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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谋势者得天时——论曹操

 秀水拖蓝 2011-12-30

曹操得天时,这是三国时代的大贤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对曹操所作的定评。天时者,机遇也。得天时,即抓住了机遇。机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人人可得而用之。然三国时代的机遇只有曹操把握得最好。其诀窍何在?笔者以为是善谋势也。

一、敢为人先,运讨卓之势

东汉末年,宦官弄权,朝政日非。西凉刺史董卓乘大将军何进与张让等十常侍斗得两败俱伤之机,带兵入洛阳,招诱已死的何进部下之兵,尽归掌握。而后废孝灵帝,立九岁的刘协为汉献帝,自为相国,带剑上朝,并鸩杀孝灵帝和何太后,纵兵在洛阳城郊奸淫掳抢,滥杀无辜,使本已岌岌可危的汉室江山进一步陷于深重危机之中。曹操这时在朝廷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骑都尉。但从司徒王允那里看到众官为社稷之危大哭,敏锐地看到讨伐董卓是众望所归,便挺身而出向王允自告奋勇承担诛卓重任。曹操首先是持刀至相府行刺董卓,失败,被董卓悬赏千金通揖追捕,遂逃回老家河南陈留,得巨富卫弘资助,竖起搜集义兵讨伐董卓大旗,发出矫诏,驰报各道。渤海太守袁绍得矫诏后,最先引兵三万来与曹操会盟,操作檄文布告天下,首倡共兴义师,会集洛阳讨伐董卓,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发出后,共有十七路诸侯响应,兴兵三十余万,投洛阳来。曹操推袁绍为盟主,与董卓手下大将吕布对峙数月,董卓引兵回其辖地陕西,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一把火将洛阳宗庙、宫室、民宅焚为废墟。曹操建议追董卓,袁绍及众诸侯却各怀异心,不肯轻动。曹操单独引兵追击,大败于董卓部将吕布、李催、郭汜,从袁绍处借得的万余军兵只剩五百余人,逃回河南老家。

讨董卓是曹操一生事业的起点,虽然以败告终,但曹操审时度势的超群才能已初露锋芒。

曹操运讨卓之势,其意义有三:

第一,树立了敢作敢为为国除害的形象,确认了“安天下”的道路。曹操素有大志,少年时便有“汉室将亡,天下将乱,安天下者,舍我其谁?”的自信。及至参加了镇压黄巾起义和参与诛董卓行动之后,他才看到汉朝四百年江山,维护统一和兴复朝廷仍是人心所向。只有在朝廷树立自己匡护社稷的能臣形象方能有大的作为。因此他能在群臣一片哭声中有只身入相府行刺董卓之举。曹操的登高一呼和敢作敢为,使朝廷忠于汉室的大臣深信其“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的“鸿鹄之志”。车骑将军朱僬因此两次向朝廷保荐曹操。中弁县令陈宫在捕获本属朝廷钦犯的曹操之后,不仅未解送京师,还亲释其缚,弃官挂印,与操一道逃亡。而曹操从行刺告败,东躲西窜这段经历中也看到为朝廷当忠臣义士,捐血肉之躯只是匹夫之勇而未得时势之利,因此在逃亡中便认定了两个要点:一是要以皇帝的假诏号令天下;二是要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董卓。在诸候讨卓这一军事行动中,曹操算不上一路诸候,但操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却是从这次参与讨卓开始。夏候淳、夏候渊、曹洪、曹仁等追随曹操一生的大将也是这一次才聚集起来的。讨卓诸候作鸟兽散,曹操大骂:“竖子不足与谋!”由此看到自己没有实力,想倚重别人的实力,终究是只有虚名而无实效。从此曹操不再对求虚名招实祸的朝政感兴趣。不再过问董卓之事,也不再当为朝廷奔走串联的社会活动家。他回到老家河南在袁绍手下任东郡太守。招纳贤士,精练军兵,埋头积聚自己的实力。两年之后,突然以强劲的实力派人物形象出现在纷争的乱世之中。

第二,看到了军事割据的必然趋势,萌生了削平诸候的信心。讨卓的十七路诸候齐集洛阳,声势浩大。由于久攻不克,只剩八路,最后没有一路去追董卓。其原因是诸候都只为自己着想而不为朝廷着想。董卓倒行逆施,天人共愤,人人欲得而诛之,但那是泄“公愤”;而董卓还很强大,谁去较量,谁就要受损失,那是“私损”。以捐私损而泄公愤,这样的赔本生意谁也不做,留得自己的实力,至少可以割据称雄一方,最后鹿死谁手还要听天命安排。这就是汉室处在风雨飘摇状态及社会处在大变革、大改组、大分化、大纷争时期军阀们共有的心态。由此也可见汉室既衰,天下“合久必分”已是必然趋势。同时,曹操策划和组织讨卓这样的大行动,在与各路诸候交往中,也清楚地了解了他们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后来曹操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一一品评各诸候: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张绣,张鲁,韩遂皆碌碌小人……而曹操自比潜龙,可潜伏于波涛之内而腾飞于宇宙之间,一旦得志便能削平群雄,纵横四海。曹操对众诸候的这些观察,评价和凌驾群雄之上的信心,实与此次运势讨卓的收获有关。

第三,从讨伐对象董卓身上汲取了经验教训。董卓经众诸候这一讨,确已声名狼籍,成为政治僵尸,迁都长安不久就被司徒王允用“连环计”诛杀。但首倡讨卓的曹操却反而以卓为师,从董卓那里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董卓被诛以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用贾诩之计,提兵十余万杀奔长安,杀尽王允一族,再度把持朝政。后李、郭二人又自相残杀。李劫天子,郭劫公卿,弄得汉献帝和众大臣分随两军东躲西藏,往来奔命。皇帝被众贼挟持后,连无赖之徒、家兵、巫医、走卒都不得不按贼意敕封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便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而且君臣住民宅,就粗食,甚至被饿死还成了常事。足见汉末气运之衰。曹操闻此情况后聚谋士商议。荀彧进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候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深以为然,遂准备起兵,恰逢天子亦遗天使赍诏宣召,于是兴师。这里,荀彧所讲的象晋文公,汉高祖那样“奉天子以从众望”就是一种在当时情况下最高级的割据形式——挟天子以令诸候。曹操再度入朝以后,其作法与董卓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改其不足之明。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把持朝政;在力量有限时提出迁都,以方便钱粮供给为借口,将朝廷迁到自己势力范围所及的许昌,这两点与董卓同出一辙。不同的是曹操吸取了董卓倒行逆施,失去人心的教训,在具体作法上非常理智:如董卓废帝弑帝,曹操只废皇后和太后,不废皇帝;董卓烧毁宫室庙堂,曹操修建宫室庙堂;董卓纵兵奸淫掳抢,曹操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等等。这些作法,使曹操很快在朝廷站住了脚,从而尽收运势讨卓之利。

二、变剿为抚,取黄巾之势

汉末宦官弄权之日,亦是民怨沸腾之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宦官弄权嫉贤,官场腐败成风,人民群起反抗。《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写督察县吏政绩的官吏因为县尉刘备没有向他行贿而要罢免刘备遭到张飞痛打,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吏治和民情。而遍布青、幽等八州的张角黄巾大起义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发生的。到董卓乱朝时张角早死,黄巾起义也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但洛阳被焚,汉帝迁都以后黄巾余党又起。青州黄巾军发展到数十万,纵横山东。朝廷震动。太仆朱僬向李傕、郭汜保举曹操征剿黄巾。李傕认可,即草诏命操与济北相鲍信一同破贼。这对蓄势待机的曹操可是一个千载难逢机遇。曹操抓住了这一机遇,接连下了三着好棋。

一是变剿为抚,将黄巾军降兵改编为自己的军队。与操一道受诏的鲍信沿用老办法,进兵剿贼,结果“杀入重地,为贼所害。”而“有权谋善机变”的曹操这次不再象过去助朱僬剿黄巾那样大开杀戒而是采用了招安的办法。“不过百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操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其余尽令归农。操自此盛名日重。捷书报到长安,朝廷加曹操为镇东将军。”

二是招贤纳士,选拔文武之才。曹操招聘了颖川贤士荀彧、荀攸叔侄为行军司马和行军教授。彧荐程昱,昱荐郭嘉,嘉荐刘晔,晔荐满宠、吕虔,宠、虔又荐毛玠。操皆礼聘为从事。在武将方面,招聘了于禁、典韦、许褚诸人。这些文武之才一方面用于训练、教化、改造收编过来的黄巾部属,另一方面为日后割据称雄准备了人才资源。

三是将兖州作为复兴基地,广积钱粮,深根固本。曹操招安黄巾平定兖州之后,采纳荀彧建议,收敛进取徐州之心,在兖州抚民养兵,坚守不动。兖州岁荒缺粮,曹操引兵东略陈地,歼灭黄巾余党何仪、黄劭等,夺其金帛、粮食无数,平定汝南、颖川,以养三军。这是一件“朝廷喜,百姓悦”的“顺天之事”,更是曹操的得意之笔。兖州巩固之后,曹操从吕布手中夺濮阳,取定陶诸郡,于是山东一境尽被操得,安民修城,表奏朝廷,被加封为建德将军、费亭候。

下了以上三步好棋,曹操已乘黄巾起义之机顺势取利,变为拥兵二十万、谋臣武将数十员的大军阀。被奉为王者“三宝”的土地、人民、社稷,曹操已拥有两宝了,独缺社稷。但既然羽翼已丰,此宝便不难谋取。不久,汉献帝因久被李傕、郭汜欺凌,乃诏操扶持社稷,剿除奸党。操再顺势进兵,击垮李傕、郭汜两军,杀傕、汜及诛两家老小二百余人于许昌。接着赏功罚罪,自封为大将军、武平候,将自己所招聘的荀彧、荀攸、郭嘉、刘晔、毛玠、程昱、满宠、夏候惇、夏候渊、曹仁、曹洪、吕虔、李典、乐进、于禁、许褚、典韦等全部敕封为朝廷命官,京都都尉以上武职全系曹操亲信担任。七百御林军皆为操部属。朝廷大务,先禀曹操后奏天子,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曹操想得到的“三宝”已因为顺取黄巾之势而开始得到。

三、择善而从,谋削藩之势 

曹操把持朝政后,并没有出现“天下归心”的局面。当时割据已久的军阀们不买他的帐。北有袁绍,南有袁术,西有马腾,东有孙策,还有北窜南奔的吕布、刘备,这些军阀个个觊觎朝廷,并且多有问鼎资格。军阀割据的游戏规则是:首先集聚军事实力,而后从汉朝官吏手中夺取地方管辖权力,再掠民养兵或安民养兵,广集钱粮,准备兼并更多的土地、人民。军阀不同于黄巾,黄巾是乌合之众,而军阀能招纳士人、地方豪强参政,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综合运作能力,因此黄巾军可以成建制地接受招安,而割据的诸候却没有这种先例。即使一时归顺也多是一种韬晦之计,最终还要靠武力才能征服。

这种形势对于“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来说正是谋取成功的机遇。曹操有一句耸人听闻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入中枢,掌握了刀把子,就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剪除群雄,决不能因为顾忌别人评头品足而让刀把子被人夺去,让自己做面对刀锋的蠢事。因此他将汉帝迁至许都以后,就用了整整二十余年时间来谋削藩之势,而且获得了极大成功。

曹操谋削藩,其特点有二:

一是假汉相之名,谋自己兼并汉土之实,具有居高临下的特点。曹操当时是朝廷丞相,又是一方诸候。曹操既已将成就晋文公那样的王霸之业作为其战略目标,就不怕诸候割据而且可趁势尽收渔翁之利。正是割据使汉室临累卵之危,神器有更易之由;正是割据将汉室江山裂幅为大小数十块而便于曹操假讨逆之名一块块蚕食兼并且使诸候之间各不相顾;正是割据使曹操每吞并一地均需动武,付出牺牲,依照军阀割据的游戏规则巧取豪夺。这就使他有借口在蚕食汉土的同时蚕食汉室的实际控制权。轻易得到的权利并不可靠,那他曹操只是充当朝廷的高级打工仔。而浴血夺来的才是“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曹操运用汉室中央集权制,直接使用朝廷权力进行割据,果然具有比地方军阀优越得多的“空中优势”。

首先是利用政策决定权,形成合法吞并对非法割据的名分优势。在割据状态下,一般情况是谁拥有割据之实,谁就迟早会得到朝廷承认而坐得合法自治之名分。尽管如此,军阀们对于这个合法自治名分却是很看重的,因为“名正言顺”比“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好办很多。曹操抓住这个要害,利用朝廷承认或不承认两个杀手锏来削弱割据势力。孙策的父亲孙坚就是长沙太守、乌程候。孙策继承父业开拓疆土,已占据江东六郡,求为大司马。操不许。后操进攻袁术,力量不够,乃封策为会稽太守,但附加条件就是要孙策去攻袁术。这次会攻虽未完全达到灭术之目的,却使术、策之间积怨加深,永不能再合兵一处。袁绍兼并了冀、青、幽、并四州,遣使至许都向曹操借粮说是要攻公孙瓒。操知其窥探之意,便将计就计,奏封绍为大将军、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同时密书告绍立即发兵攻公孙瓒。绍得书大喜,竟一举进兵将瓒消灭。刘备受陶谦遗托领徐州牧,曹操予以承认,同时却令备杀吕布,备未从,操再生一计,以天子诏令备讨袁术,使徐州空虚,吕布乘隙夜袭取之。刘备忍气吞声与吕布调换位置,让吕为徐州牧自己去小沛驻扎。吕布得徐州后曹操又不承认,终使吕、刘两虎斗起来,刘备难以立足,只好屈身事操。操与备同破吕布,擒而斩之,操自得徐州,却让在徐州深孚人望又参加夺徐州的刘备入朝作一闲官。而曹操自己攻下袁绍割据的冀州以后,却马上草诏自领冀州牧,同时不经朝廷诏复即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曹操这种居高临下,以虚名换实惠的割据优势是任何一个地方军阀都不具备的。西川军阀刘璋受到东川军阀张鲁侵扰,派别驾张松去许都请曹操共图张鲁。张松在馆驿等了三天,贿赂了操左右近侍才被引见。曹操与松见面后第一句话劈头就问:“汝主刘璋连年不进贡,何也?”弄得张松不仅借不到一个兵,而且连讲话余地都没有,只好无功而返。

其次是利用朝廷人事任免权,挖诸候墙脚,清除异己力量。东吴遣华歆为使到许都办理公文,操知歆素有才名,竟将歆留在许都任为大理少卿,再不还吴。董卓残部、关中军阀张绣和谋士贾诩皆有才智,曾使操惨败于宛城和南阳。操遣刘晔以不计前仇之承诺说降贾诩,诩应允后又去说降张绣。此时袁绍亦遣使持书来招安张绣。诩将绍使叱退,当面扯碎袁绍书信劝绣降操。张绣向来服贾诩,便一道降操。操加封绣为扬武将军,贾诩为执金吾使。张绣军于是归曹操。张辽是吕布手下一员部将,被操生擒,操以中郎将、赐爵关内候将其招降。辽又将吕布余部臧霸招降。从此吕布这支力量消亡。袁绍手下猛将张郃、高览被郭图陷害,投奔曹操。操即封郃为都亭候,封览为东莱候,从而加速了袁绍军的分化瓦解。曹操西击乌桓追击袁绍残部时,曾深入地形复杂的沙漠而不辨方向。后得绍旧将田畴当向导,抄近路击溃逃敌。操以畴带路有功封畴为柳亭候。畴坚辞不受,又被操拜为议郎。而对于各路诸候在朝廷的耳目内应,曹操采取了铁的手腕予以清除。太尉杨彪“四世清德”,又是保举曹操入朝的功臣。仅因为他与袁术是亲戚,操便使人诬告谋反,下狱欲治死罪。后因朝臣反对免死罢官,放归田里。而议郎赵彦却因此事弹劾曹操而被操杀害。

再次是利用朝廷的官吏调动权,将割据军阀调虎离山,加以消灭。如征西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是结义兄弟。两人盘据陇西多年,拥兵自重,颇得羌人之心。操以加封马腾为征南将军为名,诱其入许都,重兵包围,将马腾、马休父子擒获并以谋反罪处斩。腾子马超与韩遂一道兴兵复仇,又中了曹操的离间计自相残杀。韩遂降操,被操调到长安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西凉候,在长安歇马养闲。马超逃回陇西后,曹操令夏候渊征讨。超败,往汉中投张鲁,操遂得陇西。又如刘表死后,其子领荆州牧,操见孺子可欺,以大军压境,刘琮不战而降。操封琮为青州史,离荆州远行。琮表示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州被人图害。”琮与母 蔡夫人同赴青州,操却令于禁领兵追杀之。于是轻易得了荆州。

曹操谋削藩,其第二个特点是在兼并大战中亲临前线,得计即行,善于出奇制胜。曹操在朝廷是丞相,但他自己很少在许都办公,而多在实施战略行动的第一线当总指挥。曹操对孙子的虚实奇正思想研究颇深,加上胸中有诸路军阀之全局,眼中有战场变化之动态,在宏观决策和临机运作这两方面都很强。这就使他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性战役中具有“三思方移步,一决不回头,从贤不计短,得计行如箭”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他与袁绍集团的大决战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指出:“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由此可见曹操之善于谋势,其同时代人便已有很高评价。

在袁曹大战的开局阶段,两军集会于黎阳,袁军有七十万,曹军只有七万人。交战后曹军大败,退至官渡,坚守不出。相拒一月后,曹军渐乏,粮草不继。而袁军兵多粮足,千方百计欲攻垮曹军防线直取许昌。若曹操弃官渡回许昌,则袁绍必追。许昌无险可守,一攻即陷。袁绍得许昌后,以其太尉、大将军之职,可以名正言顺地主持朝政,曹操苦心经营多年的割据优势将丧失殆尽。曹操为决进退之疑,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书略曰:“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荣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得书后即用荀彧计,坚持不退,令将士效力死守。绍军见操粮告竭,而且曹操催粮的亲笔书信在使者赍赴许都途中连人带信被袁军截获。袁绍的谋士许攸得到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持操信见绍,建议立即对曹军实施两路出击:一路重兵猛攻官渡,一路轻骑袭击许昌,破曹操即在眼前。正如后来曹操自己所言,“若袁绍用攸计,吾事败矣。”可惜袁绍不省时势,“好谋无断”,错失了这一战机。得到曹操亲笔书信后居然怀疑这是操“诱敌之计”。加上许攸这个人既贪又狂,毛病较多。攸见绍时其子侄贪污钱粮、中饱私囊之作弊行为已东窗事发。袁绍更不相信攸。当攸再进劝时,袁绍竟斥他:“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许攸仰天长叹,欲归无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径投曹操。袁绍之败便从不用攸计开始。他哪里知道许攸虽有毛病,但其击操之计并没有毛病。这场大战袁绍与曹操谁用许攸计谁便获决战之胜。许攸乘夜色私奔到曹营,曹操正在洗脚准备睡觉。见攸来,“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操请许攸教以破绍之计。攸建议操选精兵诈称袁部蒋奇之运粮兵奔袭袁军屯粮重地乌巢,烧其粮草辎重,使绍军自乱。操听后连连点头,当夜即依计调遣兵将。第二天操亲自带精兵五千人去实施这一战略行动。果然一战成功。袁军失了乌巢粮草后,军心惶惶。曹军八路齐出,猛冲绍营,袁军大败,被斩杀八万余人于官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一场大规模厮杀后,袁绍引败兵八百余骑逃回冀州,重新集结兵力再战曹操,又被操用程昱“十面埋伏”之计击败。袁绍忧病交加,不久即吐血而死。

袁绍死后,大战进入中局阶段。按照常规曹操应不给袁军喘息机会,一鼓作气攻下冀州。但操与郭嘉分析袁绍的儿子争夺后嗣斗争尖锐,此时曹军不宜急攻,“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引兵远去,让袁氏兄弟在内耗中相互削弱后再攻。于是不攻反退。曹军去后,绍子袁尚、袁谭发生火并。曹操乘隙而入,连下冀州、并州,杀袁谭于南皮。绍子袁熙、袁尚引数千骑残兵投辽东太守公孙康。

这是大战的终局阶段了。明于度势、得策辄行的曹操还有更精彩的表现。谋士郭嘉是时病死于军中,以书信遗计于曹操:“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却不可动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操从其计,以兵屯易州,窥而不打。公孙康果然诱杀熙、尚二人而来降曹操。操大喜,封康为襄平候、左将军。这样曹操成功地运用“善胜者不战”“全军为上”的兵法。在灭袁的同时又不费一兵一卒顺势而定辽东。至此,操已拥兵百万,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尽属操矣。

四、含而不吐,用衰汉之势 

曹操从兖州提兵入朝时,其初衷是仿效晋文公和汉高祖,实现其“吞吐天地”的“不世之略”。但直到建安25年曹操因病去世,他的事业却只止于统一北方。既不似晋文公那样作群雄之首合诸候而匡王室,又没有如汉高祖那样提三尺剑而成天下一统,反而唱出了“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和“愿为周公”这样的调子。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曹操集结优势兵力下江南时,在江汉平原受到孙权、刘备两股势力的坚决抵抗,大败于赤壁。嗣后刘备入主西川,迅速崛起,与孙权成犄角之势,打乱了曹操顺势而取天下的计划。这时候曹操编导的“挟天子以令诸候”的老节目因为已没有诸候可令,只有三足鼎立而演出到此结束。摆在曹操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现状,偏安一隅,与孙权、刘备三分天下;要么再向前跨出一步,消灭孙、刘,统一中国,最终使江山易姓。曹操选择的是后者。他是一个喜欢挑战、永不服输、永不知足的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他向世人的公开表白。曹操的“千里之志”和“不已”之“壮心”不是别的,就是要一统华夏。但既是时变势异,“挟天子以令诸候”的老思路以及相应的老经验、老办法便只适用于昨日而不灵验于今天;打出“事汉”和“作周公”这样的旗号,继续保留名存实亡的汉室,让汉室像一枚橄榄含在口里,慢慢品嚼余味而不吐出来,正是基于赤壁大战后格局骤变的新形势而采取的谋胜韬略。

从对外考虑,曹操保留有名无实的汉室,可以将它作为遏制孙、刘的一张王牌,把进攻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曹操不废汉室,便以群臣之奏和献帝之诏而名正言顺地敕封自己为魏王,御赐九锡。而刘备在西川自立为汉中王,修表到许都,就只能攻曹操“包藏祸心,篡盗已显”而不能攻他“篡汉已然”;刘备称自己号“汉中王”的理由是“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而不能象曹操那样“群臣表奏,献帝册立”,三诏乃许而“依真”。刘备称王之后,曹操便以叛逆罪名兴兵讨伐,同时差满宠说服孙权首尾夹击,共取荆州。结果消灭了刘备集团的关羽军,孙权夺得了荆襄之地。曹操虽未得地,却挫伤了暴发户刘备的锐气,破坏了孙、刘同盟而使其变友为敌,造成了曹操可以攻孙、刘而孙、刘难以攻曹操的有利形势,此则谋大势而不计小利之高手棋也。

从对内考虑,保留有名无实的汉室,在汉室似亡非亡的模糊状态下,更有利于谋求“天下归心”趋向,逐渐用新平衡代替旧平衡;以期收后势之利。曹操既是“乱世之奸雄”,又是“治世之能臣”。他自比“周公”,但并无辅汉兴刘之意,而确有代汉自立之谋。曹操目睹汉朝自桓灵之乱,人心久已不归,认定“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因此他能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诚意把争取民心作为统一中国的大略来实施。曹操在政治上针对汉末朝廷“亲小人远贤臣”的腐败政治,提拔和任用了贾诩、华歆等一大批才俊之士为朝廷重臣,对外戚干政、宦官弄权的行为实行了严厉制裁,使朝廷出现了以业绩求功名的生气。专事弄权而没有实际功绩的奸倿小人在朝中没有立足之地。曹操之后的曹氏四代皇帝皆无失政于外戚和宦官弊端,亦可侧见这方面变革之彻底。在文化领域,曹操提倡形式多样、张扬个性的文学改革,以曹操、曹丕、曹植为龙头的建安文学新潮对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禁锢文化形成了猛烈冲击,带来一股“歌以咏志”生气,开魏晋文化之先河。李白所崇尚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便包括了对“三曹”文学改革的肯定。在经济上,曹操针对汉末土地集中于大户、兵祸横生、民生凋敝的弊端反对土地兼并,还田宅与庶民,抑制豪强,减轻人民赋敛,鼓励耕垦,以苛厉军法严禁军队夺民鸡犬,践民稼禾,侵害民生,实行了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使官僚、仕人、庶民等不同阶层都各得其所,看到了由乱到治的希望,从而造成了旧平衡瓦解、新平衡到来的社会心理需求。这实质上是一场时间较长,由量到质,由慢到快的深刻革命。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曹操保留名存实亡的汉室起到了减少震荡和反复,实现稳定渐变的调节作用。曹操终其一生,虽然并未达到“天下归心”的目标,但在中国北方地区,从朝廷大臣到庶民百姓却因为得到可闻可睹可思可比的实惠而业已“归心”。曹操死后,朝臣对他所作的“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评价显属过誉。但曹操的儿子曹丕,既无政绩建树,又无尺寸军功,因而不能像父亲那样雄视天下,居然可以在曹操去世后短短八个月便废汉自立,得群臣拥戴而成魏文帝,却是一个足资证明的事实。由此更可见曹操谋“天下归心”韬略积累之厚,功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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