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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桂枝汤方后注云：“温复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太阳中风，本自汗出，何以知是药后之汗，而不是中风之汗?
答：这可以引用曹颖甫《经方实验录》中一段按语作解释“今有桂枝汤中风证患者于此，恶风、头痛、发热、汗出，症状次第呈现，顾汗出不畅，抚之常带凉意，是可谓之曰‘病汗’。及服桂枝汤已，须臾，当饮热粥一小碗，以助药力，且卧床温复，一二时许将遍身漐漐微似汗出（似者,续也，非‘似乎’也)，病乃悉去。此汗也，当名曰‘药’而别于前之‘病汗’也。‘病汗’常带凉意，‘药汗’则带热意。病汗虽久，不足以去病，药汗瞬时而功乃大著，此其分也。………独怪一般医家尚有桂枝汤能发汗能止汗之辨，呶呶相争，无有已时，不知以中风证而服桂枝汤，‘先得药汗’，是‘发汗也，‘病汗’遂除，亦‘止汗’也。是故发汗止汗二说，若以为非，则均非，若以为是，则均是，惜乎未观其通，尚差一筹耳。”
这段按语很好。但解“似”为“续”，似无此必要，因为桂枝汤不是专为有汗之中风而设，而是为外证未解脉浮弱者而设，外证未解脉浮弱，亦有无汗者，无汗者要发汗，则正需“微似有汗”，才能说明是药至病所。
另外，其所谓“病汗常带凉意，药汗则带热意，”就是说，服药前之自汗，兼有全身恶风感，而服药温复以后之汗出，则感觉全身温暖，不再怕冷了。
72. 桂枝汤内用芍药，是否为了敛汗?
答：因为桂枝汤是治太阳中风的主方，太阳中风的主证有“汗自出”，服桂枝汤愈后又会汗自止，所以解桂枝汤者，有“桂枝发汗又用芍药敛汗”之说，其说直到现在，还多为注解方剂时所采用。桂枝汤内之所以用芍药，是为的敛汗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按太阳中风之所以自汗出，是由于外邪伤卫，卫气失和，荣阴失护所致，只要发汗解表，驱除外邪，卫气得和，能固护荣阴，其汗就自会停止，并不需要敛汗，芍药的性味，《本经》称为苦平，后世多称为酸寒，即使是酸寒，也并不能敛汗，试看临床常用的止汗药，如麻黄根、牡蛎等，何尝是酸味药?而酸味药也常不能敛汗。即使退一步说，芍药确实能敛汗，那么敛汁岂不怕敛邪?“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用的是桂枝汤加附子，而不是加芍药，这不更说明芍药不能敛汗吗?桂枝汤中之所以用芍药，是因为汗出而阴弱，芍药配甘草，酸甘化阴能补充阴弱，才用之。因此，认为芍药用于桂枝汤中是为了敛汗，是错误的
73.28条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旧注有主张改“去桂”为“去芍药”的，正确与否?
答：注家留桂的理由是：桂枝既能解表，又能温化水饮，而本证就是表未解又兼心下停饮。其去芍的理由是，仲景已有“胸满者去芍药”之明文，本证“心下满”，援胸满之例，亦当去芍药。上述两个理由，前者有片面性，而后者则显系牵强附会。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倒不是去桂不去桂的问题，而是去芍不去芍的问题。人所共知，桂枝辛温通阳，不但可用以发汗，而且能壮心阳降逆气，所以也是温阳化饮的要药。但是仲景用桂枝治心下水饮，多兼有心下悸或气上冲等证，而本条并不具备这些症状。另一方面，桂枝虽能发汗，但水饮结而不开，不能外应皮毛，桂枝就起不到发汗的作用。何况用桂枝发汗必须温复，而本方服后是“小便利则愈”，并不温复，不是以发汗为目的，故去之为宜。至于认为仲景有胸满者去芍药之例，本条也当去勺药，这是不妥当的。因为21条之胸满去芍，那是因为误下之后胸阳受挫而胸满，芍药的阴柔开泄之性，与胸阳受挫者不宜，当然要夫之。如果不是胸阳受挫，而是实证的胸满，芍药就不在禁忌之例。何况本条是心下满，而不是胸中满，因此不但不忌芍药，而是用以破阴结治微痛，利小便以增强苓术的疗效，也是可取的。
74.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发汗，本条也没有心下悸、气上冲等症状，但是不去桂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答：是的，不去桂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说，本条的重点应是去不去芍的问题，而不是去不去桂的问题。但是仲景用药，凡可有可无的药物，一概不用。桂枝在本条中的这一特点，应当引起中医临床工作者的重视，以纠正目前中药大量浪费的现象。
75.小柴胡汤中为什么用人参?若不渴外有微热为什么又去人参?
答：伤寒由发热恶寒，转变为往来寒热，这提示正气已不能抗邪于表，而退居于半表半里，亦即“血弱气尽腠理开”的缘故。这是用人参的第一个原因。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助正气从半里之中提邪外出。从半里向外驱邪，已不像解表那样容易(有时能出现战汗，就足以证明)，故需加入人参以扶助正气。如果外有微热，那表示尚未出现往来寒热，因为往来寒热是热时不寒，寒时不热，如果外热持续不退，这说明表邪尚未完全消失，这时虽然已经具备了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和心烦喜呕等证，也只是初步形成。这时若不去人参，就恐怕有固表留邪之患。
76.服去桂加白术汤后，“其身如痹”，可能是附子量大中毒，未必是“附子、术并走皮内逐水气未得除”吧?
答：这个问题要多方面考虑，不能过于简单。因为第一，药物的中毒量，有时就是有效量，正如古语所说“若药不暝眩，厥疾弗瘳”。第二，“身如痹”，只是去桂加白术汤方后注中才有，而没有白术的桂枝附子汤，其方中附子的用量并不比去挂加白术汤为少，但其方后注中却没有“如痹”的字样。第三，附子与乌头性味极近似，但服乌头煎又怕乌头中毒，是与蜜同煎的，“其知者如醉状”，而不是“身如痹”。因此，不能把“身如痹”简单地认为是中毒症状。
77．无汗不可用桂枝汤吗?
答：无汗不可用桂枝汤，是从前有的注家根据《伤寒论》16条作出的，其条文是“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是说，发热无汗是在脉浮紧的情况下，才禁用桂枝汤，重点在于脉浮紧，不在于发热无汗。这和42条“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一样，那是以脉象作为宜忌桂枝汤的根据，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有汗无汗上。当然，太阳病在脉浮紧的情况下，是不出汗的，而在脉浮弱的情况下，有汗或无汗，都是可能的。
无汗不可用桂枝汤，这是断章取义的错误。
78．“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酒客病是什么样的病?酒客病为什么不能用桂枝汤？
答：按《素问"病能论》云：“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歧伯曰：病名曰酒风。”《素问"风论》，“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又说，“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内经》中这两段记载，说明“酒风”又名“漏风”，是嗜酒之人或嗜酒之后又感受外邪所引起。酒性湿热，所以酒客感受风邪，除具有汗出、恶风等外感症状外，还同时会具备湿热内蕴的特点，如口干、善渴、解(同懈)堕等。
“酒风”、“饮酒中风”虽然能出现汗出恶风这样的表证，但内蕴湿热，就不宜用桂枝汤，而当用泽泻、术、鹿含单等燥湿清热药。以此类推，《伤寒论》所说的“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也应当指平素嗜酒之人感受风邪，或者饮酒当风，甚至不论是不是酒客，只要平素内蕴湿热，感受风邪后出现汗出恶风而同时兼有里湿里热症状者，就应作酒客看待，就不可与桂枝汤。
为什么酒客不可与桂枝汤呢?因为酒能生湿助热，内蕴湿热的人如果服了桂枝汤，汤中的甘草大枣都是甘味药，甘能守中，其性壅满，于湿热患者不宜。尤其是桂枝之辛，不能散邪而反助热，芍药之酸，不是益阴而反助湿，就会湿热壅遏，导致胃气上逆而出现呕吐。
79．“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为什么？
答：徐灵胎批《临证指南吐血门"周案》云：“风嗽夹火者，服桂枝必吐血，百试百验。”《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云：“振寒脉数，呕干不渴。”又说：“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
徐灵胎又云：“药果中病……闻其气馨香可爱，入于口即和顺安适，如不中病之药，则闻其气必厌恶，入于肠必懊憹。”桂枝汤本非吐药，其气味又不甚难服，所以除平素艰于服药者外，服桂枝汤一般不至于吐。如果服其他药不吐，而每服桂枝汤即吐，就应考虑是患者不喜甘辛之品，可能是肺胃早已蕴有湿热或风入血络，如上述风嗽夹火，或者是肺痈内痈早期表证之类，当及时加以注意。当然，要肯定以后必吐脓血，仅凭服桂枝汤即吐这一点是不够的，但要因此而引起注意，并结合其他脉证作详细观察。
80.92条“病头痛发热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若不差”三字，张路玉、柯韵伯认为是服解肌发汗药后病不差，成无己认为表病见沉脉本当差，仍身疼痛，故曰不差。这两种说法哪一种为最?
答：本条原文，根本没有发汗解表的提示，何况太阳病而见沉脉，一般是不会用发汗解表之剂的，即使用了，也肯定病必不差。而“若不差”的“若”字，是从有病差的可能来考虑的，所以认为是服发汗解表药之后病不差，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另外，如果真是服解表药之后病不差而出现身体疼痛的话，那是新加汤证，而不是四逆汤证。如果本来就有身疼痛，发汗解表之后岂有不差的道理?即使身疼痛仍不差，由太阳之身痛，转成少阴之身痛，也是附子汤证，而不是四逆汤证。所以认为“若不差”是指发汗解表之后，这一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至于成无己的说法却能讲得通。因为“平脉法”有“若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反沉迟，故知愈也”的说法。就是说，表病的脉象如果由浮转沉，首先要向表邪消退方面考虑，如果身痛仍旧，这个沉迟之脉就不是表邪消退而是里阳有逐渐不支之势，就当以四逆汤温里。以四逆汤温里，意味着象91条那标，俟里阳充实之后，再以桂枝汤救表。
少阴篇有“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沥”的明文。本条是太阳病而见少阴脉象，急温少阴正是支援太阳。
81．《伤寒论"太阳病证治》风湿两条条文，和《金匮要略》中完全相同，为什么《伤寒论》之去桂加白术汤却比《金匮要略》中之同一方，分量加大一倍呢?
答：《伤寒论》中之去桂加白术汤，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之近效方术附汤药物完全相同，只是近效术附汤的药物用量仅为去桂加白术汤之半。近效方术附汤，在《外台》第一卷的“论伤寒日数病源并方”中名附子白术汤，与《外台》第十五卷风头眩方之近效白术附子汤少桂心，多姜枣。陆渊雷认为这是林亿失检，将近效方术附汤误作去桂加白术汤而附入《金匮》风湿中之故。
82. 少阴病提纲，为什么没有下利、厥冷等症状？
答：下利清谷，四肢不温等证，这不是少阴病所独有，所以未列入提纲之内。只有“脉微细，但欲寐”，才真正反映出心肾阳哀。如果有了这一特点，就是不出现下利清谷，也足以说明病已入少阴，所以少阴病提纲只此六字。
83．伤寒***是先解表后攻里，而124条的蓄血证，为什么表证仍在，就以抵当汤攻之?
答：一是因为“脉微而沉”不是脉浮，病邪已无向外之机，亦即“沉为在里，不可发汗”之义。第二是因为抵当汤内全是血分药，不入气分，不至于使表邪继续内陷。三是因为其人发狂，病情已急不可待。但其所以敢于攻之的道理，主要是第一、二两条。
84．153条的太阳病汗下之后，形成发热恶寒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复加烧针，因胸烦。在这种情况下，亦有治法否？
答：这属于火逆证。118条云：“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就是说火逆证有因先下后烧针而致成者，由于下过之后，里气已较为虚寒，这时再加烧针，阳热就不至于过亢，故可不发生惊狂。但下后伤阴，烧针又令火胜,却能使水火不交出现烦躁，应以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养心镇静之剂治之。本条亦属火逆坏证，主证为烦躁，其成因是下后复加烧针。与118条相合，所以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正是对证方剂。
85．153条的火逆坏证，采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治疗，有把握否？
答：这要看火逆之后变证的轻重如何。论中6条温病的证治中曾说道：“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最后又说：“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153条所说的“面色青黄”，是黄中带黑，就是“若火熏之”的样子，153条所说的“肤瞤”就是“如惊痫”，所说的“难治”和6条指出的“促命期”，都提示医者，虽然有方，也不可麻痹大意。至于153条所说的“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和第6条“微发黄色”一样，病情既已轻微，就不必多所顾虑了。
86．“四肢烦痛”，为什么叫做太阴中风?怎样治疗?
答：“烦痛”，是痛处兼有火露露，热辣辣的一种感觉。在外感病中出现烦痛，一般是挟湿的缘故。如《金匮要略》就提到“湿家身烦痛”，“关节疼痛而烦，名曰湿痹。”如果烦痛再兼见脉浮、发热或恶风等，便叫风湿。如174条的“身体痛烦，不能自转侧”，脉又“浮虚而涩”和175条“骨节疼领，掣痛”，又“恶风不欲去衣”，都叫风湿相搏，就是证明。但是风湿相搏于太阳之肤表，是周身或周身关节疼烦，若周身不疼烦，仅仅是四肢疼烦，这就不得不撇开太阳而找到太阴。因为太阴行气于四肢，其气化又主湿，太阴之里湿由四肢与风邪相搏，就会出现四肢烦痛这一特殊症状。
“四肢烦痛”，对比伤寒系在太阴的手足自温，属于阳邪，故名太阴中风。
太阴中风的烦痛症状虽然局限在四肢，但其病理却和身体疼烦一样，都是风湿香搏，因此其脉象也同样是浮虚而涩，这可以从太阴中风欲愈的脉象推测出来。论中提到太阴中风的欲愈脉象是“阳微阴涩而长”，那么未愈之时，阳脉不微，阴脉涩而不长，也正是浮虚而涩了。
因为浮则为风，涩侧主湿，因此它的治疗原则应当是祛风、化湿、镇痛。“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扬”，再加入白术附子扶阳化湿镇痛，洽一身烦痛有效，治四肢烦痛也应当有效。
87．205条既然是阳明病，又心下硬满，为什么不可攻之？
答：“攻之”，是指用大承气汤说的。硬满在心下，不在腹部，是宿食在胃而未入大肠，尚未形成燥屎或硬便，若用大承气场，为病轻药重，故有“利遂不止者死”之戒。虽然也能“利止者愈”，但此属侥幸，只有体质壮实者才能这样，其实不可取。
“不可攻之”，只是说禁用大承气汤，并不禁用小承气汤。因大承气汤峻下为攻，小承气汤和调胃承气汤缓下为和。如251条就说：“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就是证明。
88．大青龙汤是不是表里双解之剂?
答：由于麻黄桂枝能解表石膏能清里，所以有的注家便把大青龙汤解释为表里以解之剂，其实这样解释并不恰当。因为凡需要表里双解的，必须是表里同病，如果只是表有病，或者只是里有病，就不能用表里双解之法。大青龙汤的主证是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病位是在太阳之表，其所兼见之烦躁，也并非病位在里，乃表邪郁闭过重，阳欲作汗而不能，扰于胸中所致。要解除这样的烦躁，关键不在于清里，而仍在于发表，所以条文中说“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发之。”
用发汗法解除表邪引起的内烦，论中并不少见。如“欲自解者，必当先烦”，“烦乃有汗而解”，“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可更发汗”等，都说明只要发汗，就可以除烦，不需要再加除烦的药物。大青龙汤证的烦躁,病理和治法，也同样如此，只不过表邪和内烦都比前更重些，所以发表药也须要重些罢了。
不要把大青龙汤的药物配伍看得机械呆板,本方中麻桂与石膏，并不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而是取石膏配麻桂，变辛温为辛凉，以更有利于发越郁阳。
89．81条明确提出服栀子汤的禁例是“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可是375条的“下利后更烦”，为什么仍用栀子汤呢?
答：病人旧微搪，是指平素有虚寒性腹泻证说的。栀子性味苦寒，虚寒证不宜服之。而375条是否为虚寒性腹泻呢?从”下利后更烦”的“更”字来看,是下利未止之时就有心烦一证,下列与心烦并见，肯定不是虚寒性下利，故不忌栀子。
90．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不止一次地提示我们，表证兼有里实证的应当先汗后下，即使仅仅是面色缘缘正赤那样轻微的外邪怫郁在表，也要先解之熏之，之后，才可攻里。可是90又说：“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这又不强调先汗后下，岂不自相矛盾？
答：先汗后下，是在表邪入里而表证未罢的情况下说的，根据《内经》“从外之内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的原则，当然要先汗后下了。但是《内经》又说：“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失调其内，后治其外。”这又提示我们：如果表证是从里证发展而来，又当失攻里，后发汗。这两段汗下的先后不同，似乎矛盾，但实质都是以原发病为本，继发症状为标，其汗下或先或后，都是治病必求于本的意思。所以，学习90条要重点领会“治病求本”这一主导思想。“本发汗”、“本先下之”两个“本”字，不要轻易地忽略过去。
91.你认为先下后汗是指病邪“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说的，但在《伤寒论》中最多见的是先汗后下证，而先下后汗证的条文并未见到，这是不是从理论上说，有可能由内之分，而从临床来说，则不易见到这样的病例？
答：从临床来说，由内之外而盛于外者，确比由外之内而盛于内者为少见，但并非没有。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说，“表里俱病，内外壅闭，既不得汗，复不得下。此不可汗，强求其汗，必不得汗，宜承气汤先通其里。里邪先去，邪去则里气通，中气方能达表，向者郁于肌表之邪，乘势尽发于肌表矣。”
我们且不引用后世的论述，就是在《伤寒论》中，先下后汗的情况也隐约存在于字里行间。如93条：“太阳病，先下而不愈。”本条标明是“太阳病”，却首先用的是泻下法，下后未出现变证，却因里气疏通，形成郁冒。郁冒是里虚之人将要自汗的先兆，故得汗出而解。若不先泻下，里证仍实，想要郁冒自汗而解，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条先泻下后汗解的机理，和前面吴又可这段话基本上是一致的。
92．你认为91条的精神是强调治病必求于本，但是过去的注家们都说本条是提示治病要先急后缓，就是说，表证急于里证的，应当先汗后下，里证急于表证的，又当先下后汗，这是示人以权宜之计，兼之本条中已有过“急当救里”、“急当救表”之文，因此我们认为用先急后缓解释本条，更为简明易懂。你同意吗?
答：这首先应把《伤寒论》中的所谓“急”论证一下。《伤寒论》中除了91条有“急当救里”、“急当救表”之文以外，还有六急下、一急温，除此之外，再无所谓急。91条是下利清谷，身体疼痛，这是里寒兼表，若不先温其里，径攻其表，使里寒更甚，必汗出而胀满。所以这两个“急”字仍是先温里后解表的常规治法，并非权宜之计。至于六急下，乃是对比当下诸证中此为最急。一急温，也只是说，急温比晚温好，是预防为急。显然都不是汗下两法谁先谁后尚需选择的意思。所以这些“急”，仍是常规治疗原则，而不是权宜之计。对于本条的治则，不从标本上考虑，只以缓急来考虑，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之所以说以缓急论本条似是而实非，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譬如二阳并病，仅仅是面色缘缘正赤，这急不急?如果说这不算急，为什么还要先解之熏之?又如“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燥屎已经形成，又出现了谚语，这急不急？如果说谵语这样的里证，比仪仅残留的汗出这样的外证为急，那么为什么不立即攻下，还要等到“过经乃可下之”？所以学习本条，还是以无可争辩的标本作解释为好。
93．研究和注解《伤寒论》的著作，在历代有代表性者，有哪几种?
答：本论在晋至隋唐时期，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载有《伤寒论》内容的医籍，有《脉经》、《千金冀方》及《外台秘要》等。这些书只是对本记原文作了辑录，而无注释。至宋代研究本论者，逐渐地多起来，据现在可查的书目，约二十几种，惜多亡佚，现存者，不过七、八种而已，其中有的还是后人从他书所引者辑佚而成。这—时期，对本论的著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将本论的原文与方剂，分类编成歌诀，在歌诀中夹杂有论述，如许叔微的《注解伤寒论百证歌》、钱闻礼的《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等；二是对某些问题，各以类聚，以问答形式作专题讨论，如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分别论述了伤寒七十三证候，桂枝汤用赤白芍，伤寒慎用圆子药等二十二篇)，朱肱《南阳活人书"伤寒百问》等；三是对本论未备之论、证、方，据《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及《太平圣惠方》等书以补入之；四是个别著作中还采录了前人之论述，如郭雍之《伤寒补亡论》中即采录了庞安时、朱肱、常器之等人之说。这些注家，在论述上各有侧重，如朱肱认为治伤寒须先识经络，对平脉辨证的重要性及各方主治病证等问题，作了一定的强调与归纳；韩袛和专门论述与分析本论的辨证用药；庞安时强调伤寒各证的主要外因是冬令之寒毒，但决定是否发病的主因是患者正气的强弱；许叔微则重视辨证，如云：“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
金元时期，对本论的研究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某一问题作专题阐述发挥，如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王好古的《此事难知》、王履的《医经溯洄集》等，这些著述，对本论从辨证与治法上，作了比较深入地探讨与发挥；一是开始对本论按原顺序作全文注释，如成无己的《注解伤寒沦》。
明代，对本论全文注解的注家逐渐增多，其中有代表性者，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王肯堂的《伤寒准绳》、陶华的《伤寒六书》。此时期之注解本，有一共同特点，即从方有执开始，提出删伤寒例，将原文另行归家组合(实际此种没想，最早明确提出者，应为王履，最早采用此种归类法者，应为孙思邈)，并在理论上创“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的太阳病鼎足而三的学说(此说源于王叔和、孙思邈、许叔微，以后完善于喻昌)，对后世伤寒注家的影响很大。
清代，是研究本论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有代表性者，如继方有执之说的喻昌(《尚论》)、张璐(《伤寒绪论》、《伤寒缵论》)、程郊倩(《伤寒论后条辨》）等，继成天己的张遂辰(《张卿子伤寒论》)，以运气学说释本论之张志聪(《伤寒论宗印》)、张锡驹(《伤寒论直解》)、黄坤载(《伤寒悬解》)，倡导以方证分类的柯琴(《伤寒来苏集》)，以法归类的尤怡(《伤寒贯珠集》)，以方归类的徐大椿(《伤寒类方》)等。其中尤以柯、尤二氏之著作，立论精湛，条目清晰，颇为学者所推许。
94．对后世有影响的《伤寒论》注家有哪几家?
答：历代对《伤寒论》加以注解或发挥者，不下数百家，其中立论较精，有独到见解，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以下几家：
宋代有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钱闻礼的《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庞安时的《伤寒总病沦》，郭雍的《伤寒补亡论》。金元时期有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明代有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王肯堂的《伤寒准绳》，陶华的《伤寒六书》。清代有喻昌的《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张璐的《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吴谦的《订正伤寒论注》，张志聪的《伤寒论宗印》、《伤寒论集注》，汪琥的《张仲景伤寒论辨证广注》，钱湟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证治发明溯源集》，柯琴的《伤寒来苏集》，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直解》，黄坤载的《伤寒悬解》，徐大椿的《伤寒类方》，尤怡的《伤寒贯珠集》，陈念祖的《伤寒论浅注》。
95．朱肱的《南阳活人书》特点是什么？
答：朱肱的《南阳活人书》，首设百问，继论方证，并对《伤寒论》未备之方证，如妇人伤寒、小儿痘疹等，作了补充。全书对《伤寒论》从评脉辨证到各方主治病证，作了比较全而的阐发，徐大椿曾誉之为宋时能发明《伤寒论》的第一书。如云：“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请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朱氏在发明伤寒即入阴经之寒性时，误将演变至阴经之热证牵合为一，竟以四逆汤施之于烦渴腹满，谵语囊缩之实热件，为王履、陶华等人所非议。
朱氏学术思想的特点是突出强调了经络，认为《伤寒论》之六经，即足三阳三阴六条经络，如云：“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路冥行，不知邪之所在。”此种以经络释六经的学说，后继者有清代汪琥，汪氏在其所著的《张仲景伤寒论辨证广注》中云：“伤寒之病，必传经络，则十二经之在手足者，不可不兼图也……伤寒之病，间用针刺，其法近世罕见，则热病之五十九穴，不可不兼图也。”又云：“然仲景论伤寒，实本《素问"热病》，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故其书首摘录上述二篇之文，并图注《灵枢》手足阴阳六经。
96．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和《伤寒明理论》的特点是什么？
答：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首卷论运气，次为辨脉、评脉与伤寒例，再次为痉湿暍、三阴三阳脉证并治及霍乱、明阳易、差后病，最后为汗、吐、下之可与不可。《伤寒明理论》则前论伤寒证侯五十种，后论《伤寒论》之方二十首。成氏据仲景原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语，认为仲景的学术渊源于《内经》与《难经》，故其书对证与方的解释，悉本《内》、《难》之旨。本书特点，是持论平允，辨证比较清晰，且系现存的最早全文注解本，尽管有顺文注释之嫌，自相矛盾处亦时或有之，致遭方有执、陶华等人的非议，但还是可取之处居多，对研究《伤寒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汪琥所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后人之于注，且多所发明，大半由其注而启悟。”其说颇公允，故本书迄今仍被队为较好的注解本之一。
成氏之学，后继者有张遂辰，他所著的《张卿子伤寒论》，悉依成氏之旧，问采张兼善、庞安时、李东垣、朱丹溪、王三阳、王肯堂、王文禄、唐不岩等人之说，认为这些注家的论点“虽不尽拘长沙辄迹，实深得长沙精义”。张氏对成氏的某些论点，亦不尽苟同，而加注纠正。
97．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有什么特点？
答：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首列“图说”，以别三阴三阳病的表里病位，次辨三阴三阳病脉证并治，次辨温病、霍乱及差后劳复等病，次辨痉湿暍病及脉法，次辨汗吐下之可与不可，最后附本草抄及痉书，方氏是倡导从旧例中进行删编的开始者，企图从删编中以复仲景之旧(如云：“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王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他在学术观点上，提出“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风寒”之太阳病鼎足而三的学说，对三阴三阳病的传变日数，认为只是一个次序，不可计日以限病，应以见证为准，如云：“证见如经为诊，不可拘日拘经以冒病。”方氏之说，对后世的注家影响较大。
继方氏之说者，有喻昌，完善了方氏太阳病鼎足而三的论点，再后者，有张璐的《伤寒缵沦》、《伤寒绪论》，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直解》，周扬俊的《伤寒论三注》，吴仪洛的《伤寒分经》及郑重光的《伤寒论条辨续注》。上述注家，虽分别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发挥，但在基本论点上，仍依方氏。
98．张志聪的《伤寒论宗印》有什么特点？
答：张志聪的《伤寒论宗印》，认为叔和编次，即仲景之旧，如云：“本经章句，向循条例，自为节目，细玩章法，联串井然，实有次第，信非断简残篇，叔和之所所编也。”故其书之编次，仍按原来顺序(但在其后期著《伤寒论集注》时，却又认为伤寒例与本论有矛盾，而删去之)。张氏在学术观点上，主张应以运气学说来释六经，如云：“三阴三阳谓之六气，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无病则六气运行，上合于天，外感风寒，则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于经。”宗其说者，有张令韶之《伤寒论直解》，陈念祖之《伤寒论浅注》。与张氏之说相类者，还有黄坤载之《伤寒悬解》，全以五运六气来阐发《伤寒论》有关脏腑、经络、营卫等病变，如云：“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
99．柯秦的《伤寒来苏集》有什么特点？
答：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在编次上主张应分经论证，以证名篇。“起手先列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于每一篇之首，先列总纲，使人晓本经脉证之大略，然后再以证为主，各以类从其证，并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使每经各有主证主方，及类证类方，条理清晰，易用于临床。柯氏的注解，亦有其独特见地，如认为“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并认为“六经为百病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他重视辨证，如在释13条云：“此条是桂枝汤的本证，辨证为主，合此证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他批驳了方氏、喻氏之说，如云，“大青龙扬，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没，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曲成三纲鼎立之说，此郑声之乱雅乐也。”柯氏诸如此类的一些论点，语颇中肯，甚得后世的好评。
100．尤怡的《伤寒贯珠集》有什么特点?
答：尤怡的《伤寒贯珠集》，在编次上主张应以治法归类，故其书于每经先列出正治法(如太阳病之汗法，阳明病之清法与下法，少阳病之和解法等)，然后根据各经病变之特异，分别列太阳病有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病有明辨法；少阳病有权变法；太阴病有脏病法、经病法、俱病法；少阴病与厥阴病有清法、温法等，并将相应的条文，分别归并于诸法类中，认为这样可使诸法如珠之贯于全论。尤氏之归类法，分证清晰，论法明确，使病证的演变，各有法以为辨，读者可一目了然。
尤氏在注释中，亦多独特见解，如首篇云，“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之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之虚者，寒亦不固，但当分病证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
尤氏与柯氏，虽在分类方法上不同，但有其共同将点，即编次应以能反映出仲景辨证论治***为原则，较以前诸注家，确胜一筹，故二书被认为是学习《伤寒论》的较好参考书。
101．徐大椿的《伤寒类方》有什么特点？
答：徐大椿的《伤寒类方》。主张不应依经立方，而应以方分证，如云：“仲景本论，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于是不类经而类方，盖方之治法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法。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该书将《伤寒论》之方，分为十二大类，如桂枝汤类、麻黄汤类等，每类先定出主方。然后将同类之方归属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旨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徐氏这种归类法，目的是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使人可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病，亦颇便于人们掌握，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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