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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词学的构建

2011-11-16  szjxj2011

明代词学的构建   张仲谋

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重要得多。一方面程朱理学的盛行,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繁盛,这些不仅对词的创作构成严重的束缚,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词学的发展。但是我们只能说,假如不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明代词学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就,而一笔抹煞却是不可取的。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4所谓朱明三百年,诗人间出,而词学不振;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九云就明而论,词学几失传矣,恐怕都是偏指词的创作或至少是含创作在内的。当然,如果与盛极一时的清代词学相比,明代词学自不足道;然而以宋元词学作为背景或起点,明代词学确有较大的发展与贡献。

一、音韵谱律之学

()词韵的创制

词韵之制,滥觞于南宋。《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仲恒《词韵》提要有云:

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不应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数百年后,始补阙拾遗。盖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芒。至其词则难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垆茶肆哉!作者不拘,盖由于此,非其智有所遗也。

这一段话说的大致是对的,正因为宋人于词乐相当熟悉,凭感觉即能达得谐协,故无须另撰词韵专书。然而,说宋人绝无撰韵之事,则未免绝对。戈载《词林正韵》即云:词始于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入声韵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混,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这说明南朱时朱敦儒、张辑、冯取洽等曾经尝试撰述词韵,而且元末陶宗仪时尚存,只是其后失传而已。

现存最早的词韵为菉斐轩刻本《词林要韵》,其年代与作者均有争议。此书无撰人姓名,中缝写绍兴二年刊,故厉鹗《论词绝句》说: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其后阮元得影钞本,著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其中云:自来作长短句者,未尝不以入声押韵,而此以入声分隶平、上、去三声,盖后来曲韵之嚆矢。是以此书为曲韵而非词韵。嘉庆间秦恩复以此刻入《词学全书》,跋语中称:疑此书出于元明之际,谬托南宋初年刊本,樊榭偶未深考,遂以为宋人之词韵。不然,南渡以后诸贤何以均未之见?即沈义父、周德清亦绝不引证而遽与之暗合耶?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或即大晟乐府之遗意。近人叶恭绰亦收藏是本,其《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跋》称此书有赵子昂(孟頫)印记,非出于元明之际,因定此书为元初刊物,假托绍兴。至菉斐轩系何地何人,已无可考。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菉斐堂子史汇纂二十四卷》,为崇祯十六年虞山冯定章纂辑,故菉斐轩或疑为菉斐堂的别称。总之,此书似不可能出于南宋初年,究为元人或明人伪托,今亦未可遽定。另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陈铎撰《词林要韵》一卷,谓有陈铎成化癸卯(明宪宗十九年,1483)序。因为传本未见,此书与菉斐轩刊本究为何种关系,亦难于深考。

明末清初,一向不太为人注重的词韵研究,忽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争论是由沈谦的《词韵略》一书引起的。他的《词韵略》分韵19部,其中平、上、去三声凡14部,入声则别立屋、沃觉、药5部。因为沈谦长于词曲之学,著有《词学》、《词谱》、《填词杂说》、《沈氏古今词选》等,所以这部《词韵略》获得广泛的认可,成为后来编著词韵的重要基础,不仅仲恒《词韵》是在此书基础上修订而成,戈载的《词林正韵》,谢元淮《碎金词韵》等也明显受其影响。此书既出,词学界是非蜂起。与沈谦同为西泠十子之一的毛先舒,一方面为之括略并注,并在按语巾盛赞去矜此书,不徒开绝学于将来。且上订数百年之谬。但同时于其韵脚的分合也提出质疑。与毛先舒并称浙中三毛的毛奇龄,于此书则大体持否定态度。《西河词话》卷一云: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失其古意。他下面列举唐宋词人作品为例,证明词韵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最后又说: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古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间,亦何必然。这样说来,沈谦抛掷心力考证推求,乃似可怜无补费精神了。然而从词学发展(不仅从词的创作角度)来看,词韵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

()词谱的创设

广义的词谱兼含二义,一为音乐性质的曲调谱,一为确定文词格律的文字谱。前者实为词之曲谱,后者则与词律同义。一般所谓词谱往往偏指后者。为了与广义的词谱、曲谱相分别,我们也可以称此为狭义的词谱。《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词谱提要》中云: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无须于谱。其或新声独造,为世所传,如《霓裳羽衣》之类,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无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者。又张德瀛《词征》卷一云宋元人制词无按谱选声以为之者。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诣力所至,形诸齿颊,非有定式也。迄于明季,始有《啸余谱》诸书,流风相扇,轨范或失,盖词谱行而词学废矣。这两段文字中所说的词谱,如果是一般意义的文字之谱,是合乎实际的;如果含乐谱而言之,则唐宋两代燕乐、俗乐谱均有,宋元之后反而失传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乐谱失传,知音者少,文字性的词潜才有应运而生的必要。《康熙词谱》序中云: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渢渢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这就是说,词谱的功用就是作为填词的文字规范,使不谙音律的人也能写出抑扬中节的词来。

狭义的词谱是由明人创设的,这一点应无疑义。从这种意义来说,第一部词谱就是张綖的《诗余图谱》。

《诗余图谱》从宋词中选取声调合节者110首分为3卷。卷1为小令,凡64调;卷2为中调,凡49阕,卷3为长调,36阕。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例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4种图式,即平声用,仄声用,平而可仄者用○(上白下黑),仄而可平者用●(上黑下白)。此书好处是简明直观,便于初学。而在后人看来,其载调既少,疏误甚多,编次不当,校雠不精等等,缺点是很多的。祟祯八年济南王象晋为重刻本作序云:南湖张子创为《诗余图谱》三卷,图列于前,词缀于后,韵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阅而调可守,音可循,字推句敲,无事望洋,诚修词家南车已。此说固属溢美,亦可见明人追求原不甚高,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不是把它放在发展过程中来肯定其首创之功,而是与后出转精者比长量短,显然是不科学的简而言之,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才是确当的评价。

与张綖此书同名而有异的是明末万惟檀所著《诗余图谱》。其所著《诗余图谱》,不是取宋词名家之作为法,而是以自己所作词,仿张綖之法,加以旁谱。此书依词调短长为序,分上下2卷,上卷收小令至中调词78阕,下卷收中长调词72阕,共150阕。陈继儒、单恂为作序,例加称美。陈继儒序末自称八十一翁,可知此序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此书不足作为填词法式,只可作为一部词别集来看。

比张綖《诗余图谱》影响更大的,是晚明程明善编撰的《啸余谱》。明善字若水,号玉川,天启时监生,新安(一作歙县)人。此书主要论列词曲格式。以歌之源出于啸,故以啸余名谱。全书凡10卷,内词谱3卷。为了在编排方式上有别于其他同类之书,采用分题类从的做法,共分为25题。依次为:歌行题、令字题、慢字题、近字题、犯字题、遍字题、儿字题、子字题、天文题、地理题、时令题、人物题、人事题、宫室题、器用题、花木题、珍宝题、声色题、数目题、通用题、二字题、三字题、四字题、五字题、七字题。各类录词不等。最多者为三字题,录词多达一百余阕,最少的一题则仅有一阕。这种分类最大的问题是,作者采用的不是一种分类标准,而是至少三种分类标准混用。如前八题大致是依音乐性质分类,天文题12题则是依词调的文字内容分类,反面5题又依词调字数分类。所以其中交叉避就关系全是任意为之,全无章法。这一点遭后人垢病最多。至于格律标示,调名下注有双调,长调及别名等,句后注明为几字句,押韵处注明韵、叶。于平声字左侧加竖线以明之,仄声字无符号,平仄不拘者于字旁注可平可仄。下片间有未注平仄者,盖以其体与上片同。同体而选录数词者则仅于第一首加注。

尽管后来著《词律》的万树对《啸余谱》大张挞伐,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程明兽毕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张綖《诗余图谱》中仅列149调,《啸余谱》则列入330调,450体,其中如《酒泉子》列13体,《河传》12体,《念奴娇》9体,《临江仙》7体。因为力求全备,就大不同于随手取例,这要花费相当的功夫搜求考较,对后来的各种词谱(包括万树的《词律》在内),也提供了一个可资推扩与提高的基础。如果说张綖的《诗余图谱》犹为词谱之椎轮大辂,《啸余谱》无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试想,如果此书真的漏洞百出,一无是处,又何以能通行天壤奉作章程

二、词集的选编与丛刻

从历代词中选其精华,编成各种选本,是一项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工作;大型的词籍丛刻,则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程。明人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就词的选本而言,明人选编而见诸著录的有20余种。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草堂诗余》系列。毛晋曾言: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唯《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1)实际上明代所流传的《草堂诗余》,并不是南宋何士信的原编本,而是明人各种各样的改编本。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4卷。此书以何士信《草堂诗余》为基础,改按题材分类为按词调分类,首次采用小令、中调、长调的分类概念。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草堂诗余》,成为明代最为流行的本子。除此之外,又有张綖《草堂诗余别录》1卷,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陈钟秀《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2卷,有明嘉靖刻本;杨慎《评点草堂诗余》5卷,有明万历间《词坛合璧》本;又有题署董其昌评的《评注便读草堂诗余》7卷,有明万历乔山书舍刻本;题署唐顺之解注、田一隽精选、李廷机批评的《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析》6卷,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重刻本;题署吴从先编、袁宏道增订、李于鳞评注的《草堂诗余隽》4卷,有明万历师俭堂萧少衢编刻本;又有《类选笺释草堂诗余》正集6卷,续集2卷,正集题顾从敬类选、陈继儒重校、陈仁锡参订,续集题钱允治笺释、陈仁锡校阅,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本。又有沈际飞编《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四集》共17卷,其中包括顾从敬编正集6卷,长湖外史编续集2卷,沈际飞编别集4卷,钱允治原本、沈际飞采编新集5卷,有明翁少麓刊本……这是一个庞杂的书系,其动机不同,水平不齐,编选各异。盖彼时《草堂诗余》已具有词学经典的品牌效应,于是一轰而上,欲分杯羹,终至于泛滥成灾,不可收拾。这一方面当然也助成了词的流传与普及,但也使得清初词家对《草堂诗余》切齿痛诋,甚至把明词不兴的一切罪责都归于此书之作俑。

其他诸选本中,规模较大的有陈耀文《花草粹编》12卷,选录唐宋元词三千二百多首,是明人所选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清康熙时辑《历代诗余》,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是书有明万历十一年自刻本。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诗余广选》,后改称《古今词统》,又称《词统》,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选词2030首,持择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曾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明代词的选本能得清人首肯的不多,此为有数者之一。其他较有特色的选本,如杨慎《百琲明珠》5卷,收录唐宋金元词100家,词作158首,间有评语。其选词未必专选佳词,而是在词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词作,选择时具有一定的词史意识。又有董逢元《词原》2卷,选录六朝以来至唐五代乐府曲辞,具有追溯词史渊源的动机,与后来沈德潜之编选《古诗源》,体裁不同而用意相似。至于钱允洽《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则可以说是较早的一部《明词选》。明人选词涉及明代的不少,而专选明词以成专书的似乎只有这一部。

从词学构建的基本工程来看,明代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更值得注意。一是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二是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

吴讷(13721457),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今属江苏)人。永乐中以知医荐至京,洪熙初用荐拜监察御史巡按贵州,累官南京左副都御史。英宗正统四年(1439)致仕。夭顺元年卒。谥文恪,著有《文章辨体》,《思庵文粹》等。

《百家词》、《六十家词》都是南宋时已有的词集丛刻之名,吴讷、毛晋编集时大概已有意利用原先的累积效应,先是南宋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曾经刊行过词籍丛刻,就叫《百家词》,收《南唐二主词》至郭应祥《笑笑词集》。凡97家,128卷。《直斋书录解题》卷21曾著录其目,并于《笑笑词集》下注云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这部宋代最大的词林丛刻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凭其97家的全目来想象它的规模了。

吴讷所辑《百家词》,凡131卷,编录于正统六年(1441),起于《花间集》,终于明初王达《耐轩词》。原钞本总目共百种,其中《东坡词补遗》当附《东坡词》后,不宜别作一家,郭应祥《笑笑词》先后重出,又有目无书者10种,残脱太甚者一种,实为87种。计总集3种,南唐同2种,宋词别集70种,金、元词别集8种,明词别集一种。有天一阁抄本,今存天津图书馆,林大椿据校,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其所收书目与南宋嘉定刘氏书坊本《百家词》相较,前面总集3种为南宋本所无,而郭应祥《笑笑词》以前各家别集,在南宋本《百家词》中大都可见,惟顺序、卷数时有出人。赵万里《明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四十册提要》云:《稼轩词》丁集,袁易《静春词》,为他处所未见。”[2]袁易为元人,此可不论,所谓《稼轩词》丁集,安知不是南宋本《稼轩词》四卷变化为甲、乙、丙、丁四集耶?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推测,吴讷的《百家词》,不仅袭用南宋《百家词》之旧名,而且很可能是以南宋遗存的《百家词》作为基础而编成的。不然的话,以其一人之力,又是正统四年(1439)致仕,正统六年即编成何其成书之速耶?因为吴讷自序抄本中已夺,此固难于遽定,但这种可能性应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说,吴讷编成这部词学巨辑,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亦确实功不可没。

毛晋(1599一工659),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斋,亦为常熟(今属江苏)人,一生以编校刻书为业。家有汲古阁,藏书极富,尤多宋元精本,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书,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世称毛刻。著有《毛诗陆疏广要》、《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隐湖题跋》等。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原称《宋名家词》,共分6集,自晏殊《珠玉词》至南宋卢炳《哄堂词》,共61家,每家之后皆附自写跋语。因所得词集有先后,旋得旋刻,虽各集之中依词人先后排列,而总体上并无统一顺序。毛晋原打算先刻这6集,后续刻其他词集,因财力不足只好作罢。因此,一些著名词人的别集如张先《子野词》、贺铸《东山词》、王沂孙《碧山乐府》、张炎《玉田词》之类,皆未能收入。从《宋名家词》或《宋六十名家词》的总名来论,是不尽相符的。然而南宋末年本有《六十家词》。张炎《词源》中曾云: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此本既然已经收入史达祖、吴文英之词,可见编成于南宋末年,宋词名家中纵有遗漏。不过张炎等由宋入元者而已。但这个刊本似乎流传并不广泛,除张炎《词源》所记外,别无可考。看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不过家数偶合而已,与南宋的《六十家词》并无关系。尽管此书在选录、校勘等方面存在不少疏误之处,但它和明初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前后呼应,构成明代词学文献清理的两大工程,对后来词籍的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词学批评

单从词学理论来说。明代也是中国词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过去人鄙薄明代词学以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词学理论是一片待发掘的荒地。除了唐圭璋先生收入《词话丛编》的四种词话之外,散见于明人别集的沦词文字很多。笔者在研究明词史的过程中,已辑出明人所作词集序跋160余篇,散见于明人文集、诗话中的词话800余条。其中,以人而论,论词文字较多,可以以词话名书独立成卷的,如单宇《菊坡词话》、黄溥《石崖词话》、陆深《俨山词话》、郎瑛《草桥词话》、俞弁《山樵暇语》、郭子章《豫章词话》、胡应麟《少室山房词话》、曹学佺《石仓词话》等,至少不下十余家。如果把这些散见的论词文字汇成一编,当成数十万字的巨帙。目前一般人所看到、提到的明代论词文字,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对这些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当俟诸他日,这里只想提出明人话题最集中的几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词史观

明人论词,往往具有很明显的词史意识。虽然由于体例所限,很少有大块的完整的论述,但他们在很多序跋与词话中都显示出整合零散资料、勾勒词史发展轮廓的动机。在清人看来,这种偏好宏观的思维方式也许正反映了明人好大喜功的浮华空疏,但放在词学发展史的背景上来看,这比宋元时代偏重谈技巧的词论,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发展与进步。

在这一方面,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作为认识词史的理论前提,很多明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体代兴、代有所胜的文学史发展规律。过去一般都以为此种观点为王国维所创,后来才追溯到焦循《易余龠录》中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实际在更早的明代,这种理论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被广为认可了。让我们先来抄录两段文字。陆深《中和堂随笔》云:

陆务观有言: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富丽,后世莫及。盖指温庭筠而下云然。长短句始于李太白《菩萨蛮》等作,盖后世倚声填词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难过,岂气运然那?故左氏、庄、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骚斌莫及,李斯、程邈之后而篆隶莫及,李陵、苏武之后而五言莫及,司马迁、班固之后而史书莫及,钟繇、王羲之之后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问之后而律诗莫及。宋人之小词,元人已不及;元人之曲调,百余年来,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后来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3]

钱允洽《国朝诗余序》云:

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不相为用。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胜。词至于宋,无论欧、晁、苏、黄,即方外闺阁,罔不消魂惊魄,流丽动人。如唐人一代之诗,七岁女子,亦复成篇。何哉?时有所限,势有所至,天地元声不发于此,则发于彼,致使曹、刘降格,必不能为。时乎,势乎,不可勉强者也。

上述两段文字,都表现了对文学史或文化史发展逻辑的共同看法。用焦循的说法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用王国维的说法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足以证明此种文学史观在明代已然形成,焦循、王国维不过是继承而已。

在上述诗()体代兴、代有所胜的理论背景之下,明人进一步思考词如何应运而生的问题。思考的结果就是民不可无乐,而词之兴盛在于应歌,在于适应了民众或社会对乐歌的需要。王世贞《曲藻》有云: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有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这里讲的似乎是文学体裁的嬗变兴衰,实际强调的是歌乐,是作为歌词的音乐文学。一种音乐文学与一种音乐相应,诗体是作为音乐的载体或附属物而存在的。王世贞又曾说: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而调亡也。”[4]这也就是说,乐府亡是因为清乐亡,而词兴是因为燕乐兴。这样从音乐角度来观照词的源起与发展,是符合词的音乐属性的。

晚明时期的俞彦完全继承了王世贞的观点,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爰园词话》有云: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余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否也。俞彦辨析甚细,表述亦甚为精到。从文学本体来看,是诗体的代兴;而作为音乐文学来看,实质是音乐的代兴。音乐之兴亡不可见,而文体之兴亡可见,所以一般人常生误解。俞彦又说:周东迁之后,世竞新声,三百之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行之民间,而杂歌出。六朝至唐,乐府又不胜诘曲,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诗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5]这里对音乐与诗体的代兴关系的描述未必准确,但俞彦的基本观点是可取的。那就是说,诗体形式必须与新的音乐相适应,是新的音乐呼唤着新的诗体形式。

明人长于宏观而疏于微观,长于大判断而疏于考证。上述理论命题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们对音乐多是门外汉,一涉及到词的起源的具体问题,便往往而错。而且错的性质一样,都是无视词的音乐背景,单纯从长短句形式上来寻求词的起源。杨慎《词品序》云:在六朝,若陶宏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类似的话杨慎反复说过多次,他的《词品》以及《百琲明珠》等选本也都在发挥这一观点,仿佛他不知道南宋初年朱弁《曲洧旧闻》中已说过类似的话,而矜为独得之见似的。

其他一些词论家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如王世贞所云:"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4]现在看来,明人这类充满自信的论断,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即他们不知道六朝乐府诗属于清商乐系统,而词乐则属于新起的燕乐系统。

由于词话残丛小语的体例所限,明人词话中称道某篇某句、某人某集者比比皆是,总论某代词者已少,而系统勾勒词史框架者更不多见。有之,则见诸词集序跋。这其中,有一些只是按先后点人头,如录鬼簿、獭祭鱼,有史事而无史识,此类固不必深论。但也有一些从不同角度切入,于词史作纵向考察,虽然简括却颇有词史意味者。兹试举数则。如明末周永年为葛一龙(字震甫)所作《艳雪集序》云:

《文赋》有之曰:诗缘情而绮靡。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不缘以为准。若绮靡两字,用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大都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徒见其不知变耳。

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云:

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杨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焉。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渐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晚似酌苏、柳间,然如凤皇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矣。

以上两段文字,其视点各自不同,然均有寻源溯流的词史意识。周永年一序则甚有新意,前此尚无人拈出。他以晚明主情之说,上傅陆机《文赋》之论,以为改作词缘情而绮靡更为确当。这就既体现了晚明时代的文论特色,又突出了词与诗同中有异的文体个性。后面以唐词与宋词作比较观,且能注意到唐诗与宋诗之异,体味有得,殊非泛论。当然,最具有理论价值与词史观念的还是陈子龙的《幽兰草词序》。此序开头即明言论旨在于词史盛衰,以下历论晚唐、五代(金陵二主)、北宋(靖康)、南宋以至元明词,虽然简括,却已勾划出一部词体通史的基本轮廓。其后段论明词兴衰得失,由于时代较近,论析较为具体,一些说法至今仍值得借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序中明确以南唐北宋词为最盛,而以南宋词为衰、为变。这种崇北抑南的词史观,客观上已为此后二百年间的两宋词优劣之争拉开了序幕。

()体性论

明人论词,长于体性之辨,而很少谈创作技法,这是和宋元词论的重要区别。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乃是因为他们长于欣赏而拙于创作的缘故。

考察词的体性,可以有两种观照方式,一是诗词异同之辨,二是本色正变之争。

关于诗词异同,明代前期的朱承爵曾言: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6]已开此命题的先声。嘉靖年间,何良俊《草堂诗余序》所谓乐府以曒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似乎更带有经典意味,明代后期转述称引者甚多。最耐人寻味的是明季陆时雍的论述。他的《诗镜总论》、《古诗镜》、《唐诗镜》三书,合称《诗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价甚高,以为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也。这些书虽然是选诗谈诗,但时而引词作比,正可谓别出心裁。在《古诗镜》卷28中,他先是评北魏王容《大堤女》及王德《春词》俱词家体段。然后归纳说:凡转诗入词,其径有三:一曰妖媚,二曰软熟,三日猥媟。有此三者,是为宋人之词。愈妖、愈软、愈猥,加之冗长,是为元人之词。这就是他心目中词的体性。词当然不尽如此,但他认为词的典型风格就是如此。后来清人喜欢引一些意同而风调有别的诗句,词句相对比,以论诗词分疆,也许是从陆时雍这里受到些启发。

本色正变之争往往是与婉约豪放之争联系在一起的。就总体情况而言,明人论词是崇婉约而黜豪放的。如张綖《诗余图谱》有云: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7]

王骥德《曲律》云:词曲不尚雄劲险峻,只一味妩媚闲艳,便称合作,是故苏长公、辛幼安并置两庑,不得入室。姚希孟《媚幽阁诗余小序》:“‘杨柳岸晓风残月大江东去,总为词人极致。然毕竟杨柳为本色,大江为别调也。类似的说法在明人词论中还可以找到不少,足以反映明人对词的文体个性与基本风格的认识。为豪放词张目、为苏辛辩护的说法虽然也有,但为数较少,而且在表述上往往持退守之势。后来《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谓寻根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正可以代表这一部分人的态度。

()主情说

一代有一代之词论。历代词论,所论皆为词,同一种研究对象,决定了历代词学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发展,所以有词学史这一学科。而历代文化氛围不同,文人心态有异,所以历代词论又各有其时代特色。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盛行,词学不兴。偶有论及词者,亦能见出理学的消极影响。如叶盛论诗,一本儒家诗教,偶及李清照词,则极口诋諆:

李易安《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非(按:当作”),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玩其辞意,其作于序《金石》之后欤?抑再适张汝舟之后欤?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矣。[8]

按,李清照《武陵春》词作于南渡以后,当时国难家难集于一身,故触目成愁。此词情真意切,历来备受称赏,不知叶文庄公这位冬烘学究,何以如此恶言相加。应该说,遗讥千古的不是李清照的词,而是叶盛这一段充满道学气味的文字。

迨至明代后期,在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与文艺思潮的影响之下,传统词学也被赋予新的内容,那就是把言情说引入对词的本质与词的功能的体认,并由此形成对词的体性观念的超越与反拨。这种认识与上节所说的对于词体个性的把握在思维取向上是相反的。寻求个性是一种求异思维,同中求异,故有诗词异同之辨,有婉约豪放之争。而探求本质是一种归纳思维,异中求同,在一个字的主宰之下,诗与词可以道通为一,婉约与豪放也可以貌异心同。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晚明的孟称舜,他在《古今词统序》中说:

乐府以曒迳扬厉为工,诗余以究丽流畅为美。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格。宋伶人所评《雨霖铃》、《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镇词者定律矣。予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娈焉;或言之而缠绵焉、悽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莽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故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

这一段话的开头两句出于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而孟称舜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词与诗曲在形式上的差异,以及婉约豪放的风格差异,都是末而不是本,是表象而不是本质。何谓本,即情是也。他略去形式之异,风格之别,而一眼觑定一个字,以此作为词的本质,同时也是广义诗歌的本质,文学的本质。应当承认,强调词的个性,强调风格的区别,都是必要的,但不应当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扬此抑彼,强加轩轾。孟称舜的主情说,是晚明时代文艺思潮的产物,对前人的诗词异同之辨,婉约豪放之争,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与整合。孟称舜曾经选编元明杂剧为《古今名剧合选》,其中又分为《柳枝集》与《酹江集》。前者专收宛转绵丽之作,后者则收慷慨豪放之作。这两个集子的取名,显然来自于柳永《雨淋铃》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苏轼《念奴娇》的一樽还酹江月。婉约与豪放并重,词曲一理,于此可见孟称舜的一贯观点与通达态度。

与孟称舜的观点相通相近的,又有沈际飞。其《草堂诗余序》中对词的抒情功能赞赏备至:呜呼,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这里强调的,乃是一种深婉幽渺之情,不是一般所谓直抒胸臆之情,故曰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这一句话说得相当准确而深刻,它同时也显示出沈氏对词的功能个性的深切体味。后来朱彝尊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云: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直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云云,皆与沈际飞的意思相近。又潘游龙《古今诗余醉自序》云:余于诗则醉心于绝句、于歌行,而于词则醉心于小令,谓其备极情文,而饶余致也。盖唐以诗贡举,故人各挟其所长,以邀通显,性情真境,半掩于名利钩途。词则自极其意之所之,凡道学之所会通,方外之所静悟,闺帏之所体察,理为真理,情为至情;语不必芜,而单言双句,余于清远者有焉,余于挚菑者有焉,余于庄丽者有焉,余于凄惋悲壮、沉痛慷慨者有焉。令人抚一调,读一章,忠孝之思,离合之况,山川草木,郁勃难状之境,莫不跃跃于言后言先,则诗余之兴起人,岂在三百篇之下乎!”像这样专重抒情功能的词论,与晚明文学的总体精神是相适应的。试掩其作者、时代,一望可知出于晚明人之手。

参考文献:
[1]毛晋.草堂诗全跋[M].宋六十名家词.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9
[2]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
[3]陆深.俨山外集.卷27[A].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王世贞.艺苑卮言[A].词话丛编本:第1[C].北京:中华书局,1986
[5]俞彦.爱园词话[A].词话丛编本:第1[C].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朱承爵.存余堂诗话[A].历代诗话本[C].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徐釚.词苑丛谈: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叶盛.水东日记:卷21[A].四库全书本[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摘  要:明代是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词韵、词谱之有专书,自明代始;明人编集的词选甚多,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尤堪称词学构建的大工程;明代词学批评在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三个方面均有创辟。

作者简介:张仲谋(1954-),男,江苏沛县人,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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