐流传出来。这是因为，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财富来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谋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编辑、抄写、撰著并出售各种典籍图书资料（珍贵的原版图书应当早已秘藏起来，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图书流散于世的情况）。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开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而大量周室典籍的传抄流行又促进了教育特别是私学的兴起，而私学的兴盛又促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正如敦煌藏书的外传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一样）。事实上，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一书，应当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并阐述个人见解的著作；而所谓孔子删定《诗》、《书》云云，则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并将它们重新整理成册（过去学者均误以为孔子从所有周室典籍中选出了一部分内容编辑成册）。
7、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很可能得自于《山海经》，或得自于王子朝一行的后裔学者们（古代南阳地区的文化、学术发达，张衡、张仲景、晁错等人才辈出，亦得益于此）。这是因为，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含有以某地为中心的思想，然而齐国近海而不处于中原之中心，当时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后裔）才有着强烈的中央一统的观念。
8、《山海经》一书既洋溢着中央四方、天下一统的观念，同时又处处流露出对自得其乐、自给自足的家园小国的赞美和向往。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仍然深深沉陷于回忆往昔美好岁月的记忆中，那时周王室虽然只有很小的直辖领地，但在名义是却仍然是天下一统的宗主国，因而能够过着体面尊严、富裕安宁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向往着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或许，王子朝及其后裔之所以编写《山海经》，乃是失国后的一种感情寄托，以便在其中构筑出自己的理想。
9、事实上，《山海经》的内容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中央意识，又能平等地对待远方异国；既有明确的山川地貌的距离里数，又记录着各地的物产和风情。显然，拥有上述资料（地理图具有军事价值，非常人可见），又能以平等的心态进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后裔莫属。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学者，乃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整理、改写者，而不是《山海经》一书的原作者。实际上，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认为《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四部古籍合辑而成的。有关论述可参阅笔者所著《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以及其他相关的论文。
不过，我们今天已很难一一分辨出《山海经》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是传自上古，哪些内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后裔学者所改写或补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世其他学者又进行过改写或补充）。例如，《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载丰山上：“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其国有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谓：“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来时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于王子朝避居西鄂，笔者颇怀疑上述记载与王子朝奔楚一事有关：1，“雍和”乃吉祥之名称，反言其“见则国有大恐”，当为“好人不得好报”之意，似在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劳为民之意，却称“见则其国为败”，亦在记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谓“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九钟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礼器，当系王子朝奔楚时带走，其时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鸣”可能是当时政局将变的一种前兆现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怀疑铭刻在心。
由于《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因此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流传。笔者推测，《山海经》由王子朝一行的学者整理编辑成书后，被作为重要礼品送给了楚国（王子朝一行在楚国政治避难，当然要送给楚国君臣一些贵重礼物，其中应当包括典籍、礼器。事实上，今天在荆楚一带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铜礼器，或亦与此有关，因为王子朝一行很可能带走了大批周王室的工匠），并长期只在楚国上层流传，因此屈原有条件读到《山海经》，并据此创作出千古绝唱的《天问》等诗篇。在此前后，秦国对楚国构成巨大威胁，为了安全起见《五藏山经》中有关秦国与楚国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内容被人有意删去，这部分内容便成为失传的中次一经，其地理方位大约在今日秦岭南麓的汉水、丹水一带（现存版本的中次一经原属被次二经）。
再以后，楚国被秦国所灭，《山海经》很可能与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于秦王朝图书馆内（在此之前，吴军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献典籍的转移）。此后，刘邦率兵先入咸阳，秦王朝图书馆的大量文献典籍被萧何收取，并成为汉王朝图书馆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至此《山海经》一书才逐渐被汉代学者所知，可惜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由于不能很好地解读《山海经》的内容而未能引用其资料信息。
《山海经》一书成为显学而为天下学者所知，是西汉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为了扩充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面向天下征求遗书，一面命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各类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经》的编校工作。公元前5年，刘向之子刘歆（后更名为刘秀）子承父业继续古籍整理工作；此后不久，刘秀便提交《上山海经表》，将原来流传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整理校定为十八篇的《山海经》，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山海经》均源于此。事实上，《山海经》在汉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视，与刘向父子以及东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们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解释了许多远方异国的异俗异物和出土文物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刘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经》原版，以及刘秀所依据的三十二篇《山海经》原版，均早已失传。《山海经》在汉代中期流行一阵之后，，便重归于寂寞。大约三百年后，东晋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对《山海经》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从此《山海经》一书又重新流传于世，至今不衰。
关于《山海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与《山海图》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它们大体出自明代学者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清代学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余幅）。此前，宋代画家舒雅、南朝画家张僧繇亦画过山海经图，可惜均失传了；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府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从他的咏山海经诗中可推测，其所见到的仍然属于插图性质，当与郭璞所见类似。
至于刘向父子、东方朔、司马迁等人是否见到过山海经图则不得而知。由于《山海经》的许多文字都具有“看图说话”的性质，因此不少学者相信《山海经》乃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而《山海图》最初是被大禹铸在九鼎之上的，后来部分图又被画在楚国祠堂的墙壁上，并不断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里。
应当说明的是，具有“看图说话”性质的山海经图属于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因为它们有着地理方位信息的内涵，因此与后世的山海经插图性质完全不同。笔者推测，最早的《山海图》应当图文并茂，其上既有图形图画，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或许类似东巴文字，以及某些岩画、陶画图案）。其实，汉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而我们祖先在发明并广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用图画记录信息的时期（配合以神话传说）。事实上，远古有关八卦图、河图、洛书、白泽图的传说，其实质都是用图画记事，其中河图、洛书属于自然地理图，白泽图则属于人文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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