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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追宗溯源 李亚相 木有本，水有源；参天大树离不开其根本, 万里江河必有其源流。综观明清以来各地、各姓氏纂修的族谱，几乎都有追溯先祖、远祖以及姓氏来由的篇章。追宗溯源是提高族谱的总体水平，使其达到更为充实、精准，更为完善的目的。当然，要准确追溯到自己宗族的先祖、远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 族谱中的追宗溯源篇章，有的叫源流，有的称先祖考、先世考、宗族源流、姓氏源流、分衍录、地望考、迁徙源流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记叙宗族的历史, 包括古远先祖、得姓始祖、迁徙、开基始祖、世系、分支及亲疏关系等, 使族人了解自己的祖先是谁, 是从那里来, 根在那里, 自己的家族有多大, 分布在那些地方, 等等。 族谱文化的发展既曲折跌宕且多灾多难。隋、唐以前，是士族政治年代,“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势族”,“官之选举, 必由簿状；家之婚姻, 必由谱系”。那个年代的族谱是士族选官、婚配的依据，是士族权贵的专利品。唐朝以科举制度选官代替以前士族依谱系为据的选官制度，族谱的功能大大降低了，神秘、高尚的族谱逐渐“飞”入平民百姓家，民间编撰族谱渐渐兴起。可自唐亡后的半个世纪里，诸侯争霸混乱不堪，所有的族谱烧的烧，毁的毁，丢的丢，虫蚀的虫蚀,遭受了灭顶之灾。直到宋代，苏询和欧阳修提出了族谱体例，并倡导、鼓励编撰族谱，民间修谱工作才逐步展开。然而，在宋亡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的近一个世纪里，族谱文化又遭重创，族谱又一次遭受劫难。到明朝中后期，先贤们才将族谱文化重新推展，直到清朝中后期，族谱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编撰族谱的热潮才广泛兴起。那个时期，几乎达到有姓必有(谱)牒，有(宗)支必有(族)谱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族谱文化又经过几次劫难。至今，宋朝时期的族谱基本绝迹，幸存下来的明朝族谱也寥寥无几，能找到清康熙时期的族谱都弥足珍贵了。 从族谱发展历程可知，清朝的先贤们在编撰族谱时追溯先祖也是异常艰难的。民间所存古老族谱基本绝迹，只能根据有限的古代史籍资料整理，而古籍资料也非全面、准确，甚至有误(如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唐书》载，李耳为李利贞十一世孙；《古今姓氏书辩证》载，李乾为昌祖五世孙，均有误不确)。更不幸的是，出于当时的时势和不良风气，为了炫耀自己的宗族出自名门郡望, 家世显赫, 功勋卓著, 竟然背弃编修族谱的记实宗旨, 糅合进了许多虚妄的攀附, 甚至离奇的伪造, 给现代人正确勘定自己的源流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可见, 追宗溯源是编修良谱的难点和重点之一。这就要求参与编撰人员除努力提高自身的学识涵养之外, 更须要以认真负责的精神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在翻阅旧谱时看到，对上祖源流世系问题，常常出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者阙疑，而信者不失为可信云”的结束语，是修谱人员尽管发现了旧谱一些疑点，而不去查找确切证据纠正旧谱错漏，盲目固守先辈传下来的老谱动不得的“规矩”，姑且保留原样的一种借口，这就失去了修谱的作用和意义。当然，也有在序言或跋文中阐明发现的疑点看法，供后来修谱时参考，这种不失为对祖宗尊重、对宗亲负责的做法，倒是值得倡导的。 所谓撰修、编修族谱，应包括有二个涵义，一是“编”，即是“续”，是将上次编修族谱至本次编修族谱期间的新增族民继续“编”入族谱中，使族谱跟随时代的推移保持完整，起到承前延续的作用。二是“修”， 一方面将族民的变故(已逝世、迁移、出走等)进行修正或注释；另一方面对原有族谱进行认真的勘查，发现有错漏，给予修正，发现有疑点，进行考证，即使无法得出结论，也在序言、跋文中或专题阐明疑点问题，供后来修谱者参考。 二 做好追宗溯源，笔者认为，一般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是尊重老谱而不唯老谱的原则。老谱是先人一代一代接续编修下来的珍贵家族史料，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和保护，老谱所载资料更为珍贵、可信。但是，如上所述，老谱亦难免有差错遗漏，特别是在源流部分，有的老谱受当时时势的影响及资料、交通、信息等条件的限制，出现多缺和不实现象也是有的，存在虚妄的攀附, 甚至离奇伪造的源流, 还为数不少。如我们唯老谱为是，明知有不通情理之处，也不予纠正，倒是对老祖宗的不尊敬，对族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了。 二是以史书、地方志记载印证原则。史书、地方志是各朝各代官方记史资料，虽然不能确定其百分之百无误，但总比民间家族史料 ─ 族谱可信程度高。若在追溯源流时，有关先祖的官衔政绩、业绩在史书、地方志记载中得到印证，那就基本上可确信了。 三是从众原则。在追溯源流时，应当从各个宗支，不同派系的各种版本族谱中，进行分类、辨析，一般可从众多族谱记载类同的源流予以认定(抄袭同一版本之谱只计一谱)。 四是直从原则。以某一先祖始，以其直系后裔族谱记载的源流世系与从(旁) 系后裔族谱记载的进行比对、辨析，理性进行认定。从系族谱既可佐证直系族谱的可信度，往往也可纠正直系族谱的错、漏和误谬之处。 五是祖居地为主原则。一直守候祖居地后裔的族谱记载，一般都比较可靠、真实，应以为主；迁徙后的以新迁地的族谱记载为主。 六是代年测算原则。源流世系一代接一代，并非每代生卒年份都清晰可靠的情况下，可找出前后二位有较可靠的出生年份，据其相隔代数测算每代所占年数是否合理，相差太远不合情理，应予否定。一般情况下，以平均28±3年∕代，是可认为基本合情理的。 以上六个原则是互依、互补的，只有将各地、各种资料根据以上原则进行理性的辨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追溯到合情、合理、真实的源流。 三 正确而客观地追溯宗源, 是尊祖敬宗、敦睦兴族的万世不废之举。诚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世袭社会里, 存在是否有显赫、高贵的宗源依附, 就能决定一个宗族的兴衰、荣辱的事例不少； 因而拥有荣耀的宗源, 就成为某些人梦寐以求的企求, 为此编造虚假家谱便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以伪造谱牒为职业的专业户大显身手(自明朝始就有以此为职业谋生的, 清朝前期的袁铉就是专以帮别人伪造谱牒为职业的典型人物), 从而使谬谱大为泛滥。更有甚者, 有的为了达到攫取荣耀的宗源的企图, 竟然不择手段, 使出杀人越货的极端手法。当然, 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 假的就是假的, 终究会有一天显露出其真实的原形。 据记载, 在乾隆年间, 江西巡抚辅德在审查江西境内家谱时, 就发现其中始祖属荒诞不经者有1,011部之多, 有的甚至奉盘古、雷震子等神话人物当始祖。另一方面, 是将前代同姓名人一网打尽, 都纳入本家族世系中, 如贵州《清河张氏宗谱》中, 竟将张良、张飞、张九龄、张载等不沾边的历史名人都纳入其世系中, 这样的族谱自然失去了作为家族史书的历史价值。 《孔子世家谱》专列有“伪孔辨”, 对有关族谱严格考订, 是中国私家族谱中最可靠、最翔实的谱牒。可是, 即使这样, 也有一支奉孔融为祖先的。据古籍记载, 孔融被曹操逮捕时, 他一个8岁、一个9岁的俩个儿子, 正在边上玩游戏, 面无惧色, 毫不慌张。孔融看着心中不忍, 对使者说,“希望能只罪及我一人, 我的俩个儿子是否可以保全﹖”不料孔融的俩个儿子不慌不忙地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来源于此)结果俩个儿子与孔融一同被害, 如果记载无误, 哪来孔融后裔﹖ 居于孔府的特殊地位, 历代王朝都给予孔子后裔以特有的待遇（如拨给蒸尝田供祭祀、子孙上学等, 以达到孔子后裔男不为奴、女不从婢的目的）, 伪冒孔氏后人历代都有。南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诏令蠲免住在孔墓附近的孔景等五户的课役, 让他们专门负责孔府墓陵的洒扫, 称为庙户, 也叫洒扫户。孔景本来姓刘名景, 只是因为被定为庙户才随主家改姓孔。到五代后梁乾化三年（913）,当时社会动乱, 孔景的后裔孔末见孔裔人丁单薄, 在一天晚上趁机将居住在曲阜的孔子后裔家人全部杀死, 又跑到泗水, 将时任泗水主簿的孔子嫡裔第42代孙孔光嗣杀死, 夺取了他的权力, 吞没了他的家产, 然后冒充嫡裔取而代之。这次事变几乎使曲阜孔裔灭绝, 所幸当时孔光嗣9个月大的独子孔仁玉因在乳母张妈家未回, 孔末为斩草除根, 便追到张妈家, 迫其交出孔仁玉, 张妈便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孔仁玉交出遭杀害, 孔仁玉才得以幸免于难, 为孔族嫡裔留下了根苗, 从此隐姓埋名由张妈家抚养成人。后来孔仁玉进京赴考高中, 授大学士, 向后唐朝廷呈上奏折, 告发了孔末杀害孔裔假冒嫡裔, 窃夺爵位的真相, 经朝廷派人调查核实后, 于长兴元年（930）,明宗下诏诛杀孔末, 恢复孔仁玉的地位, 授孔仁玉为曲阜县主簿, 主孔子祀事。后授袭丘（今山东宁阳县）令, 封文宣公。因孔仁玉为孔族后传的关键人, 被孔族后裔尊为“中兴祖”。乳母张妈因用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保全了曲阜孔族后传根苗, 功高盖世, 曲阜孔裔为感激其救命和养育之恩, 规定给张妈及其后裔以特殊待遇, 如进出孔府无任何限制, 孔府里的东西, 只要张妈家需要的, 就可随意享用。 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也有。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第53代孙, 他的父亲曾任元朝通州税监, 孔渊曾任太仓学官, 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 是个书香门第。到孔士学时, 家境已很贫困了。有个孔姓常州富人, 想与他通谱, 被他拒绝了。孔士学死后, 家人为了生存, 以一船米的代价将家谱卖给那个富人, 那个富人就将自己宗支植入孔裔世谱中, 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了。 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 想冒充孔子的后裔, 自称是孔子49代孙, 被孔氏族长孔玭认为他属假冒, 因此, 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 孔之仙恼羞成怒, 竟将孔玭等一家11人杀害, 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曹姓家族常会自认汉代宰相曹参、唐朝宰相曹确、宋开国元勋曹彬之后, 而贵为魏武帝的曹操却无人问津。基于曹操在三国的不好声誉, 没有其他族人攀附也属正常, 可是曹操自己的后代竟然在家谱中也没人提及。据载, 曹操有25个儿子, 可以说是枝繁叶茂, 然而没有一个曹姓家族认曹操为祖先。在曹姓家族的家谱里, 可以找到曹操的弟弟曹休、曹操的儿子曹植, 而对曹操却是只字不提。 更换世系, 冒认他人为祖也是有的。宋代蔡襄、蔡京都是福建仙游人, 本来不同宗。 蔡襄先出仕, 累官至端明殿学士, 蔡京为了攀附他, 尊蔡襄为族兄。 蔡京后来位极人臣, 然而这位宋徽宗时期的权相却恶名远扬, 与童贯等人并称“六贼”。蔡京如此大奸大恶, 为人所不齿, 他的子孙也引以为耻, 不认其为祖先, 而转冒认蔡襄为自己的祖先。这些声誉不好的祖先虽然让后代裔孙感到羞愧, 然而将其排斥在外而不认, 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是与族谱认祖归宗、尊祖敬宗的宗旨相悖, 是族谱编修不可取的。 有一个姓林的人, 因祖上出身寒微, 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 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 伪造世系认林和靖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 事实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 隐居西湖孤山, 以植梅蓄鹤为乐, 世称其“梅妻鹤子”, 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 此人乱认祖先, 被世人传为笑谈。 在翻阅广东某一族谱时, 发现谱中记载着一位曾中进士, 后授命宰相的先人, 从记载其出生年份看, 这位高官先人距其前7代的老祖宗出生年份（上杭谱载）还早14年, 这岂能为实﹖ 再据其姓名和年代查史料, 在史料中确实载有此人, 记载的阅历、官职也几乎相同, 姓名一字不差, 可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此人为湖北随州人, 此人实非彼人也! 也许以前修谱之人为了炫耀自己先祖高官显赫,将同名同姓的别人的衣冠穿戴在自己的祖先身上的结果。 更使人不解的是, 100多年后续谱时, 又进一步将自己祖先的生卒年份和寿年改为与随州的先人完全一样, 这就成为奉别人的先人作自己的祖先来敬重和祭祀了；这样的结果, 饿坏了自己真正的祖先, 祭饱了别宗的先人, 而不仅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和崇尚, 反而会被世人所鄙视, 得不偿失。 在封建社会里, 主张尊重事实, 反对虚构、伪造和攀附写史、修谱的, 也不是没有的。如出身低微并为生活所迫出家当过和尚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史官编写其史料时, 他就明确谕旨, 要基本按本来事实写, 且坦言“朕昔寒微, 生者为衣食之苦, 死者急无阴宅之难, 吁, 艰哉!”在筑造其父母皇陵时, 碑文已由文臣拟好, 但他认为多有“粉饰”之辞, 故弃之不用, 自己亲自撰写, 直书“殡无棺墩, 被体恶裳, 浮掩三尺, 奠何段浆!”作为一呼百应的当朝天子, 不以出身低微为忌讳, 坚持以实写史的风范, 真可谓前无古人, 是很值得赞誉, 也是极为难得的。 又如明代中期出任过吏部礼部尚书的霍韬, 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攀附和伪托行为, 编修家谱时坦言自己出生养鸭之家, 这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徽州程氏源于东晋时新安太守程元谭, 至于元谭以上的世系, 各族持说各异, 众谱所载有别。北宋时, 江西浮梁派的程祈修《程氏世谱》乃追周成王时期的伯符为姓氏始祖, 以三国曹魏的程昱为元谭先人, 在其后二三百年间这一说法一直被程氏各派奉为圭臬。直到明代中期休宁人程敏政重修《程氏统宗世谱》才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程敏政考诸经史碑铭, 重订先辈世系, 以周宣王时的休父为姓氏始祖, 改以三国孙吴的程普为元谭之先人。 民国时续修的湖南《韶山毛氏族谱》在凡例中指出, 老谱中那些不胜枚举的或身为工部尚书, 或身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或身为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的体面祖先, 缺乏真凭实据, 因此“直削不录”, 而奉事迹可信的毛太华为始祖。 追溯先祖,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定要注重证据。 对于盲目为了追求荣耀, 而缺乏真凭实据、妄自攀附的, 应当坚决删除；奉有确切证据, 虽无任何光环的真正先人为自己的先祖, 才能真正达到尊祖敬宗目的；那怕自己的原先祖宗贫寒, 或曾有流徙乞讨经历, 毕竟是自己的真正祖先, 理应悉心虔诚地祭祀。其结果, 不但不会被别人耻笑、蔑视,反会得到世人的尊重和肯定。相反, 若嫌弃自己贫寒的先祖而不顾, 而去攀附光彩夺目、本不属于自己祖宗的先人进行祭拜, 岂不将自己贬为蔑祖辱族的不孝子孙﹖! 族谱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笔者以粗浅之见略涉皮毛。拙文非为求得我正你偏、我对你错之结果；意在为正确编修族谱提出一些参考意见；意在如何以客观、现实、科学的态度面对祖传老谱；意在对现存众多同宗各支族谱存在的源流差异, 提出理性的辨析处置方法, 尽可能达成尊重客观和现实、与族人认同一致的结果, 以增强族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千万不可因宗族内部的无谓“内耗”, 而招致旁人看笑话与轻视、甚至蔑视。若借拙文能以抛砖引玉, 导出更多真实、可靠、珍藏百年不露的谱籍资料, 以利於正本清源, 即为笔者所愿矣。 二O一O年十二月 于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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