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瓢饮
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起源。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古印度哲学并称世界三大传统哲学。与众不同,它起源于忧患,一种几乎从不面向世界的忧患。
【《周易》、《尚书》充分、系统体现上古先民哲学(思想)的两部书。】
《周易》：上古先民在卜筮的过程中，将筮草或者甲骨的裂纹的种类经验的记录下来，断定卜筮结果的吉凶。因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故而称“易”又因为流行在周朝，因此称作《周易》。其实质只是一本占卜手册，由卦名，卦辞，爻辞等断吉凶的判语组成。这种占卜手册类似于现在庙里的签簿，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版本，当时就流行有好几种，除《周易》之外还有、《归藏》《连山》等。关于《周易》的卜筮性质不少思想家都有清楚地认识，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就表示道：卦辞，爻辞都是断吉凶的判语，其本来面目平易浅近，不应该是而今流传的高深微妙的奥理。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周易》撩去了神秘的面纱。《周易》的卜筮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上古先民对人生不确定命运的忧患，希望凭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握住世界的运动变化规律。
《尚书》：即《上书》，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书指公文，告示等。换句话说所谓《尚书》其实就是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德政的政令汇编，一般而言，平时的称“诰”，战时的称“誓”，君告臣的称“命”，臣告君的称“谟”。儒家素来标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书》是其重要的经典和思想源泉。经过秦火以后，《尚书》分为两个系统流传，一个是经伏生，由晁错记录下来的《今文尚书》（隶书系统）；一个是由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篆书系统）。由此拉开了旷日持久，乌烟瘴气的“经今文”和“经古文”之争的序幕。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最早的文献之一，今古之争，孰真孰伪，直接关系到我们继承和发扬得的传统文化是否虚无问题，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我们认为是传统的坟包底下是其他文化，而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Ⅱ：先秦(770—220BC)
老子：道家思想最著名的代表。《老子》五千言，是一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哲理诗”。其中充满了许多关于天地，宇宙，人生的深奥道理，极富启发性。关于《老子》的流传也分两个系统：一个是通行本《老子》，以王弼注的为范本；一个是地下出土的版本，一种是帛书《老子》，一种是简书《老子》。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印证了《韩非子》等许多古籍中的记载。自从《老子》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中国知识分子的钟爱，围绕着它产生了各种解老，喻老，说老，笺注，校勘，训诂多达一千多种，平均每两年一本，其中不乏历朝历代皇帝明君亲如唐玄宗，明太祖，清世祖者。与此同时，在世界上《老子》迄今为止，仍是英译最多的汉语哲学经典，影响过诸如黑格尔，罗素这样的西方思想巨子，相信这个纪录还会保持到未来。
孔子(551—479BC)：中国圣人。世界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后世和海外又称儒家为“孔门”或“孔教”。他和弟子的对话被整理成《孔丘对话录》——《论语》，这本书是东方的《圣经》，每一个东方人的人生必读书。孔子生于周室礼乐不兴，春秋无义战之中，力主“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想，他这套思想通过后世无数信仰者的努力，他们武死战，文死谏，维护了大一统中国长期井然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渐渐桎梏了国人的思想，剪灭了国人的创造力。经过沉淀、变化、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酝酿造出“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积愤，这就是儒家和道家都说的“物极必反”。
墨子(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家学派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一度十分风靡，曾经达到过天下“非儒即墨”的局面，由此看来已经顶得上半边天了，可惜后继乏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至迟到两汉，就已经成为“绝学”了。墨子著有《墨子》一书，其中六章又组成《墨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蕴藏了大量中国科学技术的原始材料，如小孔成像，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等。这些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直至清末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才重新引起了中国读书人的重视，掀起了新一轮的墨学热，产生了孙诒让《墨学闲诂》这样的成果。然而此时《墨子》中的科学发现早已是明日黄花，世界科技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孟子(372？—289？BC)孔子的再传弟子，师承的是曾参一脉，大概因为“善养浩然之气”的缘故，他对孔子的继承走的是“狂飙突进”的路子，自命“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通过高举孔子思想伟大旗帜，孟子以道统自居，他根据孔子“仁”的理念，淋漓尽致发挥出了自己“义”的理念，强化了义利之辨，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构造。唐宋以来孟子一路走运，到元代竟至被敕封为“亚圣”。
庄子：中国的尼采。和尼采一样，它是长期被误读和误解的一个人物。庄子的本来面目是儒家人物，自从司马迁“老庄”并称，班固《汉书?艺文志》用刘歆《七略》入庄子于道家以来，“老庄”遂逐渐取代“黄老”而成为道家的别称。自此以后庄子思想多被道家和道教思想附会。道教以之为《南华真经》，强以之释神仙修炼之说，云蒸雾绕，极尽曲解之能事。道家则以清静无为顺其自然之说牵强于《庄子》，强纳之为己说。其行径，多有厚诬庄生。前者之厚诬，人易识之；后者则难辨。何也？形似而牵强之处俯拾即是也。窃尝细审《庄子》，道家与庄生思想其实貌合而神离，不可以等视观之。
荀子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集大成者。作为一名儒者，他有两名法家弟子，韩非和李斯，由此我们可见原始儒家思想的可塑性与原创性，切忌不可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两汉时期的儒家，宋明时期的儒家，现当代的新儒家都笼统而不加区分的简单视作一个“儒家”了事。虽然是先秦时代儒家的著名代表，论辈分，够高，荀子却无缘封圣。自唐宋以降，时儒多厚孟薄荀，荀子的地位遂不如孟子。《荀子》传世三十二篇，其中《劝学》一篇为历代知识分子所称道不已，在它的激励之下，无数青年学子通过勤学苦读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关尹子 ：关尹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道家自老子之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传说他编篡了《老子》，后来跟着老子一起去了西域。。
公孙龙 ：中国的芝诺。巧的是在古希腊有两个芝诺（一个是巴门尼德的弟子，爱利亚的芝诺；一个是斯多葛派的芝诺），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两个公孙龙（一个是孔子的弟子，一个是思想家）。著有《公孙龙子》一书。在它的思想里体现的是中国人思维结构中最贫乏也是最需要的东西——逻辑。当我们追问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技时，这是怎么算都不可避免的答案之一。中国人对逻辑的轻视，从庄子口里道得很明白：“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那么什么才能服人之心呢？必须如孟子所说“以德服人”，德服是心服，辩服是口服，口服不如心服，所以辩服不如德服。于是乎伦理政治便显得特别重要起来，与此形成鲜明队战的是中国这批以公孙龙为代表的早期逻辑家的倒霉命运。
韩非子(280？—233？BC)中国的马基雅维力。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其核心思想是“法”、“术”。是位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此前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早期的法家已进行了充分的法治实践，到了韩非这里最终概括为系统的法家理论。韩非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礼、法之争的产物，即德治与法治之间的正式对立，影响深远。很快，秦国的灭亡，贾谊认定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判决了“礼”的胜利，也就是德治或者说儒家的胜利，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是我国自己的法治思想遗产，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今天，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总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花争艳，各抒己见”时代。一百朵花不是一百朵一模一样的花，而是一百朵缤纷互异的花；各种见第不是一家一口的见第，而是千人千面的见第。见诸史料者即有：儒、道、墨、法、兵、农、名、纵横、阴阳等，不胜枚举。尤以儒、道、法三家最为璀璨，影响最为深远。儒家若苍翠群峦，巍然屹立；道家若潇洒清风，不可寻觅；法家若奔腾江河，万古不废。秦行法不利，江河四溢，漫没社稷。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将其暗藏袖中，却是不争的事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也不例外。
Ⅲ：秦汉(221BC—220AD)
淮南王刘安：相传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了，这个民间传说颇有道教意味，不过当时道教尚未产生。《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的产生丰富了道教。《淮南子》是春秋战国以来道家思想的集大成，是道家在两汉的真传。依我看可以直接将它列在《老子》之后，合成“老淮”。
董仲舒(179—104BC)：汉武帝的贤良方正，一个聪明的理论家。他的学者架子颇大，讲学是要降下帷幕，作了他的弟子还不一定认识他。这位老学究鼻子还算不错，敏锐地嗅到了悄然改变的时代主题，参与了汉王朝新意识形态的构建。著有《春秋繁露》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杂糅阴阳之说应时缔造了儒家思想的第一次大繁荣。而他的所谓“儒术”已非孔子的“儒术”。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偏要天人感应，阴阳谶纬，声称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此捍卫人间的“三纲五常”。这种“迷信”思想遍布两汉，当时可谓中国的中世纪。当然，这并不是对董仲舒的一笔抹杀，无论如何，他的思想及其继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确是起到了积极进步意义的，保证了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然而，就其长期影响而言，却是极坏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想要祛除他时，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
王充 ：东汉思想家，著有《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专“正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多疑，凡事爱较真，比如说：不相信古书里说的人能哭垮城，不信有鬼魂，不信祥瑞灾异之说等等。现在我们来看他，不错，的确是挺进步的，可是稍微历史唯物一点，他又何尝不是酸狐狸呢？
总述：秦汉之际，儒家取得正统，思想却不专制。道家沉寂而不消亡；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种种迹象表明拨下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破土而出。
Ⅳ：三国魏晋南北朝(220—581AD)
玄学，三国六朝时代的显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融入一些儒家经典极大地丰富、升华道家学说。
嵇康（224——263）：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官至中散大夫，传世有《嵇中散集》。嵇康是曹操孙子的女婿，因而不容于司马氏，最终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嵇康上刑场时是操着琴的，非常浪漫。他的哲学“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返璞，是中国的“人文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再度转型。
葛洪（284——364） ：神仙家或者说奇术士，出生神仙世家，做人仙气十足，自号“抱朴子”，意思是说自己怀抱朴实，执著道术。著有《抱朴子》内、外篇，大谈神仙修炼之术，是一部道教的小百科全书（葛洪自己也说他著述意在使道士们弘博洽闻）。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大谈神仙，炼养，长生，辟邪之术，将神仙术士的理论系统化了。它划分了地仙，天仙，成地仙必须做三百件好事，成天仙必须作一千二百件好事，少了一件都得重来。这些话在使中国人做善事功利主义的同时，也迎合了中国人善有善报的心态，反过来他也强化了这种心理。我不知道葛洪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当然通过这种方法他获得了人性的解放，这是后来许多人忘了的。他活了八十一岁，他的死象征着道家长生梦的彻底破灭。
范缜 ：以一篇《神灭论》闻名于世，所谓《神灭论》其实就是“无鬼论”在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无神论”，认为神魔是二元对立的，中国的鬼神从来是一体的，所谓“神”不过是高级的鬼而已。从根本上否认了鬼，也就是否认了神。范缜想藉此以反对佛教，殊不知佛教是无神教。
总述：汉末兵祸至使儒家经世致用之学衰颓。玄学取而代之。在这场思潮中，传入中国立足未稳的佛家参与了进来，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Ⅴ：隋唐五代十国(581——960AD)
肇始于六朝的三教论衡，唐代愈演愈烈，李唐一方面尊李耳，崇道教；另一方面笃信佛教；又确立了科举。在那样一个矛盾统一的时代思想空前自由。波斯祆(Xiān)教，古基督教等异教在中国均有发展。
六祖慧能（638——713）：禅宗高僧，著有《坛经》。算起来他该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唯一的文盲，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奇特之处，西方哲学根本不可能有文盲哲学家的。他革命性的发挥了佛教中的“拈花微笑，不以言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有《韩昌黎集》传世。韩愈官瘾很大，胆量却不足，据说有一回他登上了华山，竟不敢下来了，最后是被人灌醉用绳子吊下来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代表了韩愈的哲学观，他生活的年月已经距离孔孟时代很遥远，为了捍卫儒学正宗，他定了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差一点要说出“孟轲传之韩愈”了，忍住了，没说。韩愈立道统这套完全来自他的对手佛教，有时候敌人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与柳宗元是难兄难弟，并称“刘柳”。在“天人关系”的大讨论中，刘禹锡作了《天论》，认为“天人交相胜”，颇具辩证法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观三位思想家的天人观，韩愈：人祸天说，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说，柳宗元：“天人不相预”说。没有一种认为“人定胜天”的。
总述:唐儒抗佛,和佛道而生新思,影响宋儒,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一场重大的转型。
VI:宋元(960—1368AD)
周敦颐(1017—1073):人称濂溪先生,著有《周子通书》,是程颐和程颢的老师,是宋代儒学中的第一人。
张载(1020---1077)人称张子,他不是宋代儒学中最聪明的,却是最用功的。据<<宋史?张载转>>记载: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坐起，取烛以书，其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著有《张子全书》，我们大家都必须铭记住他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邵雍（1011――1077）世称康节先生，著有《经世皇极图说》等，与周敦颐一道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
二程：程颢和程颐，程颢是哥哥（1032――1085）性温和，程颐是弟弟（1033――1107）相严肃，二程在学术上基本是一致的，著作被编为《二程全书》，他们确立了以理为本体理学体系，通过对《古文尚书》十大字心转的阐释，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观其后果，这更让我们深思“今古”文真伪之争（参见《尚书》条）。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著有《王临川集》。在中国知识和胆量似乎成反比，书读的越多，越怯懦，王安石却是个例外，不仅聪明，而且勇敢，用文言来形容就是“非常之人”。他四十左右拒绝高官不做，走了“终南捷径”，结果为他换来了更高的官位，得以实施变法。在变法不如意后，又愿意带薪到南京休养，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实在表现出一种大丈夫的能屈能伸。然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却大违中国人的心态，因此被冠以“拗相公”的绰号，还被编排悔恨半山堂的故事，实在可恶。他的知音很少，但都很伟大，列宁是一个，梁启超是一个。在哲学上，王安石的眼光也是很独到的，自汉以来，他第一个读懂了庄周，并写成了《论议庄周》，认识到了《庄子》中的儒家思想。（参见《庄子》条）
朱熹（1130――1200）宋儒的集大成人物。他指导自己的变化，实在是伟大。如果圣人也象奥运会发奖牌那样要分冠亚季的话，那么朱子肯定是“季圣”。他是个站在世纪转折点的人物，对历史有继往开来的使命，活了七十岁，在刚刚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去见孔子，他一辈子相当勤勉，写了不少集注，章句之类的经训，弟子编辑他的语录就辑了一百四十卷，可谓著作等身，抽象概念在朱熹那里，摆弄到了极致，这很难说是正道还是歧途，或者竟是穷途。要知道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跑得越快，错的也就越远。朱子跑得太快了。凭着这些东西，他做了明清时期差不多五百年的钦定教科书编撰者，有感于这种声望，甚至那位不太屑读书人的朱洪武都曾想过要和他攀亲戚。
吕祖谦：字伯恭，朱熹的同学，他小时候性情很暴躁，有一次，在病中读《论语》突然顿悟，从此就“躬己厚而薄责于人”，性情温和起来。他这种老好人的态度，一直蔓延到他的学术观点上，他左不偏袒朱熹，右不倒向陆九渊，而是属于折中的浙江金华学派。关于这三派曹聚仁有个形妙的比喻形容这三派的异同。（参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陆九渊（1139――1193）：人称象山先生，有《象山全集》传世，他是一千多年后孟子的好学生，据说他在白鹿洞书院进行讲“义利之辨”时，座下泣不成声。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所谓的仁义理智“四端”。陆九渊根据这“四端”发挥出“心”的观念，认为宇宙在心之中，万物由心而生，形成了自己的“心学”，很显然“心学”中的“心”相当于“理学”中的“理”，跟着孟子学的人，气都特别壮，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我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怦怦跳动的赤子之心。
叶适（1150――1223）人称水心先生，有《水心集》传世，这是位性子烈、极刚正的人，然而就生卒看，他要比许多性子柔和的人高寿得多。叶适是位批评家，他不承认既成的道统，指出宋儒受禅的影响，实在是旁观者清。
总述：宋代理学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繁荣。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兼蓄佛道思想，至此基本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儒家为本，道法并用，儒道互补，道释相生。”的发展格局。
Ⅶ: 明清（1368――1872AD）
刘基（1368――1872）元朝进士。因为乱发议论，被免去官职，五十岁时参加朱元璋的起义，是朱元璋的“张良”，有《诚意伯文集》传世，他有自己的哲学，但是不显著，固少见于哲学史，他有两句话说得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诫己诫人。
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字伯安，谥文成，有《王文成公全集》传世。心学集大成者，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后分为左右两派。王学堪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后一个有影响的学说。未流近乎禅，一蟹不如一蟹，终于渐衰。他的学术经历了复杂。据他自己说最初染上了游侠的习气，又怕染上了骑射，之后喜欢上辞章，再后来爱好上了神仙修炼，又迷上了佛教，经历了这么一番选择与放弃之后，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发现了陆九渊的心学。王阳明道德上致良知，自不必说，官做得也很大，还有过武功，《传习录》已经是中国哲学著名经典，究其一身，他真正的做到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次立言”是完人。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号温陵居士，著有《李温陵集》，其思想其学问甚奔放自如，其命名自己作品曰:《焚书》，可见一斑，在西方有为自然科学献身如布鲁诺者，在东方有为社会科学殉身的如李势者。奇哉！明有海瑞、李势者，皆中国最后之奇人，满清一代几乎无可匹敌者。
黄宗羲（1610――1695）人称梨洲先生，遗著多收在《梨洲遗著汇刊》中，他是刘蕺山的学生，刘蕺山是位有骨气的鸿儒，明亡后，绝食而亡，对他的身教很大。他的政治哲学最精彩，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已经有点卢梭的“主权在民”的味道了，可惜发生在一个不和适宜的时间，不合时宜的地点。
顾炎武（1613――1662）人称亭林先生，有《亭林先生遗书记辑》。顾炎武碍于母命终身做了清廷的不合作主义者，但他却鼓励自己的亲朋好友学而优则仕。历叱明以来王学形成的清淡务虚之风，倡导学以致用，开一代实学新风。反对“明心见性之空”，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可是顾炎武所谓的实学也只不过是“史实”的“实”，而非“事实”的“实”，因此我们看他践履实学的过程，也不过就是带着驮着书的驴和马，到处“困经野之心而已”。
王夫之（1619――1692）号船山，有《船山遗书》传世，中国哲学是伦通之学。这种汇通表现在中国哲学在经历不同思想的交锋，对抗之后必将走向融合统一。中国哲学在经历了由汉学宋学转型之后，经历了宋明几百年的碰撞、分化、发展，宋明理学内部的“理”、“气”、“心”三派也在曲折中相互影响，相互圆融。最后走向了统一的哲学体系，这一使命便是由王夫之完成的，因此，王夫之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当之无愧，要通宋明理学必通王夫之，要通中国哲学必同王夫之。王夫之哲学是未来中国哲学的起点。
总述：明以来，文化专制日盛，思想沉囿于汉宋之争，诸学士皆以考据为风。思想界徘徊难前，直到西学大面积传入中国，才为僵死的旧居面输入了新鲜活力，开辟了近代哲学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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