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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令人目瞪口呆：秦国老太后为保护商鞅今后的安全，遗命杀亲生儿子公子虔；老君秦孝公为保护商鞅的性命，要逼死其兄公子虔（公子虔装死才得以逃命）。为保险起见，秦孝公还秘密建立商南新军，准备日后事急时支持商鞅，推翻其亲生儿子新君嬴泗。这支新军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拥戴商鞅夺权接位，而商鞅却不肯为活命而推翻新君嬴泗，反而主动交出新军，烧毀密诏，俯首就擒慷慨赴死……
商鞅的悲剧未路是史有明载的：新君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全城百姓争先追捕商鞅。商鞅不得已出逃魏国不成，只好举兵谋反，却力孤被擒。最后在咸阳街头被五马分尸，全家灭门。但在电视剧里，商鞅逃窜、被擒、车裂、灭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视死如归悲壮赴死的仁人志士形像。 整部电视剧对商鞅的美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凡是历史记载上和商鞅处于对立面的人和事，比如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等人不必说了，连魏国公子卬、名士赵良等一律都成为“花鼻梁”似的奸臣草包，都属于应该彻底抹黑“历史丑角”。而许多史实记载，商鞅在两军对阵时，以欺骗手段诱捕魏国主将公子卬，不遵守最基本的信义道德，为其一生留下恶名污点。针对这一点，连首肯商鞅变法的郭沫若都对此表示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可在电视剧里这些史实统统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传闻”，完全演变为另一番故事：公子卬尸位素餐，自取其辱，商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众所周知商鞅逃魏不成、举兵谋反的史实，最后也成为商鞅大义凛然，主动入狱，拒绝救援，以死护法——这哪里是险恶残忍的战国官场上的古代政客，而分明是舍生取义的当代“革命志士”了！ 对于这么一部完全与真实的商鞅形像背道而驰的《大秦帝国》，尤其是商鞅被车裂，编导千方百计表现为这是老世族疯狂报复以泄私恨所致，显然不合起码的逻辑和情理。如果一位举国拥戴的变法功臣遭此大难，如果商鞅真正在秦国深得人心拥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老百姓岂能坐视不理？老谋深算的甘龙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新君秦惠王就不怕滥杀贤臣威信尽失？ 事实上，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不会实现。商鞅对于此后秦国一扫六国可谓功高盖世，无人能及。然而，商鞅为何被诬告谋反，身死车裂，简直与卖国贼无异？归根结蒂，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富国强兵，但其本人不过是秦国变法的一枚棋子而已。变法成功，全秦国人民包括传统世袭贵族都受到了严苛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矛盾积聚日甚，早晚要喷发出来。正因为商鞅积怨太甚，朝野皆敌，秦惠文王才敢于丢掉这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棋子。 秦孝公变法动因何在？强国的确是阶段性目标。但归根到底，还是秦孝公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更牢固的家天下。变法是“用”，王室利益才是“本”。秦孝公怎么会为了“护法”这个“用”而杀自己亲儿子，而丟了这个“本”？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如果说商鞅大公无私大致不差，秦孝公不为子孙谋就不可思议了。 说到底，商鞅最终却是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争斗而死，注定了不得不死。一位结怨天下、连新君王位都威胁到了的权臣，岂能不招疑忌怨恨？ 秦孝公赢渠梁死后，太子赢骊继位。他不再因袭诸候国君的“公、侯”之称，而改称“秦惠文王”——可在周朝的礼制中，只有天子可以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赢骊敢于公然称王，可见这位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的后起之秀，内心何等狂野不驯。当他感到自己的翅膀已经长硬，有力量向旧有的宗法制度宣战时，原本立下盖世之功的商鞅，反而一下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新国君为什么要急于杀掉变法功臣商鞅？这就是中国专制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两个铁律：“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一朝天子一朝臣”。 经过一番努力，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最大收益者无疑是秦国的嬴氏王族，至于改革的代价则需要另外有人买单，因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垄断特权，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积累的矛盾日益增加。当他想激流勇退时，无奈已经身不由己。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他看到形势蹊跷，提出告老还乡时，可惜下楼的楼梯已经被人无情抽掉了。先前饱受打击镇压的保守派们派出公子虔为代表向秦惠文王进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雔仇也，愿大王图之。”（《战国策．秦策一》） 这段极富煽动色彩的诛心之论，可谓一箭穿心，正中新君下怀。 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早就生出疑忌之心了。而改革急先锋商鞅却只顾国君权益，不顾官民权利，在本阶级内部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从不善于团结人、争取人，不善于化解矛盾，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来个兔死狗烹，正好体现新君嬴泗顺应人心，为众人解恨的“英明伟大”。再说，诿罪于商鞅，也正好缓解了众人对新法的种种不满，使已经压到极点的社会弹簧能有所松动，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做派，很象后世唐代武则天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寃狱剪除异己，达到目标后再杀掉他们为众人解恨，換来一片感恩叫好之声的情形一样。 只是可怜一代英豪商鞅，自认为忠心耿耿，无私者无畏，却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必须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需要后援。等到他的大后台老板秦孝公一死，上无本阶级的援助，下无人民群众的支持，立即陷入绝境。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杀商鞅，还有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摆不上桌面的理由。 当变法进入高潮之时，守旧势力总代表公子虔、公孙贾故意怂恿年幼的太子驷（即位前的秦惠王）犯法，给商鞅制造麻烦。商鞅不畏亲贵，凛然向孝公进言：“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狠狠打击了守旧派的嚣张气焰。板子虽然打在了自己的老师身上，可太子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反对势力虽一时被压了下去，但他们对商鞅的怨恨越来越深。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 年），“公子虔复犯约”，商鞅依法把他的鼻子割了。此人从此闭门不出长达8 年之久，对商鞅恨之入骨。 商鞅这种为变法赴汤蹈火的精神，是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的。在一部气势磅礴的春秋战国改革史上，由平民崛起之法家，遭旧贵族之倾陷而死者，不乏其人。如吴起之乱箭穿身于楚，韩非之被杀于秦，皆其典型。韩非所谓“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讲的就是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改革者个人处境的险恶，这些法家人物并非不清楚。然而他们始终认为软弱妥协、畏首畏尾、明哲保身，改革就迈不开步伐，最终只能半途而废。这种执着的信念使他们不畏凶险，毫不动摇。其舍身救世之热诚，如精卫填海，至死方休。 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歩，悲剧也就幵始了。因为人类毕竞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励精图治的秦惠文王不是一位庸君，他也并非不明白商鞅对秦国的一片耿耿忠心。他要灭掉的是一个曾羞辱过他而现在已无大用的商鞅，一具仍然活着的政治尸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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