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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的雨雪大雾，搞得人情绪很低落。大雾的直接影响是交通的堵塞和高速路的封闭，再就是据说大批航班的取消。北方的冬天几乎都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不过今年这种日子似乎格外的长。 情绪低落的时候，没什么心情做任何事情。精神似乎也集中不起来，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效率是谈不上的。 前几天买了《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有选择性地翻到了美国记者采访伍廷芳的报道，读过后还是让人有些感触的。 前一段时间在看《伍廷芳集》，很想读出一些带有他思想和情感印记的东西，只是该文集选的东西大多数是些公文式的奏折或函电，没有书信（尤其是私人的）和日记，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总让人理不出来。比如说他在1906年起草《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时，引入陪审制的理由，真的是如他在奏折中所指称的古已有之的吗？他是否考虑到人权或司法民主等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则不得而知。再就是辛亥革命后的司法改革，也只有他与陈其美等人的争论，陪审的“理”并没有说透。看来“公文”这种“格式”的文体，是最不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的。 相反，在《共和十年》中的采访中，却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老“海归”的心态。该篇报道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且已死去之后进行的，但谈到“政治问题”时，伍廷芳就选择性地“耳聋”，这可爱的老头可能在运用他长期浸淫于外交工作而熟习的外交辞令吧。不过，谈到当时的北京政府，他还是给两个记者指出了北京不同寻常的东西，既非宫廷的高墙，也非漫天的灰尘，而是精神上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就像人类身上的气味一样。”“每个城市的气息各不相同”。作为一个古都的北京，“你肯定会被这个城市无处不在的保守精神所影响，在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就也变得保守起来。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再灵敏，从而丧失了革新的动力。”不惟如此，连同在北京的外国使团也深受其这种气息的影响，伍廷芳说曾警告当时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所有北京政府的同仁都会不自觉地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变得保守。他们都被北京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影响了。” 在说到伍廷芳自己第一次从美国回来（就是他回来出任修律大臣的的时候），他说自己刚回国时，热切地希望将陈旧过时的一切彻底清扫，可是过去六七个月后，他的热情就被浇灭了，可能最让他失望的就是在他按照“西律”制定出了《民事刑事诉讼法》之后，却遭到了清一色的质疑和抵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被北京的政治文化氛围毒害已严重落伍时，只得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告病还乡。”而我们也知道，在大清最后的法制改革过程中，就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也再没有他的影响了。而他再次出任大清帝国驻美公使，美国的生活却能使他如鱼得水。 一个“海归”面对死水一潭的大清政局，其失望和无奈跃然纸上。 清末和民初的北京的气息大概就是因保守而显得死气沉沉的吧。这种气息会感染人，影响人，久而久之，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 （写作此文时我没有做过多的联想，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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