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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视野中的思维方式 作者：侯玉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是近十年以来文化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文以心理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为主线，分析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关于思维方式研究的思路转变。重点探讨了文化心理学关于东西方思维对比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些分析对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指出了关于思维方式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 文化，文化心理学，思维方式，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
1 、引言
文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学者们的共识，但文化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却是研究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科学心理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文化的影响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冯特在创建实验心理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历史和文化对人的影响，他认为实验的个体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心理学，人类的心理是种族长期发展的产物，对于这一过程，个体是一无所知的，要想了解人类心理的发展，就必须求助于历史和文化[1]。可惜这样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关注文化的影响。 心理学对文化影响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文化对人格的影响，Mead[2]、Hsu[3]从文化与社会教化方面理解文化的影响，发现个体的人格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主流心理学看待文化的思路也发生了改变，心理学家不再抛开文化影响而纯粹分析研究人的心理。在主流心理学的框架内，从重视“Etic”向重视“Emic”的转变就体现了这种趋势。传统心理学关注文化中的“Etic”，即各种文化中行为的共性，常常通过比较这些共性来探讨文化的差异。而文化心理学在关注“Etic”的同时，也强调“Emic”的价值，既强调各种文化中心理与行为的独特性。认为在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规范、习俗、传统与这种特定文化相联系，要理解这些东西的含义，就必须从文化本身出发[4]。 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文化心理学，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一直致力于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心理学框架内，有几个领域的研究为理解文化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在这些领域之中，与中国文化影响关系密切的研究包括三大类：对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人自我概念的研究。本文将以心理学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为主线，探讨文化影响问题。 2 、传统心理学框架中的思维方式研究 思维方式是人们用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维方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荣格的人格类型说上，荣格从能量取向（内倾和外倾）和功能（感觉—知觉，思维—情感）两个维度，把个体的人格分为8种类型，他的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心理学家探讨思维方式问题最直接的启发者。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风格”也展现了个人在社会和文化影响下的思维特性，在阿德勒看来，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每一个人都发展出了应对生活问题的独特方式。20世纪60年代，“个人建构心理学”的创始人Kelly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人独特的看待与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很难改变[5]。 20世纪80年代，Myers和Briggs在研究管理者人格时提出了梅-比人格类型指标（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s简称MBTI））。从感受-直觉、思维-情感、判断-知觉以及内向-外向4个方面来衡量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并从内向外向和感觉直觉两个维度把认知风格分成16种，在管理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6,7]。 与Myers等人的工作相似，Fiona Beddoes-Jones把思维方式引入了管理咨询，她把思维方式分成26种：4个以感觉为核心的维度（通过感觉获得信息的方式）；8个以人为核心的维度（涉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14个以任务为核心的维度。Fiona Beddoes-Jones等人的工作在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心理学家认识到思维方式在理解自己和他人方面的价值。他们开始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思维训练计划，为人们在组织中提高沟通技巧，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科学的指导。因为这类研究的广泛应用价值，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也成为美国神经语言计划（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简称NLP）最前沿领域的课题[8]。 Sternberg 和Wagner 编制的思维方式测查表（The Thinking Styles Inventory）是心理学领域运用最广泛的思维方式测量工具[9]。Sternberg把人的思维方式分成了13种，这13种思维方式又可以汇聚到功能、形式、水平、范围和学习5个维度上[10]。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心理学家，Sternberg的思维方式测查表主要是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而设计的，所以在教学和职业管理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香港大学Li-Fang Zhang 教授把它用于对华人的研究，发现Sternberg提出的13种思维方式中有7种对学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这7种思维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与创新性的信息处理过程有关，强调挑战和冒险性，包括计划制定、判断、整体和开放式的思维；另一类与常规性的信息处理过程有关，强调对规则的遵守和权威取向，包括执行、局部和保守的思维方式[11,12]。 尽管上述思维方式的研究和测量工具在管理或教育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和工具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从一种文化中总结出来的结论能够直接推广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中去吗？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受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是上述研究无法回答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心理学模式的转变，才真正有学者关心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
3 、文化心理学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 从思维方式角度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Nisbett和Peng等人的工作。他们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起源出发，认为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东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13]。在他们看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这种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以及环境的影响，强调承认矛盾以及学会用矛盾论的观点看世界。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它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强调用逻辑的、非矛盾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Peng进一步认为中国人辨证观念包含3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美国人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14]。 Peng等人的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研究在心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首次通过系统的实验，证明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解决日常生活和科学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并用思维方式的差异解释了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在研究科学史时的迷惑——中国人对“场”和“远程作用力”的认识要比西方早1500年，但真正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最早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Capra把这种迷惑称为“Needham’s paradox”[15]。Nisbett和Peng认为，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法强调变化、矛盾和联系，不善于把某个作用力从一个整体中拿出来分析，而这种分析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基础。Nisbett在名为“文化和思维系统：整体对分析认知”的论文中，系统地总结了以往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套解释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理论。他认为，文化差异不仅影响了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形而上学观念、知识论系统、甚至认知过程特性[16]。 Nisbett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受到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东西方人的划分上。有人指出在Nisbett的理论中，东方人主要指中国、日本和韩国人，东方人和亚洲人被混为一谈；西方人指欧洲人和美国人，包括除亚裔美国人以外的所有黑人、白人和拉美人。这种笼统分类忽视了同一地域内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比如中国和日本，在思维特性上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7]。 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层面加以质疑。Chan认为，Nisbett等人关于形式逻辑和辨证思维的区分，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3个思维定律。比如把同一性理解为在任何情境下的一致性，但在现代逻辑学中，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前提，这个规律并不适用，对一个具有辩证思维的人而言，同时接受变化和同一性并不矛盾[18]。Ho则反对把辩证思维看作是东方特性的观点，认为辩证思维既不是东方人的特性，也不是西方人的传统，而是整个人类的思维取向之一。到目前为止，即使存在着不少争论，文化心理学家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认可的，尽管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不一致[19]。 4、 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有着明显的不同。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必须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探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有怎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4.1 关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理论分析 国内的文化学者认为，儒教思想中的“中庸”观念和道教思想中“阴阳观”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最直接的体现。黄丽莉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思想基础，这种和谐观具有3个特点：一是辩证性：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关联性和有机性，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所有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组成的均衡体，它的存在和运作不是超自然权威的结果。二是调和性：这同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有联系，中国人追求的境界就是天下大同，人和人之间没有矛盾。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三是统治性：这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有关，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离开了稳定这个前提，一切都无法实现。 黄丽莉还指出，中国人的这3种辩证观分别属于宇宙观层次、人伦观层次和国家秩序层次[20]。这3个层次始终追求着一种和谐，并共同影响着人的心理与行为。宗白华更是对这种和谐加以赞美，他认为“这种和谐是宇宙式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达到这种美的道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执中’‘中庸’。但是中庸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衷。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圆满地实现个人的一切而得和谐。所以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中国人思维特性的取向在道教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从公元前1000年前的西周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阴阳相互作用解释宇宙中的各种现象，并视之为宇宙构成与运作的基本力量。上述理论分析为从本质上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提供了文化和哲学的基础[21]。 4.2 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测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人的，要有效地衡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必须有一套好的测量工具。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有3个： 最早的测量工具是赵志裕和杨中芳对中庸思维的测量。他们认为中庸是中国人本质的思维特性，中庸的“功能是对具体的认知过程进行调整，以帮助一个人做出决定，完成行动目标。” [22]。基于这样的思路，赵志裕从3个方面考虑中庸思维量表的结构：首先，从目的方面考虑，中庸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和谐的境界。杨国枢在谈到中国人人际关系取向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人强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性甚至到了不求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和谐，不论他是否有理，都是不对的。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每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候要处处小心，注意给他人面子，并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其次，从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上讲，中庸思维强调要认清事物间的复杂关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因此，如果能够领悟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将事物间的表面矛盾统一起来，就能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境界[23]。最后，从具体行为方式上讲，中庸思维强调折中和辞让，避免偏激，以达到“和”。这种“和”不仅是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也是通过调和事物间矛盾关系而达到和谐的手段[24]。以这3个假设为基础，赵志裕和杨中芳编制了一个包括14个题目的中庸思维的量表，并回答了“中庸思维是否为华人所独有，还是广泛存在于其他文化中？”“经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华人会不会放弃中庸思维？”“中庸思维对华人的社会适应有何影响？”等3个理论问题。他们所提供的工具是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对以后类似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个测量工具是由彭凯平等人编制的辩证思维量表。彭凯平等人用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思维，以此理论为基础，编制了一个包含14个题目的辩证思维量表。在确定量表结构的时候，他们选取了3个样本：中国人，美籍华人以及欧裔美国人。通过对3个样本的分析，Rodgers和 Peng等人发现辩证思维有3个维度：矛盾（Contradiction）、认知变化（Cognitive Change）和行为变化（Behavioral Change）这3个因素在上述3个样本中能够解释的变异分别为44％，48％和52％，辩证思维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3个样本上为0.68、0.73和0.82[25]。 第三个测量工具是侯玉波、朱滢和彭凯平等人编制的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该量表以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东西方思维对比的结论为依据设计，最初的整体思维方式量表有5个维度，17个题目，分别从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和谐性和折中性5个维度衡量了中国人的思维特性。随着样本量的扩大以及覆盖面的宽泛性增加，5个维度又进一步聚合为3个维度：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经过几次修改，最终版本的量表是一个包含26个题目、3个维度的7点利克特量表。量表的信度、效度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都满足了量表的基本要求，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在编制量表的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年龄特性，青少年思维方式的3个维度是聚合式的，联系、变化和矛盾聚合成一个特性——辩证思维，而成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离式的，联系和矛盾聚合在一起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辩证特性，而变化性则分离出来，反映了个体的内在一致性观念[26]。 4.3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了解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意义呢？思维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何影响？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彭凯平、侯玉波等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首先，思维方式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认知过程。在一项涉及事件归因的研究中，发现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他人责任的评价，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和意图以及结果的严重性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思维方式的这种作用机制也证明了它的元认知特性。其次，思维方式对个体的健康观念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对正常人来说，思维方式和健康观念以及健康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Rodgers、Peng、Wang和Hou等人探讨辩证思维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辩证思维在自我评价和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对病人来说，他们关于疾病产生的原因归类以及关于疾病康复的观念都和思维方式有关联。最后，思维方式作为指引个体行为的一种文化信念，也对领导者的心理与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思维方式在领导决策、人际冲突解决以及评价他人行为方面都有着影响。 5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作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文化的影响方式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不仅从文化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思维方式的影响机制问题，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但对全面理解思维方式而言，这些工作仅仅是个开始。为了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我们还需要以西方人为对象，确定西方人的思维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和理论上的逻辑思维加以对照，从而验证以往相关理论假设的正确性。为了从中国文化内部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研究思维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这类研究将能够有效地证明我们所提出的思维通过认知过程影响行为选择的观点。通过进一步研究思维方式对健康行为，决策行为，人际行为等的影响，可以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在行为产生和行为控制中的作用，从而为通过思维训练改善行为提供理论的依据。 第二，研究思维和人格的关系问题。人格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研究人格和思维方式的关系，不仅可以为人格的文化特异性理论提供解释，而且对思维方式研究本身也具有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心理学框架下有关中国人“大七”人格的理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证据，这些来自本土研究的数据所提供的人格结构，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帮助的，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27,28]。 第三，研究思维方式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在不同人际情境中的表现。中国人的自我和西方人的自我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和思维方式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他们在不同的人际情境中表现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29]。以自我为例，西方的研究者用他们的工具发现中国人缺乏自尊，但基于中国人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自尊表现具有很强的情境性[30]。基于这样的原因，希望在考虑思维方式影响时，能考虑到情境和思维方式交互作用的问题。 第四，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特性。有关认知发展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研究相吻合，但是，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是否具有阶段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否可以像西方研究那样分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进一步研究需要回答的。对于个体思维方式的形成问题，除了从文化和历史角度去分析，我们能不能从个体的成长历史去理解呢? 为了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必要把对个体的自传体记忆研究结合进来，从个体的自传体记忆中寻找思维特性的痕迹。 最后，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去适应生活，研究思维方式对个体压力应对方式的影响，对个体传统性和现代性观念的影响，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总之，尽管心理学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思维方式作了很多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理解思维方式的开始。未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为东西方的有效交流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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