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货币之流通，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另外，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相比而无逊色。”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专著中如是说。欧阳修就生于这样的盛世年代。
欧阳修的母亲教年少的儿子学问，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在沙地上划出字来教授给他。母亲曾经对他讲述其早逝父亲的事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做一个小官吏，夜间在烛下看案卷，屡屡掩卷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个死刑犯，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尽量替他求生路，做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的。”
多年以后，欧阳修牢记母亲的教诲，为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所以，从政的时候，力求宽简，不苛求，不琐碎，不为政绩。
一、
不到二十岁的欧阳修首次在湖北随州应举就失败。韩愈古文是他向往的境界。但当时的“高考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周围的同学，没人提起韩愈古文，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西昆体诗，就是杨刘时文。所谓西昆体诗，是以《西昆酬唱集》一书得名，无病呻吟，雕章逐句，缺乏思想内容，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歧途。
又过了两年，欧阳修再次应举，又被黜落。两度落第，不免沮丧。在“高考指挥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在个人充分发展之前，先向社会妥协，欧阳修还算识时务。21岁的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会汉阳军长官胥偃，这篇并不高明的“时文”，让胥偃“一见而奇之”，不久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可见宋初文风的绮靡。
宋仁宗天圣七年，欧阳修随未来岳父来到京师汴梁。在开封三试第一，荣选为进士，被特授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忘不了这人生极荣耀的一刻，欧阳修等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当时正值春三月，开封满城飞絮，举子们鲜衣驽马。中了进士，23岁就步入了帝国的最高人才层，就代表着官运来了。
景祐三年的五月，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为革除弊端，上章批评时政，指陈时弊，此事惹恼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被贬饶州。肩负言谏之责的高若讷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肆意诋毁范冲淹的人格。欧阳修气愤不过，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在一番冷嘲热讽之后得出结论：“足下非君子也。”在信中他尖锐地指出：“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因为这封义气用事的信函，欧阳修被贬为湖北夷陵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以古文为武器参与政治斗争，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百般催逼下离京，带着老母寡妹，坐船从开封东水门而出。仓促之间，几乎淹死在汴河的激流里。
被贬谪到峡州夷陵，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没有什么书籍可供他消遣，便取出旧案卷反复阅读，看到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于是长长叹息：“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想到这里，欧阳修仰天发誓，即使是当个县令小官，对待政务也决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半点的疏忽。之后，欧阳修在各地做地方官多年，史书中说他“不现治迹，不求声誉”，但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深受百姓拥戴的政绩。不拢民，不显示治迹，也不追求声誉，却博得一些官员想得而又得不到的政声。
范仲淹又被起用了，想招他前去担任掌书记，已奏请朝廷得到同意，欧阳修却叹道：“我当时为范公仗义直言，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和他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竟然推辞不去。他的品德，使皇帝为之敬重，也远播到国外。日后，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受到四名贵臣陪宴的礼遇，契丹方面并说：“这不是常规的礼制，完全是因为您名重一时才这样接待。”
二、
康定元年，，欧阳修经过四年的贬谪，重回开封，升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选精明强干的人做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范的条陈和欧阳的建议，一度被宋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保守势力引用“朋党”之说在朝中大造舆论，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搞自己的小圈子，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罢免革新派的职位。欧阳修被这些狭隘小人的阴谋伎俩激怒了，不顾劳累，连夜奋笔疾书，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这就是写得尖锐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据的《朋党论》。
遗憾的是，不管欧阳修的陈词多么恳切，说理多么充分，罗列的事实多么有力，宋仁宗还是一道圣旨，罢免了杜衍、范仲淹等四人革新派的官职，“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势。由于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治乱和朋党的真实关系，给政敌以致命的打击，所以遭到那些奸邪小人的记恨。就在革新派下台不久，保守派便借欧阳修的外甥犯罪下狱罗织罪名。
守旧派将矛头对准欧阳修，伪造了所谓的“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由开封府进行审理。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说他妹妹携孤女来投奔自己的时候，张氏才十岁。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
因张氏案件牵连，欧阳修被贬出任滁州。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
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刚满四十的年龄，自称“醉翁”。他沉醉的场景，不同于朝堂上下的角逐，不同于洛阳幕府的宴饮，是简单质朴的“与民同乐”。
宋代大儒朱熹讲，有人买到《醉翁亭记》这篇散文的初稿，开头讲四方诸山，共数十字，后来改定稿只余“环滁皆山也”五字。朱熹认为“改到妙处”。《醉翁亭记》笔墨清新，语言酣畅。宋代名词人秦少游说他是赋体，却无雕琢。一口气用了21个“也”字，音美韵长，如潋滟的秋波和澄澈的春水，委婉清浅，气度雍容。
名篇当时已广为流传。音乐家沈遵，被它吸引到滁州来，谱成琴曲《醉翁吟三叠》，知琴者以为绝伦。十年之后，欧阳修与沈遵见面，夜阑酒半，沈遵再次为他弹奏。
欧阳修单纯、清高、正直、善良，把人的品行操守看得很重；他专注、痴迷、浪漫、热情，把人的生存境遇当成自己的境遇去体验。《醉翁亭记》里那个“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四十岁的“醉翁”，真真正正是他优美自然天性的充分展现。
欧阳修的人格精神里总是有文人的幽灵在起决定作用。因此他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投入，即使是游山玩水，即使是地方小吏，欧阳修也是玩真的，干实的。人文主义的情怀是温暖的，多情的，充满爱意的和由此及彼的，而官场上挤压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官场上要的是虚假莫测，官场上要的是云谲波诡，如果你想人文到底，就不要做官，如果你不改变，你必定成为悲情人物。欧阳修不明白，在以儒家价值体系为主导的中国官场上，为道德理想提供形而上学的合法证明是一回事，而现实可行性却是另一回事。
欧阳修由滁州改守扬州。在扬州的日子里，欧阳修漫步在花草葱茏的庭院，来到堂前凭栏远眺，远处的江南山峦尽收眼底。他马上乐了：嘿，即使再高再远的山，也不过与我这个堂一样高啊。于是口吟“远山来与此堂平”，命名此堂为“平山堂”。
三、
至和元年六月，欧阳修受命回京。这时他离开京都已近10年，宋仁宗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近半百，也未免有恻然之叹，次年便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北宋嘉佑二年，欧阳修录取的进士，被称为科举史上的盛举。其中大多数人，在此后几十年里，都是北宋的名臣。这批进士中，《宋史》有传的共22人，日后做到三品以上高官的有9人，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做到副宰相以上的有7人。不仅如此，宋朝几大学术流派的重要人物，如“洛学”的程颢，王安石“新学”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等，都在这次科举中同时被取。而后来所谓“唐宋八大家”，有三人也是这一届科举同时被录取的考生，即苏轼、苏辙两兄弟和曾巩。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对于后世文风的改变有很大的作用。虽然欧阳修任主考官时，诗赋考试还没有取消，但已经不是很重要。苏轼被录取，靠的也是文章，而非诗歌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欧阳修这一次利用科举大力整顿文风，后世的文章会变成什么样。欧阳修凭借自己在文坛和学界的领导地位，礼贤下士，以身作则，奖掖人才，汲引后进，以扶植文士为己任，影响并聚合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和文学家，使他们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基本力量。
欧阳修将帝师身份和君臣身份由矛盾对立变为和平共存，从生存空间和审美空间进行了区分，使自己自觉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从最初写作《与高司谏书》，到庆历年间写作《朋党论》以及一系列政论文章，欧阳修在权力空间中都是以君子和小人作为他评价人的标准。他认为只有铲除小人，保留君子，才能使国家政治清明。欧阳修在审美空间中的言说显得情意绵绵，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慨和对人情的体验。宋儒以“人情”阐释儒家经典，始自欧阳修《诗本义》、《易童子问》等著述，而欧阳修标举的“人情”，循依的正是圣王之教。“人情”被圣王视为耕种礼义仁乐的田地，欧阳修积极关注“人情”，而对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人性”不感兴趣。欧阳修的人情观深层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他强烈呼吁写文章是为了“明道经世”，维护平易畅达的文风，而对生涩怪癖之风加以贬斥，对浮华形式之风予以鞭挞。欧阳修坚守这些主张，分别与他对《春秋》和《诗经》的看法有着深层的关联。
官位显赫终不能替代著书立说，一旦想到生命的消亡，有无足够的立言之作竟然成为欧阳修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仍有不免庸人之虞，文章在欧阳修心中的份量可见一斑。在欧阳修看来，如果说不朽意味着必须以时间来检验的话，那么显赫功业自然更奏效于当世，而文章则以一种特殊的存在能够实实在在流垂千古。他在答梅尧臣的诗中说：“功施当世圣贤事，不然文章千载垂。”孤立地看，此语似乎未摆脱常见的失意者的自慰，但联系欧阳修在其他大量文字中的表述，就能感觉到流露在“当世”与“千载”二词之中十分真切的生命感受。在他自觉强调文章必须明道的原则时，同时意识到，正是儒道的经典性永恒性为文章带来了传世的生命力，使立言以垂乎后世的意愿有了切实的保障。他特别指出儒家经典“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称儒道“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那么载道的作品自然也会与道一样长存。
四、
欧阳修的背运又来了。这一次，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还是与绯闻有关，让“文章太守”在朝野上下陷入无比的难堪。
公公与儿媳“扒灰”，无论古今都属不伦之恋，所以，政敌攻击他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及时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氏有染。和欧阳修有宿怨的朝廷官员蒋之奇，拿这事儿做起文章，证据又是欧阳修的一首名为《醉蓬莱》的轻薄艳词“见羞容敛翠”，欧阳修气得几乎吐血。诸大臣为他辩护，连刚做皇帝的宋神宗都写信给他，对他的品德毫不怀疑。他大病一场，病愈心灰意懒。尽管蒋之奇遭黜，可他实在不想在京城待下去了。年近六十岁的欧阳修也心灰意懒，一再告退，终老于颍州。
桃色事件对于欧阳修确实有一种特别的杀伤力，而他又总是被这类绯闻轻易击跨，因为欧阳修有软肋。欧阳修喜欢与妓女玩乐，他曾发明一种传花喝酒的游戏，就是让一位妓女拿一枝花，传给酒宴上的客人，每传到一位客人手中，这位客人就摘掉花上的一片叶子，谁摘光了这枝花的最后一片叶子，就罚谁喝酒。客人们玩得很高兴，往往夜半尽兴才归。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酒会上，没有了美丽妖娆的妓女，摘叶传花的游戏是不会玩得热火朝天的。
他是性情中人，天性率真，不拘小节，只要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天天和歌伎泡在一起，也不在乎。他写出的“艳曲”，歌伎们都爱传唱。欧阳修这种恣意享受、无所顾忌的态度，表现为词之创作，便是写出了大量所谓“艳词”。
欧阳修不虚伪，也不回避。人性中的“黑洞”，谁也无法避免，文人被叫做“骚客”也是有依据的，纵然是欧阳文忠公也会有种种的花花肠子，否则他写不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从词史承袭的角度而言，这一类词沿袭“花间”与南唐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等情感。但欧阳修个性张扬，在歌词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描写男女情爱时，自然舒畅、大胆开放，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
欧阳修的所谓“艳词”里，不乏精品。写这类词，和他在好友梅尧臣面前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一样，他脱去面具，尽显风流蕴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生查子?元夕》与他的诗文相比，判若两人，以至于有人将此误为女词人朱淑真的作品。
他的名作《玉楼春》中写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离别的歌不要再翻新曲了，因为一曲已令人肠断。词人却又宕开一笔：“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和同伴相约，一定要在赏尽洛阳名花之后，才与春风一道毫无遗憾地离去。
欧阳修在五十岁以后，这类艳词越写越多。他晚年官运亨通，步步荣显。在那些荣升通达的日子里，虽然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但“两上司谏书”时的英气和“庆历新政”时的锐气已经不再，政治上再无大的建树。熙宁三年，六十四岁的欧阳修由知青州改知蔡州，这时，那个充满朝气、奋力拼搏的欧阳修早已不存在了。
五、
嘉祐四年秋，一天夜间欧阳修在私第窗下闻秋风有感，写了一篇《秋声赋》，借肃杀之秋景，抒发其惆怅之心情，由秋风联想到万物之凋零、岁月之易逝，从而感叹世事之艰辛，人生道路之坎坷多难。《秋声赋》表达出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自然界的四季，生长收藏，冬去春来，周而复始。自然之秋，成熟肃杀，令人感叹。可人生之秋、生命之秋呢？生命之秋，中动精摇，病痛衰老，走向死亡，更加令人悲伤叹息。《秋声赋》是作者宦海沉浮、饱经忧患的人生哀叹，是疲惫心灵的倾诉。欧阳修他本是文人，最不擅长政治，却最喜欢过问政治，这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一生的悖论。《秋声赋》是悲秋赋，更是伤心赋。正是从这篇文章里欧阳修表现了他从激进渐趋保守的思想历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退隐之念。
欧阳修老了。人总有老的一天，那一天来得太不经意。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起落、盛衰之后，他在“君王殿后”看到了一丝艳丽的鞓红，那是年少的盛游，记忆中的洛阳牡丹灿然怒放。在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坛宗主等表象背后，与一般宋人笔记和文学史所显示的大相径庭，欧阳修的人生底色其实是哀痛与孤独。
现在，轮到他对更年轻的一代表明政治立场了，那就是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立场和打压态度。欧阳修觉得自己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他只能接受渐进式改革。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啊，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也有不好的变法。欧阳修一生都有清明的政治理想，但在王安石“更高更快更远”的变法面前，茫然失措，他与韩琦、富弼等“庆历新政”的旧臣一起，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循守，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当年的“左派”，碰到“极左派”，变成了“右派”。
“右派”欧阳修曾两度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国家政策的推行。在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他差点被问罪，宋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原因是，他已经64岁了，已是一代文宗。
熙宁四年，65岁的欧阳修拿全工资“退二线”，俨然已成勋贵。欧阳修不仅给自己取雅号“六一居士”，还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他说：我家有藏书一万卷，有夏商周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还有酒一壶。
“轻舟短棹西湖好”，如愿以偿得以归隐，终日荡浆泛舟在颍州西湖之上。绿水蜿蜒曲折，长堤芳草青青，春风中隐隐传来柔和的笙歌。水面波平如镜，不待风助，小船已在平滑的春波上移动。《采桑子》一共写了十首，皆以“西湖好”为首句，可见，身心憔悴，屡经官场动荡的欧阳老人，回归自然之后是多么欢欣。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欢欣，他真的醉了，沉醉于人生终极的欢情，他成为最彻底的“醉翁”了。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六一居士”即撒手辞世，期盼了二十年的退隐颍滨之乐享受了还不到一年。
（《士子悲歌录》之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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