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蔓与缠绕

枝蔓与缠绕

根据罗素的说法，哲学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哲学和神学一样，是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又和科学一样， “是诉之于人类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所以哲学为那些对“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充满兴趣，而又不相信宗教给定的现成答案的人提供了一条思辨之路；博尔赫斯使我们相信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条路，一条“尝试哲学宗教的文学可能性”之路。以文学的方式探究哲学宗教的疆域，其结果并非导致任何一个宗教哲学问题的解决，而是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和一种崭新的智慧。

那文学的方式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虚构和想像。对于那些意识到自己处于浩茫的时空，正无可避免地趋向死亡，而内心深处对命运感到悲凉和绝望的人，这也许是聊以自慰的唯一方式。博尔赫斯说：一个人如果长期从事写作，就会产生一种野心，渴望写出一本绝对的书，一本书中之书。什么才是算得上博尔赫斯心目中“绝对的书”和“书中之书”，这只能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找到答案。1943年，博尔赫斯完成了小说《阿莱夫》，“阿莱夫”是一个直径大约两三公分的水晶球，“亮得使人不敢逼视”，那“使人眼花缭乱的场面造成的旋转的幻觉”向主人公呈现出世界的全部存在，可是从中却无法看见他自己。我认为博尔赫斯通过这篇小说表达了他关于写作的野心——“综述一个无限的总体”。这也许就是一本“绝对的书”所具有的特质：显得无穷无尽，似乎可以等同于那个无限的总体；就像小说中的水晶球，精简之至却又包罗万象；就像博尔赫斯在他篇幅短小的作品中反映出的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文明与创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渺小的个体在注定要被消解的命运面前稍感安慰，才能使我们明白一切智慧不过是人对死亡徒劳无益的挣扎，正如伽利略说“如果人可以不朽，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来到世上”。而我固执地认为：博尔赫斯本人就是一个阿莱夫，一个肉身的奇迹，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见人类文明的巨大投射所造成的“旋转的幻觉”怎样在一个短小的篇幅之中掀起诗意的风暴。

博尔赫斯极大地影响了戴冰这一时期地写作，戴冰以一系列作品记录了自己对博尔赫斯的文学追随；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企图把博尔赫斯的文学经验投射到自己身上，以自己的写作行为对之进行转变和内化。这些作品大都来自阅读经验和冥想世界的混合，文本中大量的并置、拼接与插叙打乱了叙事应有的线性结构，故事穿行在时而精密细致的推演、时而杂乱无章的呓语之间，显得结构自由、头绪繁多、意象纷纭。他从几个有限的文本出发，冒用了真实存在的时间、姓名、事件和地址，用杜撰出来动机虚构出离奇的情节，于是故事像藤蔓那样彼此缠绕，变得复杂和曲折，让人看不清它们的踪迹，在意象的更迭中迷失时间的方向，迷失阅读的方向，就如同在所有的力量关系中取消了重力之后可能出现的混乱状况，那是改变了事物固有的纬度使人产生的错愕与不适；而作者此时反而象一个放任主义的导演，置身事外，远远地督视着一切自行生成。起初，我认为这不过是作者带着游戏意味而作的试验和冒险，一个耽于想象和猜测的人在书房中神秘地编制着自己的咒语；后来我感到他写作的前提因此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这种乌托邦式的写作反而让戴冰获得了一种叙事的稠密感：他的文字中某些明快的东西逐渐褪去，某些色泽晦暗而密度更大的物质慢慢地显现出来；这一方面使小说在情节上更为充实，另一方面则裹挟着一层虚幻之气。和他以往的作品相比，显得浑沌了许多。

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的发明在于：设想他要写的小说已经由别人写好了，由他不认识的虚拟的作者写好了。这个作家操着另一种语言，属于另一种文化。他的任务则是描写、复述、评论这本假想的著作”。对戴冰来说“描写、复述、评论”的介入突破了叙事的规定性，从技术上对实现文本的多元构成提供了可能。他的这三篇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写作方式，即小说本身依附于一个既成的文本或事实，但其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复述、评论”的时候采取的态度和策略。戴冰所感兴趣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和重构这个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之间显然存在的张力，在这种张力关系之中，总有一个独特的、有力的，可以负担整个叙事的复杂框架的点；把这个点找出来，使之成为能够撬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契机，写作就是靠着这种不断获得的叙事动力而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