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58）诏圣第五十八

[原创]盐铁论（58）诏圣第五十八

诏圣第五十八

第五十八：讨论圣道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

政府官员：夏朝，只要承诺，必不违背；商朝，只有发誓，才可相信；周朝，惟有盟约，才能取信。这是信义在逐渐衰落。没有周文王、周武王那时的百姓，却要推行周文王、周武王那时的制度，这是殷、周衰弱，被诸侯夺去天下的原因。衣服不合适就要裁剪，法制不合适就要变革。高祖时，天下初定，施行德政，约法三章，是权宜之计，不是拨乱反正的长远政策。后来，治安恶化，案件得不到正确处理。奸伪的事情层出不穷，就有《甫刑》的出台；就象王道衰落，就有《诗经》的的讽刺；就象诸侯暴乱，就有《春秋》的指责。没有严密网眼则无法捕鱼，只靠约法三章就不能治国。所以法令不能不增加，条款不能不增多。尧、舜对犯人仅在其衣冠上标记号作为惩罚，并不是有意袒护；汤、武对犯人用肉刑作为惩罚，并不是有意施虐。时代不同，刑罚的轻重也不一样。

文学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棰，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干溪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人大代表：百姓依赖法律，就像鱼依赖水。水清，生活就安逸；水混，就会受惊扰。社会混乱，百姓不能安居；社会稳定，百姓就能乐业。安居乐业就富裕，富裕就讲仁义，欲望满足了就会停止争斗。周朝成、康时期，没有奖赏的，也没有判刑的。不是应当判刑的没有判刑，而是百姓没有犯法的；不是应当奖赏的没有奖赏，而是百姓没有不讲仁义的。这样，官吏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今天的官吏，像一个愚蠢的车夫驾驭马车，马行走却要它停下，马停下又要鞭打。马的身体被鞭子打伤，马的嘴角被马嚼子勒破，要求它不出错，怎么可能呢？楚灵王修建乾溪台，国家土崩瓦解；梁国内部崩溃，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疲惫的马不怕鞭打，累垮的人不怕刑罚，即使加重惩罚又有何用？

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干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烁金在炉，庄蹻（qiāo）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蹻（qiāo）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政府官员：高墙三丈，擅长登高的楼季也难上去；山峰高耸，牧童却能爬上去。笔直的高墙，虽然只有三丈高，楼季也觉得为难；平缓的山路，虽然有万丈高，牧童也认为容易。炉内熔化的金子，强盗庄乔也视而不见；扔在路上的钱币，良家妇女也会弯腰拾取。这不是良家妇女贪财而强盗庄乔廉洁，而是法律轻重不同，利害分明。法律可以依靠而不可违抗，可以遵循而不可触犯。《诗经》说：“不敢赤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因为这样达不到目的。鲁国崇尚礼义，却有季孙、孟孙之难；燕王哙崇尚礼让，却有子之之乱。所以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法却可以制止暴乱。圣君凭借法治，才能长期稳定，永保政权。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踰，不若义之不可踰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xiè）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人大代表：古时，提倡仁义，引导百姓遵循，如果不进行教育而杀死罪犯，就是残害百姓。与其制订刑法使百姓不敢触犯，不如提倡礼义使百姓不敢违反。只听说推行礼义，刑罚就能运用得当，没听说施行刑罚，忠孝之风就能兴起。狭窄地基建筑高墙，是不能稳固的；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能长久的。秦二世听信赵高，用严刑峻法随意杀人，路上行人一半是囚徒，被处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吏以多多杀人为忠，以欺凌搜刮为能。百姓受不了他们的苛求，平民受不了他们的刑罚，天下忧愁民不聊生。父亲不能对儿子提出超出能力的任务，君主不能对臣子提出没有止境的要求。如果到了必死无疑的地步，走投无路的老鼠也敢反咬家猫，普通百姓也敢和天子拼命，家养的食客也敢杀主人，陈胜、吴广就是这样的。那时，天下蜂拥而起，四面攻秦，不到一年就将秦国夷为废墟，哪里还能长期稳定，永保政权呢？

御史默然不对。

大夫曰：“瞽（gǔ）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甫刑制狱。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政府官员：失明的乐师不知黑白，但善于辨别声音；你们这些儒生不懂治国之道，却善于发表议论。善于谈论天理的人能合乎人间，善于谈论古代的人能适应现实。为什么要施行政令？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商汤王、周武王施行肉刑而国家大治，秦朝用同样的方法却天下大乱。法治原则，古今相同，有的治理好了，有的却乱了。《春秋》主张按动机来定罪，《甫刑》从宽处理罪人。你们讲讲治和乱的根本原因，周朝、秦朝为什么会那样呢？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明好恶，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yì）鼻盈蔂（léi），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人大代表：春夏万物生长，圣人效法而制定政令；秋冬万物肃杀，圣人模仿而施行法律。政令就是教化，用以引导百姓；法律就是刑罚，用以禁止强暴。二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关系国家存亡，但效果在于如何使用。商汤王、周武王以礼义为纲，善恶分明，开导百姓，没有施加什么刑罚，而百姓都自觉地按礼义去做，所以殷、周大治。上边不行德政，下边没有法则，滥用刑罚，厉行诛杀，割下的鼻子装满筐，砍下的手脚装满车，以至黄河以西都不够容纳天下罪犯，最终国家灭亡，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不是法治原则不一样，而是执行法治的方法违反了古人的作法，背离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