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被看成是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如果把孔子及《论语》思想看作是为儒学竖起一面旗帜的话，那么荀子及《荀子》思想则应该当之无愧地享有擎旗人的地位和称号。然而，二千多年来，文化界及史学界虽然称荀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个大师”，也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但都无例外地推崇所谓的“孔孟之道”，而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华文化文明之结晶“孔荀之道”。这不仅对古代中国文化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思想观对中国封建思想的延续所起的负面作用超过正面意义。因此，重新认识和定位荀子及《荀子》思想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荀子思想的闪光之处在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主要表现在对“天道”的认识上。一是关于“天”的概念和意义。孔子的看法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他眼里，天不过是四时交替，万物繁衍的自然过程而已，并不带有神秘色彩，体现出他较强的理性精神。荀子在肯定孔子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他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在这里荀子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对茫茫造化作了描述，从而剥掉了“天”的神秘外衣，把“天”从一个虚幻不实的神秘世界，拉回到客观实在的物质自然界。
二是关于“天道”的理解和认识。既然旬子认为“天”是物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因而人们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他的观点是首先要顺应天，即顺应自然规律，不与天争职，其次是制天，即利用自然规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天是自然的，是没有意志的，它不干涉人间的事物，它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治与乱为转移，只要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和行动适应于它，就会大吉大利。同时，他还强调：“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簿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也同，而祸殃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同上）说明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其结果必然“凶”，遭到惩罚。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荀子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之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同上）。在顺应的同时，适当地加以利用和改造，肯定会给人类带来益处。荀子的制天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意义非常重大，他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应该说是古代认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之相比较，20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现的“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违背自然规律的口号所造成的人的思想混乱和破坏环境的后果，至今还时隐时现。
反观孟子的“天道”观，它充满着神秘主义的道德宇宙观色彩。它借用孔子“仁”的理论，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赋予天以道德属性，“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把“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于我”（《孟子·尽心上》）的天人合一的想法确定为天道和人道结合的最高境界。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人”和“天”之间的差别就不存在，个人和宇宙便融合一体。这种人格化、宗教化的“天”，最典型地代表了孟子的天道观。
其次，荀子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上。
一是关于“人”的本质和内涵。在儒学发展史上，孔子为了突破春秋以前原始宗教的天命观念，强调人的作用，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观点。“荀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篇》）把“仁”视为人类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就人性的本善还是本恶，他未予明确，只是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同上）还说“吾未见刚者，”（《论语·公治篇》）“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在这里，孔子结合自己的见闻，以现实的态度对人性加以阐述。荀子沿着孔子注重现实的思路，以务实的观点，从人所具有的一般的生物属性，即感观欲望，提出人性恶的论断。他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性情者也。”（《荀子·性恶》）这些欲望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正而视之，加以限制。因此，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应当从属于人的社会属性，对性本“恶”的人们施以礼仪，实行教化，制定法度，规范行为，促使人们向善。他指出“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荀子·性恶》）他还讲“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及“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仁也”。（《荀子·劝学》）为了使人性向善，他将礼上升为一种外在的秩序和权威。
再来看看孟子从道德层面着眼，对人的存在和本质所提出人的“性善论”，难免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他阐述的“人性本善”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想当然地把没经过“群”、“类”教育、引导和培养的人，赋予较高的道德素质。他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他们加强统治出谋划策，让他们以不忍心看见别人痛苦厄难，“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孟子·公孙丑上》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还对“君子”与“小人”作了区分，重君子而轻小人，认为君子应该为统治者或精神贵族，而小人必然是下层体力劳动者。
第三，《荀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认识（知）或理论的正确与否应该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孔子虽然好古，但必须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音征：征明）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音义：乐舞行列）》，“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得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得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这是历史文献资料不够的缘故啊。如果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虽然孔子主张多闻多见，但如果材料阙疑，他也不会轻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认识和行动上的失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译文：“多听保留疑问，谨慎地说出其余自信的部分，就可能减少错误。多看保留疑问，谨慎地实行其余自信的部分，就可能减少后悔。”在孔子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下，荀子进一步提出了“符验”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闻见之知和理性之知而不付诸实行的话，知识再多也不能辨别真伪，认识主体始终会处于困惑的境地：“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只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效必固。”（《荀子·儒效》）只有在“行”中才能判定是非，统一言行，这样，就要从闻见之知上升到“行”，“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同上）。而“行”的过程也就是要获得证据的过程。在荀子看来，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通过检验才能确认。而孟子评判事物主要是把道德标准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仁政和王道政治才是大事、正事和实事。
如上所述，《荀子》思想是在继承中华文化精华部分。作为旗手，荀子在传承孔子正确思想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其方法是发展的朴素唯物主义。然而，由于他的人“性恶论”，包含了所有的自然人，当然也包括君主、国王以及后来的所有皇帝，他们肯定会拒而弃之；而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官僚、士绅等“人爵”也必然会反对；同时由于人固有本性的弱点，也不愿加以承认，所以其理论继承、发展者廖若星辰，以至于封建糟粕思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领袖人物身上所有的表现，端坐在神坛上不愿走下来。
而孟子为了继承所谓孔子衣铱，围绕着伦理道德观，采用形而上的唯心主义方法，极尽延伸之能事，将儒学思想引进了死胡同。但是由于他的人“性善论”维护了历代统治者的名声，生而圣者；他的天道思想为统治者治人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君即天子，奉天承运；所以为历代君主所推崇，而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口号，不知迷到了多少君子及下层人士；以至于二千多年来，始终占据儒家学派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其学说在朱熹等后人继承和“发扬”中，使孔孟之道在中国具有了宗教般的地位，因而客观上延长了封建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束缚，要想彻底打破这种禁锢，国人还须不懈地继续努力。
2006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