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有家庭，起初在牛津，后来在巴黎学习哲学、神学、医学、数学、法学等当时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并参加了弗兰西斯修会。1252年他回到牛津任教，并从事各种科学实验。1257年，他因异端思想被逐出学校，开始受到修会迫害。1278年，培根以60多岁的高龄被关进监狱，在14年的囹圄生活中受尽折磨，释放后不久即离开了人世。培根一生酷爱自然科学，积极从事科学实验。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写给教皇克莱门的，有《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和未完成的《哲学研究纲要》。
（一）认识的四种障碍
培根是托马斯的同时代人，也是托马斯的激烈反对者。他的矛头直指经院哲学无视科学和经验、一味强调烦琐空洞的推理的思想方法。他首先指责托马斯就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大部头著作，却不懂亚里士多德写作所使用的希腊文。他认为，过去的翻译，包括圣经的翻译，都是错误百出无法使用，应当立即统统烧掉。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讨论逻辑学和拉丁文法，而是抓紧学习希伯莱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其次，培根指责托马斯等人对数学不够重视，而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极其重要而且有用的。最后，培根指责托马斯等人把一切问题诉诸权威，通过死板的逻辑演绎来解决，而完全忽视了作为一切科学之源泉的经验。
最使培根著名的，是他提出了掌握真理方面的四种障碍，即“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以及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从这些致命的流毒造成了人类的一切罪恶”。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反而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最坏的是：他们虽然在错误的最浓密的阴影里，却自以为是在真理的充分照耀下”。他们把真理看作是谬误，却反过来宣扬那些虚假的东西，在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上花费自己的精力。因此，为了消除愚昧，认识真理，“首先必须认清这四个原因的暴行和毒害的一切罪恶，谴责它们，并将它们远远地排斥在科学考察之外”。这是时代的头等大事。“危险莫大于愚昧，……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研究清除愚昧黑暗的学问，全世界的幸福都取决于此”。罗吉尔·培根关于掌握真理方面的四种障碍的学说，显然是他的同姓人弗兰西斯·培根关于四假相的学说的先驱。
（二）知识的三个来源
培根认为：“知识有三个来源：权威、理性和经验。但是，如无理性作基础，权威是不完全的，没有这个基础，它会引起误解，而只是根据信仰接受〔真理〕，――我们相信权威，但不是通过权威来了解事物。而理性〔或抽象的推论〕不能单独区别辩论与真正的论证，如果它不能以经验证明自己结论正确的话”。
盲目崇拜权威虽被培根列为真理四障碍之首，但培根并不简单地否定权威。他否定的是专横跋扈、沽名钓誉的权威，是没有理性的人诡辩的权威，总之，是有名无实的权威。对于教会和圣经的权威，培根强调了自己的信仰。他承认有一个完善的智慧，这个智慧就包含在圣经中。但他认为圣经的翻译错误百出，主张通过学习希伯莱语，运用数学、地理学、历法进行研究。此外，培根还承认那些源于某些圣徒、完善的哲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个人的优越和尊严的权威。例如在哲学家中他列举了亚里士多德、阿威森纳、阿威洛依等。不过，培根认为对于权威只能信仰，而不能通过它们来了解事物，这实际上是对权威作为知识来源，尤其是对经院学者们所宣称圣经已经穷尽了真理的说法的否定。因此接下去培根就抛开了权威，明确指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经验”。推理也就是理性。至于经验，培根认为有两种：第一种是外部经验，它是经由我们的外部感官获得的，包括直接的经验、借助人有目的地制造工具而获得的经验和来自他人的经验。但培根认为，单有这种经验仍不能对于事物的有形的方面给予充分的说明，而且又根本没有触及事物的精神方面。因此还需要有内部经验。它来自内在的启发，共分七个阶段：来自“纯粹和科学有关的启发”、“德行”、“圣灵的七种礼物”、“至福”、“精神的感官”、“效益”、“极乐”。培根把科学、伦理学和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显示了他思想的混乱。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理性和经验之间关系的阐述。他认为，一方面，认识“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另一方面，自然的经验是不完善的经验，运用自然经验的是工匠，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必须掌握进行实验的本领，这种本领高于一切思辨知识和艺术。培根这里所说的实验，也就是以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他认为：“凡是希望对于在现象背后的真理得到无怀疑的快乐的人，就必须知道如何使自己献身于实验”。培根自己也正是这样作的。他一生进行过许多次物理学、化学、尤其是光学试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给人以启发的科学设想，例如望远镜、轮船、潜水艇、机车、飞机等，成为近代实验科学的一位先驱。总的来说，培根在认识起源问题上的思想是混乱的，包含有不少糟粕，但他重视对自然本身的考察，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地位，从而以粗糙的形式体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这在一切知识以启示和信仰为准绳的中世纪是难能可贵的。
培根不同意“双重真理”的提法。他不仅认为神学不妨碍和限制科学的认识，而且坚持哲学为神学服务，为神学作论证。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经过认识创造物而认识造物主。因此，没有哲学作根据，神学就无能为力了。值得一提的是，培根虽然主张科学为基督教信仰服务，认为基督教高于其他信仰，但他又认为基督教并不排除其他宗教，基督教只是各种信仰中的一个。这种思想无疑是近代宗教宽容精神的前驱。
（三）对教会和封建社会的批判
在《哲学研究纲要》的《普遍的腐败性》一文中，培根激烈地抨击了教会和封建王公们的腐败。他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的罪孽。圣位成为不义的人们欺骗和虚伪的牺牲，……傲慢成风，贪欲泛滥，妒忌吞噬着一切。放纵玷辱了整个教廷，奢侈统治了一切。……上层如此，下边又如何呢？看看那些高级教士们吧。看他们怎样搜刮财务，不关心人们的灵魂，提拔自己的亲族和其他俗界朋友以及那些出主意毁灭一切的狡诈的讼棍。……新修会也完全丧失了原来的尊严，整个教界都只热衷于纵欲、傲慢和贪婪”。俗界的状况也是如此。“诸侯王公和骑士们互相压榨，使其臣民们背上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和赋税的沉重负担。人民痛恨折磨着他们的诸侯，只是被迫才向他们表示忠诚。上行下效，他们也互相压榨、欺瞒，这些我们到处都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完全沉湎于纵欲和奢侈，堕落得难以名状。至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则根本无法说，因为他们的言行中充满了虚伪、欺骗和奸诈”。培根充满感情地谈到了古典时代：“古代哲学家们尽管没有鼓励人们追求永恒生活的礼仪，但无论就其可敬的生活方式来说，还是就其对世俗以及一切情趣、财富和荣誉的蔑视来说，都无可比拟地优于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图利乌斯、阿威森纳、阿尔·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社会普遍堕落的根源就在于教会的堕落。因此培根的结论是：“必须纯洁教会，没有一个聪明人会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培根把纯洁教会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上层，认为需要公正的教皇和公正的国王一起，用物质的剑和精神的剑一起来纯洁教会。
在培根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奇特结合，一些似乎无法相容的观点被他强行综合在一起。这一点吸引了后世史家的注意：究竟是培根本人思想混乱，还是他有意用假象掩饰自己新思想的锋芒？看来，这二者可能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培根的思想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原则，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当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