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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与人事——孔子故事之八一
宋国遇到了大水之灾，鲁国派人前往慰问道：“上天雨水过量，危害到粮食作物的收成，灾祸竟然连累到贵国，因此而导致执政者的担忧，所以派遣为臣前来慰问。”
宋人回应说：“寡人不仁，因为斋戒不够诚实，徭役扰乱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天降下此灾，又给贵国国君增加了忧患，以致劳烦先生前来。”
孔子说：“看来，宋国大概会很有希望的。”
弟子问：“为什么呢”
孔子说：“当初桀纣有过错却不承认，很快就灭亡了。商汤、周文王知道承认自己的过错，很快就兴盛起来了。有过错而能够改变，就好像没有犯过错一样了。”
宋国人听到孔子的话之后，就早起晚睡，慰问死者，问候有病的人，全国一心，三年就使年成丰收而且政治平定了。
（《韩诗外传》三）
云尘子曰：人违背天地之道，难免天灾人祸。能早一点按照天地之道行事最好，如果事先违背了天地之道，如果能认错并且能够悔改，然后尽人事做好，事情才会有改观。即使您不承认“天人感应”，那么，遇到天灾的时候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道义，然后改变错误，总是应该的吧？
进善关键在于任贤——孔子故事之八二
齐国国君向晏子问道：“成立政事最令人忧患的是什么？”
晏子回答道：“最令人忧患的是善恶不分。”
齐国国君道：“怎么样分别是善还是恶？”
晏子回答：“审慎地选择左右大臣。左右大臣能够善，那么，群臣同官就都能各自得到合适的人选，从而使善恶分明。”
孔子听说之后说：“此话丝毫不错。善言能进入朝廷，那么，不善之言也就没有途径进入朝廷；如果没有人进善言，那么，善言也就没有途径进入朝廷了。”
（《说苑·政理》）
云尘子曰：善言不进，则政事不明；要闻善言，需要任用贤人。身边多贤人，所闻也就多善言；身边多奸佞，所闻也就多谄媚；身边多小人，所闻也就多名利。治国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法律却用不到才好——孔子故事之八三
鲁国有父子两人打官司，季康子说：“杀掉他们。”
孔子说：“不可杀。民众不知道儿子状告父亲不是好事，已经很久很久了，这是上级官员的过错啊。如果上级官员有道义，那么这样的人也就不会有了。”
季康子说：“治理百姓以孝道为本，现在杀掉一人而惩治不孝之徒，不是也可以吗？”
孔子说：“不先用孝道来教化就采用杀戮的方式，这是暴虐地杀害无辜。三军打了败仗，不可因此而杀掉军兵；诉讼之事处理得不正，不可因此而用刑罚进行惩罚。上级官员先行教化而能使百姓服从善政，那么，百姓就会顺风而从。自身行得端正，然而百姓不顺从善道，然后再设置刑罚来加以惩治，那么，百姓就能知罪了。几尺高的墙，百姓不能越过；几百尺高的山，即使是儿童也可以一步步地登上山顶。这是因为循序渐进。如今的情况是，仁义已经衰落很久很久了，百姓怎会不违背仁义呢？《诗经》中说：'使民不会迷心性。’当初，君子引导百姓而使百姓不迷失心性，因此可以不用威严暴戾之法，设置了刑罚却可以不使用。”
于是，状告父亲的儿子听说了此话之后，就请求放弃状告了。
（《说苑·政理》）
树德与树怨——孔子故事之八四
孔子的弟子子羔，名叫高柴，他在卫国从政期间，曾经对一个人用个砍断脚的刖(yue4)刑。
卫国君臣发生动乱的时候，子羔要逃走，来到城门，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守门的人就是那个曾经被子羔砍断脚的那个人。
那人说：“在那边城墙上有个缺口，可以逃走。”
子羔说：“君子不能从缺口过去。”
那人说：“另外那一边有个洞口，可以逃走。”
子羔说：“君子不能钻洞逃走。”
那人说：“这里有一间房子可以躲避。”
于是，子羔进入了那座房子。追兵过去之后，子羔要离开，对那个受刑的人说：“我不能损害国君制订的法令，因而用刑砍断了您的脚。我现在逃难，这是您报仇报怨的好时候，您为什么还会帮助我逃避灾难呢？”
那人说：“砍断我的脚，本来就是因为我犯了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初您审判臣的时候，一开始先根据法律寻找减轻臣刑罚的方法，是想要让臣免于法律的惩罚，这是臣很明白的；在审判完了定罪的时候，要确定刑罚了，您很庄重伤感，都可以从表情上显现出来，这个也是臣很明白的。您不是因为私情而要对臣徇私舞弊，只是因为有天生的仁人之心，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这是臣要使您逃避灾难的原因。”
孔子听说之后说：“善于做官吏的人，尽力树立起自己的品德；不善于做官的人，总是会多构成怨敌。用公正之心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大概可以说子羔做到了。”（《说苑·尊贤》）
是王道还是霸道？——孔子故事之八五
齐景公向孔子问道：“秦穆公，他的国家很小，又在很偏远的地方，却能够成为霸主，为什么呢？”
孔子说：“秦穆公的国家虽小，但是他的志向很大；所处的地方虽然偏远，但是他的政令却很不错。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果断，他在与臣子商量事情的时候很和谐，他下达政令的时候很谨慎而不随意。他亲自用五张羊皮从囚徒之中换出了贤人百里奚，跟百里奚交谈了三天，把国家的政治大事交给了百里奚。按照这样的做法去做，即使是成为王者也是可以的，只成了一个霸主就已经算小的了。”
云尘子曰：国家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处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令是否公正严明。按照王道仁政来治理国家，或许达不到王道的高度，但是，也可以使国泰民安。对于意欲成为霸主的人来说，会把王道也误认作霸道；对于仁人君子来说，即使是要成为霸主，也需要遵循仁义道德。 （《说苑·至公》）
身份地位的变化与本分——孔子故事之八六
孔子说：“当初，周公在文王之下做事，行为不专断独行，在做事的时候不任由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事情是由众人所确定下来的，如果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混乱；身体好像连衣服都支撑不起来的样子，说话的时候好像说不出口的样子，在文王面前拿着东西的时候，非常虔诚好像是惟恐失手一样，因为对待国家大事不能不恭恭敬敬，百般地谨慎小心。这样可以说真是体现了儿子侍奉父亲之道。周武王驾崩之后，周成王年纪幼小，周公继承文王和武王的事业，登上天子之位，担当起了天子所应当承担的政治大事，征服了夷狄的叛乱，惩罚了管叔和蔡叔的罪过，怀抱着周成王而朝见诸侯，该罚的就罚，给赏的就赏，该制订法度的就制订法度，该决断的事情就决断，没有什么顾虑，威风震动天地，使海内振作敬畏。这样可以说是够威武的了。周成王长大之后，周公把政事交还给成王，然后自己称臣而在成王之下做事，请求获准之后才去行动，毫无矜持居功的表情。这样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臣子之道了。所以，人只是一个人，但能因为身份和地位不同而变通，是要与所处的时间和地位相应的。”
（《韩诗外传》七）
云尘子曰：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不会不变，关键在于言行与身份和地位相应，这是守本分、尽职责的做法。做子女的时候能尽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做父母的时候能尽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做臣子的时候能尽臣子的责任和义务，做国君、天子的时候能尽国君、天子的责任和义务，大概这才能叫做“名副其实”、“素其位而行”吧？
有礼受上赏——孔子故事之八七
赵襄子在晋阳被围困了，解围之后，赏赐了五位有功之臣。高赫没有立功，却受到了上等赏赐，那五位立功之臣都很愤怒。
张孟谈对赵襄子说：“在晋阳的时候，高赫没有什么大功劳，如今却给他上等赏赐，为什么？”
赵襄子说：“我在被围困的时候，没有失去臣子对君主之礼的，只有高赫一个人。你们虽然有功，都很骄傲，所以，寡人给高赫上等赏赐，不是很应该的吗？”
孔子听说此事说：“赵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士子的人啊！赏赐一个人，因而天下的人臣，没有敢失去君臣之礼的了。”
（《说苑 复恩》）
云尘子曰：礼，不是用来维护国君的，而是用来维护国家秩序的。君臣之间没有秩序，朝廷就会混乱，国家政令无法落实；国家没有秩序，人人骄傲，没有互相尊重之情，不仅国家会乱，而且百姓会因此而遭殃。有功之臣固然该赏赐，但是，虽然能立一时之功，如果失去维持秩序的礼仪，进而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却可能危害国家百姓以及自身。君子坚持道义而又守礼，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仁政与法律的问题——孔子故事之八八
孔子来到卫国，有人对孔子说：“公甫这个人没有能力审案子。”
孔子说：“不是公甫没有能力审案子。公甫在审案子方面能够做到的是，让有罪的人畏惧，让无罪的人知道什么叫做羞耻，这样百姓就能越来越知道礼义了。”
“古人的刑法是尽量求简明，今人的刑法是尽力求烦琐。因为在教化方面，古人是先重视礼然后再用刑法，所以刑法简明；今人与此相反，没有礼的教化，只想用刑法来整治天下，因此刑法越来越烦琐。《书经》上说：'伯夷先颁布礼仪，用刑法使民折服。’这是说先有礼仪，然后再用刑法。又说：'殷商的刑罚有条不紊。’今人与此相反，各个诸侯国的法不相同，每个国君的法又不同，审案的标准不一致，所以难以成为永远可以依据的法。”
“今人审理案件，想方设法置人于死地；古人审理案件，想法设法使人能生存。不知道如何使人减少犯罪而得以生存之道在于先有礼的教化，就只能用刑罚来杀戮了，从国君到臣子都是如此。”
孔子说：“审案子的时候，即使是审问得很清楚明白，也一定要对被告有怜悯之情。死去的人不可能复生，手足被砍断了不可能再接上啊。《书经》上说过：'必须用怜悯之心去审案。’”“所以，如果刑法过严就会导致错杀无辜，那还不如使刑法宽容，即使有犯罪者漏网又能怎么样？如果要通过增加罪名来震慑人，那还不如让有过失的人得以赦免。”
（《尚书大传》）
云尘子曰：众人大多会觉得罪犯可恨，所以，恨不能斩草除根，却忘记了他们与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也有父母、亲人。众人很容易见到法律惩罚的效果，却看不见礼义的效果，所以，对礼义不重视，却反而非常推崇法律。培养众多的法官律师，与培养更多的为人师表的教师，哪个更好呢？
用缰绳还是用鞭子？——孔子故事之八九
孔子在卫国，卫国的将军文子问：“有罪的人知道畏惧，这是审案的人明察以及用刑恰当。无罪的人知道什么叫做羞耻，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用礼义来作为行为规范，这叫做'齐之以礼’，这样，百姓就能知道什么叫做羞耻。用刑罚来使人害怕受刑罚，百姓就知道畏惧了。”
文子说：“如今，是用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刑法的规定已经够全面了，却仍然无法减少犯罪，如果用礼义作为行为规范，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孔子说：“用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就好比是在驾车的时候用缰绳；用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就好比是在驾车的时候用鞭子。用缰绳来驾车，一牵动缰绳，驾车的马就知道怎么办了，这是驾车的好方式。如果不用缰绳却用鞭子，那么，驾车的马就可能不知道应该走什么道路了。”
文子说：“用驾车来打个比方，右手抓着缰绳，左手拿着鞭子，不是见效也很快吗？如果只是拿着缰绳，马还知道畏惧吗？”
孔子说：“我听说，古代那些善于驾车的人，手中抓着像丝带一样的缰绳，驾辕的两匹马走起路来就像舞蹈一样，这不是说用鞭子来作为辅助才达到的效果。因此，前代君王对礼义格外重视，而把刑罚放在次要地位，所以，百姓乐于服从命令。如今废弃了礼义，却对刑罚格外重视，所以，百姓更加暴乱了。”
文子说：“吴国和越国的风俗没有礼义，但是，吴国和越国也能得到治理，这是什么道理呢？”
孔子说：“吴国和越国的风俗是，男女没有分别，在同一条河流之中沐浴，百姓之间会轻易地相互侵犯，所以，它们的刑罚很重，但是，见效甚微，这是因为没有礼义的缘故啊。中原一带的教化是，男女之间有内外之别，所用的器物服饰不同，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不同，所以，百姓醇厚而且守法，刑罚可以很轻，却能够见效，这是因为有礼义的缘故啊。”
（《孔丛子·刑论》）
缺乏教化生盗贼——孔子故事之九十
孔子说：“百姓生活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问题，在上位的人不用礼义教化百姓，当百姓生活遇到穷困的时候，当遇到饥饿或寒冷的时候，不去为非作歹的人就会很少。所以，古人对于盗贼，虽然厌恶却并不主张杀掉他们。如今不先去教化百姓，却一心只想着要杀掉成为盗贼的百姓，因此，即使是用尽了刑罚却无法再使百姓向善，即使刑罚严酷却无法使罪犯减少。”
（《孔丛子·刑论》）
云尘子曰：贤人君子不被重用，则政令不正，没有听说过哪个贪官污吏能够推行礼义教化。能够推行礼义教化的人，只能是贤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所以，盗贼众多，首先要想到的，是贤人君子是否得到了任用，怨恨乃至杀掉盗贼，不仅不能减少盗贼的数量，而且会使人们减少恻隐之心。不是说有了礼义教化就没有了天灾，但是，有了礼义教化却可以减少人祸，却可以在遇到天灾的时候是百姓不会去做强盗。政治的关键，在于先行教化而使百姓不成为盗贼，而不是在盗贼产生之后去惩罚盗贼。否则，便是本末倒置。
孔子审案与诛杀少正卯——孔子故事之九一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在审案时一定要公开审理，大家都真诚地站立着，然后官员们纷纷参言，某甲认为怎么样，某乙认为怎么样。然后又说，某某认为如何，某某怎么说，辨别清楚之后，君子应当按照某某的说法来加以断定。凭借着君子的智慧，难道还需要听某某人怎么说，然后才知道如何断案吗？当然不是，但是，这是君子的谨慎小心与谦恭礼让。如果文辞有需要与人共同商订的，君子就不会独断专行。
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后，在东观这个地方诛杀了少正卯。孔子的门人恭敬的前来见孔子，来到的人都没有说话，但是，他们的心意却是一样的。子贡最后来到，踏着小步快走向前，说：“少正卯是鲁国的有名人物，夫子刚刚开始从政，为什么先要诛杀他呢？”
孔子说：“端木赐啊，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推行王道的人要诛杀的人有五种情况，盗窃不在这五种之中。第一种是内心非常清楚却用心险恶，第二种是言辞虚伪却能言善辩，第三种是行为乖僻而又顽固不化，第四种是所立之志愚昧却又好像无所不知，第五种是顺从错误而又添油加醋。这五种情况，都会被人误认为是能辨明是非、机智聪明、博识通达，但是，而事实恰好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虚伪的，那么，凭借这样的才智就足以改变人们的是非观念，凭借这样的顽固强硬就足以使自己立足，这是奸人之中的枭雄啊，不能不诛杀。有这五种情况中的一种，就不能不诛杀，如今少正卯兼有这五种情况，因此要先诛杀他。以往，商汤诛杀了蠋(zhu2)沐，姜太公诛杀了潘阯(zhi3)，管仲诛杀了史附里，子产诛杀了邓析。这四个人，加上少正卯，一共五个，没有不应该被诛杀的。诛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白天去攻掠盗取，晚上挖洞窃取，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使国家倾覆之徒啊。这本来就是容易令君子疑惑，而愚昧的人所不理解的事情。《诗经》中说：'心中暗暗常担忧，惟恐小人覆家邦。’就是说的这么道理。”
（《说苑 至公》、《说苑 指武》）
云尘子曰：孔子是否曾经诛杀少正卯，争论纷纷，莫衷一是。云尘子倾向于承认有其事，即使没有其事，也可以通过此事来说明一个道理。近百年来，否认此事者，一般认为孔子讲仁义，不会这样杀人，这件事好像是违背了孔子的仁义之道；肯定此事者，一般是为了否定甚至批判孔子。云尘子认为，孔子学说是“道德礼乐政刑”六个方面的一贯，不能没有“刑罚”，虽然说最好是有刑法而用不到，但既然有刑法，在应该用的时候却不能不用。即使仅仅从“仁义”来说，也绝不是只讲“仁”，而不讲“义”，只是“义”必须以“仁”为前提和基础。身为鲁国的司寇，不能不为国家百姓的安危着想。内心非常清楚却用心险恶，言辞虚伪却能言善辩，行为乖僻而又顽固不化，所立之志愚昧却又好像无所不知，顺从错误而又添油加醋，有这样五种情况的人，一旦颠倒了国人的是非之后，其危害是长期的、广泛的，而且是难以挽回的，等到他们的危害已经造成了，然后再去诛杀，谁能能力去挽救那些已经受害的人呢？所以，诛杀一人而使天下安宁，防微杜渐而不使灾害成为现实，这正是圣人的远见卓识、高瞻远瞩。孔子诛杀少正卯，不是不知道会被君子所疑惑，不是不知道会被众人所误解，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应该当机立断的就必须当机立断，即使被人误解甚至侮辱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君子从政本来就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国泰民安，而是为了坚持道义。有人说，孔子杀少正卯是为了报私仇，此说不值得一驳；有人说，孔子杀少正卯，根本没有审讯，而是私自杀掉，可是，杀人与诛杀是不一样的。诛杀，是因为其人有罪而应当被杀，诛杀这样的人，正是为了众多的百姓的安宁。所有记载此事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审讯的过程，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没有经过审讯就诛杀了少正卯，根据《说苑 至公》篇中的记载，依据情理来推断，孔子不可能随便杀掉一个鲁国的著名人物；孔子身为司寇，如果没有审讯就杀掉罪犯，孔子会给鲁国的所有掌刑官员开这样滥杀的先例吗？
大雪三天却不寒冷？——孔子故事之九二
齐景公的时候，大雪下了三天，一直不停。
齐景公身穿白色狐皮大衣，坐在朝堂的一侧。
晏子前来朝见，站立了一阵子之后，齐景公说：“真奇怪！大雪下了三天，却一点也不冷。”
晏子回答道：“天不冷吗？”
齐景公笑了。
晏子说：“晏婴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了能知道有人在饥饿着，自己温暖了能知道有人在寒冷中，自己安逸了能知道有人正在劳累着。如今君不知道这些。”
齐景公说：“说得好！寡人明白你的意思了。”
于是，拿出皮衣，散发粮食，给饥饿与寒冷的人。下达命令说，看到有人在路途之上，不用问家乡在何处；看到在街巷中的人，不用问他是谁家的；走遍全国统计人数，不用记名字。对于既要劳动又要读书的人，按两个月的数量发给；对于有疾病的人，按两年的数量发给。
孔子听说之后说：“晏子能够明白百姓的愿望，齐景公能够把善落实下去。”
（《晏子春秋 谏上》）
云尘子曰：空谈仁义，即使连篇累牍，也无济于事。真心替下属以及百姓想一想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尽心尽力地去满足人们的愿望，这才是真正的仁义。帝尧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询问政令得失，这是主动关注百姓的愿望。齐景公没有想到，经过晏子提醒而意识到，马上落实，这也为时不晚。最难办的是，自己不去主动了解下属以及百姓的愿望，有人提醒了却仍然置若罔闻。
药医不死病——孔子故事之九三
孔子来到齐国，晏子在国宾馆接待孔子，宴席结束之后，在那里私下会见孔子说：“齐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是一辆没有车闸的车子而来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最后不颠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先生是与我心相通的，假如先生把齐国作为先生施展抱负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得意补救，希望先生不会有所隐藏。”
孔子说：“已经不可救药的病是无法医治的。国家的政令好比是国君手中用来控制车子的缰绳，是用来控制国家趋势的。现在，齐国国君失去这个缰绳已经很久了，先生即使要用肩膀顶着车盘儿，两手扶着车轮，也难以达到目的啊。不过，这样也还能使齐国国君以及先生本身维持下去，在此之后，齐国恐怕就要属于田氏了。”
（《孔丛子 嘉言》）
云尘子曰：《史记》记载，扁鹊经过齐国的时候，拜见齐桓侯，告诉他说：“国君有病，病在肌肤之中，现在不治，恐怕病情会加深。”齐桓侯却说：“寡人没有病。”五天后，扁鹊又来拜见齐桓侯，告诉他病情已经到了血脉之中，齐桓侯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告诉他说他的病已在肠胃之中，齐桓侯还是不高兴。又过了五天之后，扁鹊见到齐桓侯，转身就跑，因为已经病入膏肓。然而，又过了五天之后，齐桓侯才发现自己确实有病，再去召见扁鹊，扁鹊已经逃走，齐桓侯于是病死。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却不多。众人不知自己有病，像扁鹊一样的名医说他有病的时候，众人不仅不信，而且会诋毁扁鹊，但是，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众人知道自己有病了，却为时已晚，扁鹊又有什么办法呢？当国家之病已经进入膏肓的时候，即使是圣人，也只能尽心尽力而已，却无法回天。医家说：“不治已病治未病。”虽然任何人都会有死亡的一天，但是，早一点听从扁鹊这样的名医的话去治疗，固然不能免于一死，却可以寿终正寝。同样道理，虽然任何国家都会有被取代的一天，但是，早一点按照圣贤之说去做，固然不能使国家永久存在，却可以无疾而终吧？孔子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曰守也。”
东郭亥要攻打田氏——孔子故事之九四
齐国人东郭亥想要攻打田氏，带着礼物前来拜见孔子，准备咨询一下。
孔子说：“您所做的事是合乎义的，我孔 丘却不足以与您谋划此事。”
孔子向子贡作了一个揖，让他来回答东郭亥的问题。
子贡说：“现在，您只是一个士，地位卑下却想要图谋一件重大的事情。地位卑下，人们就难以跟从；图谋的事情太大，人们就会畏惧。这恐怕不是您所能担当起来的重大事情啊，何不放弃呢？这就好比说是拿一根线，却要悬挂起千钧重的东西，而且是悬挂在极高极高的地方，下面垂在极深极深的地方，被人看到以后都会哀叹这个东西必然会断绝，但是，这样做的人却不知道其危险性，大概您所做的事就属于这一类吧？马正在害怕的时候，却又敲起鼓来使它惊恐；悬挂着千钧重物的线正要断绝，缺又再给它加大重量。马受到惊吓必然会飞奔，车子恐怕就会翻了，即使用六根缰绳也禁受不住。悬挂千钧重物的线从高处断绝，坠入到无限的深渊之中去，其危险是一定很大的。”
东郭亥听着，颤抖着跪倒在地说：“我不做这件事了，希望您不要再说了。”
之后，孔子告诉子贡说：“东郭亥是要做符合义的事，你只要告诉他难易的程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让他恐惧呢？”
（《孔丛子 嘉言》）
云尘子曰：即使所做的是符合道义的事，也需要量力而行，而且要观察时势，否则，可能既危害自己又危害国家。有人要做符合道义的事，前来询问，应当从难易程度来解说，而不应先从利害来说，更不应该用可能造成的危害了使人恐惧。从难易程度来说，不违背道义，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使人自我决定即可；先从利害来说，则已远离道义，而且是直接替人做决定了。君子可以为人谋，但不可以替人做决定。
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故事之九五
孔子来到北方的山戎氏居住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在路边哭泣，哭得非常哀痛。
孔子停下车来问道：“为什么哭得这么哀痛呢？”
那位女子回答道：“去年老虎吃掉了我的丈夫，今年老虎吃掉了我的儿子，因此而哀痛。”
孔子说：“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
女子说：“这里的政令公平，这里的官吏不苛刻，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离开这里。”
孔子回头对子贡说：“弟子们记住：政令不公平，官吏苛刻，竟然比虎狼的危害还严重啊！《诗经•小雅•雨无正》中说：'政令不平民饥谨，四国诸侯相征伐。’政令不公平，竟然会导致四个国家相互征伐杀戮，岂止是只有两人受害呢？他们不离开这里，就是这个道理啊。”
（《新序 杂事五》）
云尘子曰：战争、天灾对人的危害，有目共睹，然而苛政的危害，却常常被人忽略。战争因何而起？掌权者若行仁政，就不会发动战争；掌权者若行苛政，百姓将永无安宁之日。虎狼之害虽严重，但在遇害之前，毕竟还能过一段安宁的日子。孔子为什么在这里引用《雨无正》这首诗呢？《毛诗序》说：“《雨无正》，是大夫讥刺周幽王的诗歌。雨从天而降，众多如雨，违背为政之道。”因此，究竟是行仁政还是行苛政，取决于掌权者。《孟子•滕文公下》说：“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是“借”还是“取”？——孔子故事之九六
孔子在季孙氏那里侍坐，季孙氏手下一个名叫“通”的主管说：“国君派人前来借马，是否借给国君呢？”
孔子说：“我听说，国君用臣子的东西用来治理国家，只能叫做取，不叫做借。”
季孙氏醒悟过来，告诉那个名叫通的主管说：“从现在开始，国君要来取什么东西就说是来取，不要说是来借。”
孔子纠正了“借马”的说法，这是“正名”的体现，这样一来，君臣之间的礼义就确定了。《论语》中说：“名分一定要端正。”《诗经》中说：“不可轻易而言说，切莫随意而行事。”言行怎能不慎重呢？
（《新序 杂事五》）
云尘子曰：此段故事中的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为国家的一切都是国君私有的，所以可以随便取，但是，不能忘记“正名”首先是要从国君做起。国君把国家的一切当作私有财产一样随意取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这种想法或做法本身就是“君不正”。另外，在国君取用东西的时候，取之于臣子与取之于民众，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当国君行得正、做得端的时候，取用臣子以及民众的东西都只能是用以治国，而不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顾亭林先生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身为臣子，当然是肉食者，国家政令是否符合仁义，国家民众是否能安泰，都是直接与臣子的言行相关的，而且是否能够国泰民安，也是与君臣息息相关的，所以，臣子的一切对于国家来说并非私有的，当国君治理国家需要用的时候，只能说是“取”而不是“借”，——“借”便意味着某东西是某个臣子私有的；当国君不是为了治理国家的需要而从臣子那里“取”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取”，而是“夺”。至于民众的东西，国君当然也不是“借”，但是，国君为了私利而“取”，不仅是“夺”，而且是“虐”，因为国君对于民众应该是“惠而不费”，应该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因为“君使民以义”，而不能违背仁义原则。在国家政令有道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民族遭到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国民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向东扩建宅子是不吉祥吗？——孔子故事之九七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寡人听说，坐北朝南的宅子如果向东扩建是不吉祥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吗？
孔子说：“对于治国来说，不吉祥的情况有五种，向东扩建房子不在其中。损害别人而有利于自己，这是自身的不吉祥；舍弃年老之妻而娶年轻之妻，是家庭的不吉祥；舍弃贤德的人而用不贤德的人，这是国家的不吉祥；年老的人不行教化，年幼的人不知学习，这是风俗的不吉祥；圣人隐伏藏匿而愚陋的人执掌大权，这是天下的不吉祥。所以说，不吉祥的情况有五种，向东扩建房子不在其中。《诗经》中说：'各自敬守其礼仪，天命从来不改变。’没有听说向东扩建房子能改变天命。”
（《新序 杂事五》）
云尘子曰：坐北朝南的宅子如果向东扩建究竟是否吉祥，这是建筑风水方面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君需要关心的是政令得失的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问题，风水问题，不是国君所应当关心的职责。国家之中，有损害别人而利己的，有舍弃老妻而求新欢的，有弃贤而用不肖的，有老者不教而幼者不学的，有圣贤隐伏而愚人掌权的，国君不关心这样的事情，却去关心风水问题，则是失职、渎职。唐代李商隐《贾生》诗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君子尚理不尚辞——孔子故事之九八
孔子弟子宰我（讳予，字子我）问：“君子崇尚言辞吗？”
孔子说：“君子崇尚道理。拥有广博的知识却不懂得贯通其中的要道，不符合君子真知的要求；辞藻繁丽，夸夸其谈，不符合人们想要听的愿望。”
孔子又说：“我从宰予那里，赞同他所说的话可以类比；从端木赐那里，赞同他说的话能够切合时事。可以类比，就足以使人理解；能够切合时事，就足以使人知道畏惧可能犯的过失。”
（《孔丛子 嘉言》）
云尘子曰：君子之学，要学的是道理，虽然知识技能之类越广博越好，但是，广博却不能一以贯之，终究不能明白道理。道理不明则不能举一反三，不能举一反三，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失误必多。所以，孔子说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任何人听人说话，都不是为了听人说的话多少，也不是为了去欣赏他的话说得多么富丽堂皇，而是要从中学习道理。没有道理的话，虽多又有何益？说话的时候，无法面面俱到，最好的方式是以小见大、以近及远。针对某件具体事情的时候，不能离题万里而使人不著边际，而要点名具体原则。
从误解到受益——孔子故事之九九
孔子刚刚在鲁国被任用的时候，鲁国人怨恨地唱着这样一首歌谣：“身穿鹿皮袄，却又戴蔽膝，何不放弃他，放弃方有益。既然戴蔽膝，还穿鹿皮衣，何不放弃他，放弃无怨语。”
任用孔子三年之后，鲁国的男子在道路的左边行走，女子在道路的右边行走，财物遗失在道路上，百姓没有人拾起来据为己有。
（《吕氏春秋 先识览 乐成》）
云尘子曰：自古能够识别圣贤者向来稀少，平民百姓常常会对圣贤有误解。所以说“民不可与谋始”。当圣贤执政之后，仁义礼乐通行于天下，风俗因此而淳正，百姓因此而获得生活安宁而无忧，然而，圣人并不想让百姓对他感恩戴德而予以歌颂。所以说“可与民乐成”。
贤人的关键作用——孔子故事之一零零
晋国人要攻打郑国，让叔向前去探听一下情况，看看郑国是否有贤德的人才。
叔向来到郑国，见到子产。子产吟诵了《国风 郑风 褰裳》中的诗句：“你若有心思念我，我将渡河以相聚。你若丝毫不想我，岂无他人合我意。”
叔向回到晋国说：“郑国有贤德之人，有个子产在那里，不能攻打。秦国与楚国距离很近，从他所吟诵的诗来看，郑国与我们有二心，不能攻打。”
于是，晋国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
孔子说：“《大雅 荡之什 抑》中说：'争竞只须有贤人。’子产只是吟诵了一段诗，郑国便因此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
（《吕氏春秋 慎行论 求人》）
云尘子曰：国家贤德之人在位，在和平时可以国泰民安，在有危险时可以化险为夷，在灾荒时可以共度难关。如果没有贤德的人，平时也许还没有事，一旦遇到危难，则将国亡民困。
官员不是国君的仆人——孔子故事之一零一
周武王率领军队来到殷商京城的郊外，衣服的带子松动脱落了。
当时，在周武王身边有五位大臣：周公旦、召(shao4)公奭(shi4)、太公望、苏公忿生和毕公高，却没有一个前去替武王弄衣带。他们说：“我们在君王属下做事的目的，不是要替君王弄衣服带子。”
武王左手放下旗帜，右手放下仪仗器物，自己把带子弄好了。
孔子听说之后说：“这五个人要在君王属下做事的目的，正是使不贤德的君王不安的原因。”
（《吕氏春秋 不苟论 不苟》）
云尘子曰：官员在国君属下做事，是做道义之事，不是做国君的仆人，因此，国君的个人事情必须由国君自己处理，或者由仆人来做，而不是官员的职责。不贤德的国君，总是想使得官员成为自己的仆人，于是，自己便为所欲为，最终将会私天下、傲天下，因而失去道义、礼义。
国君纳谏与大臣劝谏——孔子故事之一零二
晋平公说出了违背道义的话，师旷举起琴来砸了过去，砸到了晋平公身上，并且碰坏了宫廷的墙壁。
晋平公的左右侍臣想要把墙壁修整好，晋平公说：“不要修整了，用它来记录下寡人的过失吧。”
孔子听到以后说：“晋平公不是身体不痛，而是想使人能够劝谏他的过失。”
（《淮南子 齐俗》）
云尘子曰：国君言行违背道义，大臣劝谏而国君不止，接下来的就是民众的怨恨，乃至愤而起来造反，是国君咎由自取。大臣不谏止，是大臣失职，甚至可以说是对百姓、对国家、对国君的不忠。大臣的劝谏方式不符合礼义，往往起不了作用，还有可能招致祸患。
一时之功与长久之利——孔子故事之一零三
当初，晋文公将要跟楚国在城濮交战，召来他的舅舅子犯而问道：“楚国人多，我们人少，怎么办才好呢？”
子犯对答说：“臣听说，礼数繁多的国君不在乎礼仪道德，战事繁多的国君不在乎欺诈，您也用欺诈的方式就可以了。”
晋文公把舅舅子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湖水弄干涸以得到鱼，不是得不到，但是，第二年就无鱼了。焚烧山林然后打猎，不是得不到猎物，但是，第二年就没有禽兽了。虚伪欺诈的做法，虽然现在可以偶然侥幸获得成功，但是，以后将难以再被人信任，所以，不是长久之计啊。”
晋文公采用了舅舅子犯的说法，然后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师之后行赏赐的时候，却对雍季的赏赐最丰厚。
晋文公的身边大臣劝谏说：“城濮之战的功劳，是因为子犯的谋略而获得的，现在，国君采用了他的说法，但是，在赏赐的时候却不重赏他，恐怕不应该这样吧？”
晋文公说：“雍季的说法，是从数千年的利益着想的；舅舅子犯的说法，是从一时之间的成败而言的。怎么能把一时的计谋放在首位，却把千年大计放在后面呢？”
孔子听到此事以后说：“在危难之际使用欺诈之术，足以对付敌兵，战胜之后尊重贤德，足以崇尚道德。晋文公虽然没有成为王者，一开始就能有这样的做法也足以成为霸主了。”
（《吕氏春秋 孝行览 义赏》）
云尘子曰：不顾长久之利，而图一时之成功，固然可能获得一时的成功，然而，速成者也将速败。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或许会一成而九败。一个国君只顾自身的成功而不考虑祖先与后代，这个朝代将离倾覆不远。一个朝代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民族传统，这个朝代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狐狸会献出自己的皮吗？——孔子故事之一零四
鲁侯想任命孔子为司徒（孔子曾大人司寇，但不知为何此处称孔子担任司徒），要召集当时掌握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来讨论此事，事先对左丘明说：“寡人想任命孔子担任司寇，把国家大政交给他来负责，寡人想听一听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的看法。”
左丘明说：“孔子，是一位圣人。圣人负责政治，有过错的人就要离开他的职位。国君要与三位大夫讨论此事，恐怕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鲁侯说：“你怎么知道会是那样的结果呢？”
左丘明说：“有一个周国的人，喜欢皮衣和美味。他想要做一件价值千金的皮衣，就去跟狐狸商量，问狐狸是否可以把它的皮献出来供他做皮衣；又想用羊和猪作为祭祀用的'少牢’，祭祀之后自己再享用，就去跟羊商量，问羊是否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还没有等到这个人把话说完，狐狸就一起逃到了深山之中，并且呼唤着同类而藏到森林里去了。这个人十年也没有制作成一件皮衣，五年也没有得到祭祀的少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国人找错了商量事情的对象。如今，国君想任命孔子为司徒，召集当时掌握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来讨论此事，也是在与狐狸商量要它献出自己的皮，与羊商量要它献出自己的生命啊。”
于是，鲁侯就没有跟三桓子孙商量，直接召来孔子而任命为司徒了。
（《太平御览》卷二零八引《符子》）
云尘子曰：且不管孔子是被任命为司徒还是司寇，也不管此事究竟是否可信，且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道理。与贪官商量如何廉政，与小人商量如何任贤，与奸臣讨论政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庸》说：“待其人而后行。”《大学》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是进步还是倒退？——孔子故事之一零五
孔子说：“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是三皇，他们用言论教化天下，百姓就不违背道义。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是五帝，他们用象征性的惩罚方式治理天下，百姓就能够顺应时机。夏禹、商汤、周文王是三王，他们设定了肉体的惩罚方式，对天下的控制程度越来越强了。当今用狡诈智巧来治理天下，奸佞虚伪越来越多了。”
（《春秋公羊传 襄公二十九年》）
云尘子曰：宋代的邵康节先生曾经说过，三皇以道治天下，五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功天下，五伯以力治天下。要使天下治，首先不可少的是道，其次是德，再次是功，最后是力。《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崇尚武力与智慧的时代，绝不是理想的时代；确实能做到赏罚分明的时代，也不是最理想的时代；能够以德来引导教化天下的时代，是较好的时代；能够使天下百姓各安本性而不相妨碍的时代，才是最理想的时代。所以，老子希望着天下有道，孔子希望着先使天下从崇尚武力而上升到赏罚分明，由赏罚分明上升到有礼义品德，而最终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
鲁国与齐国的夹谷之会——孔子故事之一零六
鲁定公十年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对齐景公说：“鲁国任用了孔子，恐怕要危害到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遣使者到鲁国，要与鲁定公在齐国的夹谷这个地方会盟。齐景公事先就拿定主意，不仅要屈辱鲁国，而且要杀掉鲁定公。
鲁定公要乘车前往表示两国友好，孔子担任代理宰相。孔子说：“臣听说有礼义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武力方面的准备；有武力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礼义方面的准备。自古以来，诸侯离开自己的疆域，一定都要有随从的官员，请君让左右司马跟随。”鲁定公答应了，并带领着左右司马而到夹谷。
在夹谷，齐景公建造了高台，官员分三个等级侍奉，根据两国国君会盟之礼相见，相互揖让而登上高台。献礼酬答之礼完毕，齐国的主管官员出列而向前走了几步说：“请演奏四方之乐。”齐景公答应了。于是，齐国人手持刀枪剑戟等武器喊着叫着出场了。孔子按照礼仪，小步快行而上，站在中间的台阶上，抬起胳膊说：“我们两国国君举行友好会盟，为什么演奏这样的夷狄音乐呢？请齐君问一下主管此事的官员。”齐国主管官员让那些人退下去，但他们不退，齐景公的左右人员看着宰相晏子和齐景公。景公心中惭愧，挥手让他们退下去了。
不久，齐国主管官员小步快走向前，说道：“请演奏宫中的音乐。”景公答应了。唱歌演戏的倡优侏儒就前来戏耍。孔子小步快走向前，步步登上台阶，站在中间台阶上，说：“无德之人却要迷惑诸侯，依法应当责罚。请齐君下令给主管官员。”齐国的主管官员依法而行，斩杀了那些倡优侏儒。
齐景公很恐惧，心中有所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合乎礼义，回去之后更加恐惧，告诉他的群臣说：“鲁国官员根据君子之道辅佐国君，而你们却偏偏用夷狄之道教导寡人，使寡人得罪鲁国国君，你们看应该怎么办？”主管官员向前回答道：“君子如果有过错，就以实质性的事情来谢罪；小人如果有过错，就用文辞表示谢罪。国君如果有悔，就可以用实质性的事情来谢罪。”于是，齐景公就把当初侵占鲁股的郓城、汶阳、龟阴三地归还给鲁国表示谢罪。
（《史记 孔子世家》）
云尘子曰：君用君子为臣，臣以君子之道事君，则君正国荣；君用小人为臣，臣以夷狄之道事君，则君邪国辱。正邪荣辱，不仅仅有两国可知，天下皆知。
奖赏与惩罚的增减——孔子故事之一零七
孔子说：“帝舜有虞氏的时候，既不奖赏也不惩罚；大禹夏后氏的时候，只有奖赏而没有惩罚；到了周代，既有惩罚又有奖赏。惩罚是为了禁止，奖赏是为了鼓励。”
（《太平御览》卷六三三引《慎子》）
云尘子曰：不需要奖赏也不需要惩罚的时候，是天下有道的时候，人们的本性没有被欲望所遮蔽，当权者也就不需要去行使奖惩之法，毕竟奖惩之法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有奖赏而没有惩罚的时候，是天下有德的时候，人们基本上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权者在此情况下，对做了该做的事而且功劳比较突出的给以奖赏，而对有过失或无功劳的比较宽容。既有惩罚又有奖赏的时候，是天下重视功力的时候，功力必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两方面，所以，当权者奖赏正义而惩罚非正义，以此维持天下的稳定。从这个过程来看，从三皇时代的“以道治国”降而成为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这是从自然而然开始加上人为的成为之开始；从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降到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这是人为因素增加的过程；从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再降到春秋五伯时代的“以力治国”，几乎全是凭借人为了，而周代正好处于从三王到五伯的过渡时期。因此，孔子“宪章文武”，是希望从五伯时代的“以力治国”上升到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孔子“祖述尧舜”，是希望从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上升到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孔子“晚而好《易》”、“删述《春秋》”，是希望能够最终达到三皇时代的“以道治国”。老子《道德经》所体现出来的，则是直接“以道治国”。人为的东西越多，天下越容易混乱，所以，《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然而，从乱世不可能直接达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有过程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抱着钟上朝——孔子故事之一零八
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不快乐，钟鼓敲不响，这是寡人的责任；国家不安定，与诸侯之间的交往不得志，这是先生的责任。”
子产治理郑国，国家没有盗贼，路途之上没有饥饿讨饭的人。
孔子说：“像郑简公这个喜欢娱乐，即使抱着钟上朝也可以。”
（《群书治要》引《尸子 治天下》）
云尘子曰：如果当权者从这里读出来的，是当权者可以尽情享乐，那么，距离失权也就不远了。如果从中读出来的是善于用贤德的人，又能各尽其责，然后落实到行动中，距离安定和谐也就不远了。
积善与积恶——孔子故事之一零九
孔子说：“商汤、周武王并非因为有一方面的善就成为贤德君王的，夏桀、商纣并非因为有一方面的恶就灭亡的。夏商周三代的衰亡与兴盛，在于它们所积累起来的是什么。积累的善多，即使有一方面的恶，这可以叫做过失，不足以导致灭亡；积累的恶多，即使有一方面的善，这可以叫做侥幸碰到的，不足以成为贤德的君王。”
（《潜夫论 ;慎微》）
云尘子曰：积善还是积恶，全在于自己；善恶积累的多少，也全在于自己。善不积，则虽存必亡；恶不积，则虽弱必安。《周易 文言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当面真诚告，背后不毁人——孔子故事之一一零
孔子说：“进谏的方式有五种，我采用讽谏的方式。在君主之下做事，进见君主的时候，心中所想的只是真诚而有分寸；离开君主的时候，心中只想着如何弥补各方面的过失；离开君主之后，不说对君主不敬的话；进谏的时候，委婉含蓄而不直露。”
（《白虎通 谏诤》）
云尘子曰：曾子曾经把孔子之道概括为“忠恕”二字，进谏时真诚而委婉含蓄，是忠的体现；不在人背后说不敬的话，而想着如何弥补过失，是恕的体现。既然是进谏，就是要使人改正错误，发心真诚而有分寸，是最容易使人接受的方式，即使不能使人改正错误，也不强加于人。背后说对君主不敬的话，不仅无法使人改正错误，甚至可能使自己灾祸临头。《诗经》中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果不明不哲，不仅其身难报，而且会铤而走险，于事不补。
比干与泄冶之死——孔子故事之一一一
孔子的弟子子贡说：“陈灵公君臣在朝廷之上公开淫乐，大夫泄冶进谏而被杀，着是与商朝的比干相同的，可以说是仁吗？”
孔子说：“对于商纣王来说，比干作为叔父是至亲，作为少师是高官，他有一片忠诚之心，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存供奉历代祖先的宗庙，所以，即使是死也要尽力诤谏，希望着自己死后却能使纣后悔醒悟，他的感情出发点是一片仁德之心。泄冶的地位是下大夫，地位低下，而且与陈灵公又没有骨肉之亲，得到陈灵公的宠信，便不想离去，凭借着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却想全国的淫乱昏庸，即使是死了也不济于事，也只能说是心中有爱心吧。《诗经》中说：'庶民之见多偏僻，不可擅自立法度。’大概说的就是泄冶这一类人吧。”
（《长短经 臣术》）
云尘子曰：交往不厚不可深言，地位不高不可自专，德能不够不可自用。《中庸》中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君子知微之彰，知柔之刚，万夫之望。”
领导失道，不能惩罚下面的人——孔子故事之一一二
孔子说：“在上位的违背道义，却要杀掉在下位的人，这是违背礼义的。所以，全军大败不能斩杀士卒；整个监狱没有管理好，不能对狱卒施加刑罚。为什么？因为在上位的人没有行教化，所以罪责不在身在下位的人身上。法令松弛，刑罚却很严格，就像盗贼残害人一样；征敛赋税不按照应有的时间规定，就像用武力行暴虐一样；事先不告诫和指导，却只要求人们成就大功，就像虐待人一样。在政令之中没有以上三种情况，然后才能用刑罚。应该用道德教化以便事先使人能心服口服地听从；如果这样还不行，就用贤德的人来加以鼓励；这样还不行，就废弃没有能力的人来使人知道敬畏；即使如此，还有邪恶的人不听从教化，然后才需要用所设置的刑罚来加以防备。”
（《长短经 政体》）
云尘子曰：圣人之道，是要使人生活得好，而不使人死于非命，因此，圣贤君子需要“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对庶民要施仁义；是要使天下因为有道德仁义而安定，而不是依赖军事和刑罚来使天下不叛乱，因此，道德仁义之教化是第一位的事，而刑罚则是不得已而用之。圣贤君子应该在上位，在上位者应该遵循圣贤君子之道，圣贤君子在上位或者在上位的人能遵循圣贤君子之道，就不会崇尚刑罚，更不会把责任加于下位的人身上。《论语》中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渔人捕到鱼却又放了——孔子故事之一一三
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名不齐，字子贱）去治理某地，孔子派弟子巫马期前去观察他的施政情况。
巫马期来到宓子贱所治理的地方，入境之后，在夜间看到一个渔人，感到很奇怪，就过去问道：“您得到鱼却又把它们放了，为什么呢？”
渔人说：“那些鱼是小鱼，我们的大夫说要让它们长大再生小鱼。”
孔子听到以后说：“在上位的人发布一个告诫，就能被人们当作愿意遵守的规范，宓不齐已经做到了，一定能治理得越来越好。可惜啊！宓不齐所治理的范围太小了。”
（《水经注 泗水》）
云尘子曰：夜间捕鱼，仍然把小鱼放掉，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与孟子“数罟(cu4 gu3)不入洿(wu1)池（不用网眼细密的网到深大的池塘里捕鱼）”是同样道理。如果要凭借刑罚使人遵守，难免使人有侥幸之心而去偷取，更难以长久，只有凭借自正之后而行教化，才能减少投机取巧的人，才能行得久远。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言者虽出于本心，而听者却以私心听之——孔子故事之一一四
鲁桓公的后代在鲁国担任大夫的有三家，一家是叔孙氏，封地在邱城；一家是季孙氏，封地在费(bi4)城；还有一家是孟孙氏，封地在郈(hou4)。这三家被称为“三桓”。叔孙氏和季孙氏属下的主管多次背叛，两位大夫深以为患，就在夹谷盟会之后来询问孔子有什么办法。
孔子说：“大夫对于国君来说，只是陪臣，陪臣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属下的主管却多次背叛，是因为封地之中有坚固的城池，并且还储藏着铠甲兵器的缘故。”
季孙氏听了很高兴，就听从了孔子的话，把封地的城墙拆毁了。叔孙氏也照做了。只有孟孙氏的封地内的城墙没有拆毁。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云尘子曰：孔子之言，是为国为民着想，但是，也不是不为三桓子弟着想；季孙氏所做，是为自己着想，何尝为国为民着想？三桓最大的问题在于，身为陪臣，却要执掌国家命脉，国君反而成了傀儡，这与背叛国君没有根本区别，身为大夫既然如此，属下的主管怎能不“上行下效”？大夫封地的城池坚固，大夫固然可以防人来攻，但是背叛者同样可以据此而防守；大夫封地内藏有铠甲兵器，大夫固然可以用来防护或攻击，背叛者也可以用它来防护或攻击。城池固若金汤，但打鼓不得民心，所作所为不合道义，怎能避免属下背叛？孔子所言是出于本心，而季氏之行出于私心，因此，仍旧难免鲁国之终乱。
既不可谄上，也不可媚下——孔子故事之一一五
孔子弟子子路要去担任卫国蒲城的大夫，来向孔子辞别。
孔子说：“蒲城的勇武之士众多，又难以治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原则：自己的言行恭敬谨慎，可以用来驾驭勇武之士；自己能够宽容端正，可以用来使众人亲近；恭敬端正而不为名利得失动心，可以用来报答上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云尘子曰：一官上任，保一方平安。地方多勇武之士，不可以勇武来驾驭，而要以自己言行的恭敬谨慎来善待；地方百姓难以治理，不可以依赖严刑峻法来压服，而要以自己的宽容端正来行仁义；官员处于上级与下属之间，所需要坚持的是道义，既不可谄上，也不可媚下。
君子为什么佩玉——孔子故事之一一六
孔子的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问孔子说：“君子看重宝玉而不看重像玉的宝石，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宝玉罕见而宝石比较多见吗？”
孔子说：“唉！端木赐啊，怎么能这么说呢？君子岂能因为某种东西多就认为低贱、少就认为贵重呢？”
子贡说：“那是什么原因呢？”
孔子说：“宝玉这种东西，君子把它与德行相匹配。温和而润泽，与仁相匹配；纹理细密而又有规则，与智相匹配；坚硬刚健而不屈，与义相匹配；方正有棱角而不伤人，与美好的品行相匹配；宁折而不屈，与勇气相匹配；有瑕疵缺点也不加掩饰，与诚实相匹配；敲一敲而发出美妙清扬的声音，而停止下来之后就戛然而止，与简明扼要的言辞相匹配。所以，即使有美好的宝石，也不如宝玉更能显著。《诗经》中说：'用心揣想那君子，品行温和如宝玉。’这就是说这个道理的呀。”
（《荀子·法行》）
云尘子曰：所谓“物以稀为贵”，非君子之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佩玉绝非仅仅为了漂亮，更不是为了使自己显得华贵，而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珠光宝气，当然可以体现富贵，但是，在君子心中所存的是仁义，使自身心性纯正，使百姓安宁，使天下和平，才是君子的追求。
孔子有所不知，还是无所不知？——孔子故事之一一七
子路向孔子询问说：“鲁国大夫在父母去世的第十一个月举行'练祭’的时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这符合礼法吗？”
孔子说：“我不知道。”
子路出来，见到子贡，说：“我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原来夫子也有所不知的事情。”
子贡问：“你询问的是什么事情？”
子路说：“仲由问的是：'鲁国大夫在父母去世的第十一个月举行练祭的时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这符合礼法吗？’夫子说：'我不知道。’”
子贡说：“等我去替你向夫子询问一下。”
子贡向孔子问：“举行练祭的时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这符合礼法吗？”
孔子说：“不符合礼法。”
子贡出来，见到子路，说：“你说夫子难道有所不知吗？孔子是无所不知的。是你询问的方式不符合礼法。按照礼法，居住在这个城镇，不非议这里的大夫。”
（《荀子·子道》）
云尘子曰：面对一个人，我们能在他的面前非议他的父母吗？如果他的父母有错，只有在面对他的父母时委婉地、正面地指出才好，否则，起不到任何好作用，却有时会起反作用。孔子身在鲁国，如果能有机会当面使鲁国的大夫改正错误，使之符合礼法，孔子当然不会逃避；如果不是面对鲁国的大夫，而是在背后，那么，就不应该非议大夫，而只能指出依照礼法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某类事情是否符合礼法。在背后直接非议所在地的大夫，不仅不能改变大夫的错误，反而会使大夫的威信降低。当大夫的威信降低之后，政令、安宁、办事效率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君子行事，在于能有效地止错正偏；若不能有效有效地止错正偏，不如保持自己的端正，而且不使错上加错、偏者更偏。
君子不拘小节？——孔子故事之一一八
孔子说：“大节不错，小节也不错，这是最好的君主；大节不错，小节有所出入，这是中等的君主；大节全错，即使小节有可取之处，我也不再看他别的方面了。”
（《荀子·王制》）
云尘子曰：人们常说“君子不拘小节”，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对待别人，却不能用来作为自己的借口。一个人，作为领导也好，作为下属也好，节操都是不可不顾的。大节最为重要，在保证大节的情况下，尽力通过修养使小节也不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当大节得到保证之后，因为修养不到，或者条件不允许，小节有所出入，那是可以理解的。好比走路，大方向错了，即使走得再好，有什么可称赞的呢？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一个好人，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也需要鼓励；一个盗贼，盗窃技术越高超，其危害性也就越大。
为何说物言“本末”，说事言“终始”？ ——孔子故事之 一一九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舜戴什么冠，孔子不回答。鲁哀公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回应。
鲁哀公说：“寡人向您询问舜戴什么冠，您为什么不说话呢？”
孔子回答道：“在古时作为君王的人之中，有戴便帽而不穿礼服的，他们的政令却致力于好生之德，而厌恶杀伐，因此，会有凤凰出现在树木之上，有麒麟出现在郊野之上，有能反哺的乌鸦和吉祥的喜鹊可以低头就能看到。国君不问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治理效果，却询问舜戴什么冠，所以没有回答。”
（《荀子·哀公》）
云尘子曰：国君治政，有本有末，有先有后。《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治政之本在仁政，仁政未行，而只问衣冠，是舍本而逐末；仁政能行，然后衣冠合礼，是有本而生末，如此方能本末兼善。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天下大同，国泰民安，是治政需要首先确立的目标，知此目标而后步步趋向目标，此是“事有终始”，此是“知所先后”。如果不知目标，只知步步前行，多走弯路自不可免，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服饰有助于仁德吗？ ——孔子故事之 一二零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扎上礼服的腰带，戴上商周时代流传下来的礼帽，对于仁德有什么帮助吗？”
孔子郑重其事地说：“您怎么会这样问呢？身穿丧服、拄着守丧时的竹杖的人不会去听音乐，并非耳朵不能听了，而是因为他的服装和用具提醒着他所以才这样。身穿祭祀礼服的人不再吃荤，并非口不能知味了，而是因为他的服装使他这样。况且，丘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善于做生意的人不会坐等赔本，做官长的人不会去做买卖。’您看这样究竟是有益还是无益，您大概也就能知道了。”
（《荀子·哀公》）
云尘子曰：刚洗过头发的人戴帽子的时候会把帽子弹一弹，刚洗过澡的人会换上干净的衣服，穿新衣服的人一般都会知道爱惜，这是人之常情。天下总会有身穿礼服却无礼的人，总会有衣冠楚楚却不仁的人，这不是礼服和衣冠的错误，而是因为人没有修养。对于一般人来说，穿上礼服，戴上礼帽，会比平时更注意礼仪，这也起到了促使人们注意礼仪的作用。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依赖于衣冠，但是，内外如一，岂不是更完善吗？忽视修养，是内在的欠缺；忽视衣冠，是外在的欠缺。虎有虎皮，羊有羊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冠，岂不是很正常吗？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从俗还是从礼？用君子还是用小人？——孔子故事之一二一
孔子在鲁哀公那里陪坐，哀公赏赐给孔子桃和黄米饭，孔子先吃黄米饭，然后再吃桃，左右的人看着都捂住嘴巴笑。
哀公说：“黄米饭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擦桃子的。”
孔子回答说：“丘所知道的是，黄米是五谷之首，在祭祀先王的时候是摆放在前面的，但瓜果有六类，其中桃子是下品，祭祀先王的时候不能拿入宗庙之中。所以，君子用粗贱的东西来擦贵重的东西，没有听说过用贵重的东西来擦粗贱东西的。如今，用五谷之首的黄米来擦六种瓜果之中的下品，就好比是在上位的人来侍侯在下位的人，丘认为有碍于礼义的原则，所以，不敢用祭祀先王时所重视的黄米饭来擦果品中粗贱的桃子。”
秋行夏令与夏行秋令——孔子故事之一二二
鲁哀公问孔子说：“《春秋》之中记载：'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事呢？”
孔子回答道：“这是说可以杀却没有杀。应该杀的时候却不杀，桃李会在冬天结果实。天时变化不符合道，草木都会冒犯它，更何况做国君的呢！”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云尘子：秋风吹来，阳气渐弱而阴气渐强，天地之气闭塞不通，因此，万物到了生机收敛的时候。春季万物发生，是上天生物；秋季万物凋零，是上天杀物。然而，上天并非有意生杀，万物顺应时机而凋零，实际上是使万物有休歇，以便能够再生，因而万物能够得以生生不息。已经到了秋季，霜虽降下，但是，豆类却不能成熟，这是天时不正。天时不正，秋行夏令会使万物该成熟时却不能按时成熟，由此而影响到来年的生长；夏行秋令会使尚未成熟的万物过早凋谢，由此而造成歉收。国君所下达的政令假如不合道义，对百姓生活的伤害岂能不大？所以，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治国的道理与治国的实际——孔子故事之一二三
孔子读史书的记载，发出了长声的叹息，感伤正德被废弃，感叹君臣关系的混乱。
（《盐铁论·散不足》）
云尘子曰：治国的道理，在经典之中；治国的实际，在史书之中。读史书，可以知道接受经验并吸取教训；读经典，可以学习治国的原则。经典人人可学，但有学得好坏以及学不学的不同；历史事实由各个时代的人和事构成，人和事是复杂的。古今中外，总是自以为是者多，而能够虚心向圣贤学习者少，因此，没有哪个时代的掌权者愿意自己灭亡，结果却因为自私，因为自以为是，因为急功近利，因为贪图奢侈享受，使得正德被废弃，使得君臣民的关系像仇人一样，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无论是一个朝代的兴起，还是一个朝代的灭亡，所造成的都是百姓的痛苦、流亡、死伤，看到历史上那么多的混乱、兴亡，圣人岂能不感伤？然而，感伤固然是仁心的体现，但是，仅仅感伤并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圣人立经典，告诉后人治国的正道，立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我们把历史上的不足、黑暗、混乱、兴亡当成是圣人以及经典所造成的结果，由此而贬低圣人、否定经典，是不是使人类社会失去了准则与希望呢？
新铸造的大钟将会毁坏——孔子故事之一二四
齐景公铸造了一口大钟，将要把它悬挂起来。孔子、伯常骞和晏子都来到齐国，并且都说这口大钟将要毁坏，到了撞击的时候，果然毁坏了。齐景公召见三人询问原因。
晏子说：“这口钟太大而且不符合礼制的要求，因此说将会毁坏。”
孔子说：“钟很大，悬挂起来覆盖着下面，使得下面的气不能上达，因此说将会毁坏。”
伯常骞说：“今天庚申日，在术数之中属于雷日。钟的阴气不能胜过雷，因此说将会毁坏。”
（《初学记》十六引《晏子春秋》）
云尘子曰：任何事物的成与毁，都会有原因，而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从齐景公铸造的这口钟来说，孔子、伯常骞和晏子三人的说法完全不同，却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齐景公所想知道的只是三人为什么会知道那口钟要毁坏，那么，他已经从三人的回答中得到了答案。但是，如果齐景公没有从晏子的回答中认识到礼制的重要性，从而在修身从政时重视礼制，听到晏子的回答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齐景公没有从孔子的回答中认识到治国必须要使上下之气通达，从而使百姓畅所欲言，听到孔子的回答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齐景公没有从伯常骞的回答中认识到命数的存在，从而“尽人事而听天命”，听到伯常骞的回答又有什么用呢？
能使自己端正的人——孔子故事之一二五
齐景公询问晏子说：“我想要把齐国的政令完善起来，然后向成就霸道、王道的诸侯学习。”
晏子表情庄重地说：“还不具备这样的官员啊。臣曾多次向国君提出，但是，国君不肯听从臣的主张。当初，臣听说过，孔子如果在平时有点倦怠慵懒，举止有点不够端正的时候，就有季次、原宪侍奉；如果孔子感到内心之气不够通畅，要达到志向却不顺当的时候，就有仲由、卜商侍奉；如果德行还不够盛大，品行还不够淳厚的时候，就有颜回、闵子骞、和冉雍侍奉。如今，国君的朝廷之上，臣子有上万人，兵车有上千辆，政令不善而失去下属之心、失去民心的非常众多，却没有士子敢于直接劝说，所以臣说还不具备这样的官员。”
《晏子春秋·问上》）
云尘子曰：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喜欢他的一切，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厌恶他的一切，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吧？我们的言行总是希望周围的人都赞同，遇到别人的反对意见就不高兴，这也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吧？其实，当我们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而且没有过错的时候，固然得到赞同和支持更好，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言行违背道义或者有过错的时候，能得到反对意见而使我们避免错误，这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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