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绍志 自古文人无不注重养生,曾国藩更不例外。他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偏于修德的儒家,还是重于养生的道家;他都倾其心智,心向往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多年来阅读《曾国藩全集》,研究他的养生之道,有的还身体力行,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 “以‘不药’二字为药”说。同治元年(1862)七月,曾国藩从李续宜的来信中知道他病了,立即复信强调:“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即病了不要相信医药。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使得他终生恪守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地仙、不信僧巫”。他还曾在家信中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药”,不能与当今的药相提并论。因为旧时代的药多有糟粕迷信,庸医也多,因此曾国藩常教其子侄:“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 “君逸臣劳”说。同治元年(1862)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这就是“君逸”;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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