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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第3章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百姓，拿刑罚来整饬百姓，百姓只求免受罪罚，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百姓，拿礼制统一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会归附。” 探究 孔子主张德治高于刑治吗？ 早在西周或更早，人们认识到人性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器消极一面。《国语·晋语》说：“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大意是，鼓励相与农耕，劝导彼此接济，节省费用，充足资财，使器物便民，使德教显明，来培养百姓厚朴之性。“厚”有“培养”之意，说明人性或可经由教化而向善。后来有了孟子的性向善。《尚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大意是，节制那性，使人和睦的性情一天天增长。“性”该有所谓“节制”，说明人性有趋恶的一面。这或是荀子性恶的滥觞。 既然人性有积极、向善的一面，也有消极、趋恶的一面，治国则应最大程度上激发人性之向善，节制人性之趋恶。据此，孔子治国理念便得以廓清，当是德刑并举。 “德刑”并举，见于周之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大意是：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合乎常道，所谓德树立、刑施行，政成就、事合时，典执行、礼顺当，如此立国，则无可战胜。《左传》僖公十五年说：“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从中也可窥“德刑”并举、恩威并用的意思。 西周之初，在殷商“五刑”基础上制定了《九刑》，据考应为周公旦时期；至周穆王再修订为《吕刑》。德刑并治，且“明德慎罚”，基本出发点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这一理念对后代颇有影响，积淀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至汉代倡行“德主刑辅”。[汉]刘向《说苑·政理》说：“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此言体现了先“德治”后“刑治”的治国态度，还把知荣耻作为德教的重要内容。 孔子是主张德治高于刑治的。这与孔子把执政过程看成德化过程，即圣人执政用德教化民众，不无关系。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孔子看来，用政事导引民众，民知有令，而不知有教导；用刑罚齐整民众，民知有畏，而不知有感化。故孔子反复强调在上者身当垂范。他的理想施政模式是：在上者以德教化下，又能以礼齐整之；在下者能耻己所不及，进而求与上同。 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有所继承和弘扬。孟子进而提出以“德”为中心的王道思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 朱熹立足治道阐说刑德关系，提出德为本、刑为辅，刑德并用可使民知耻迁善，日日蹈行。《集注》说：“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又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 或说，春秋战国之时，儒家崇“德”，法家重“刑”。然“德刑并用”，是历朝治国的常则。可以说，“德”是治之本，“刑”为治之辅，一直是家国天下所以为政的主流。 故有人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分而为四种治国之道，可简称为德治、礼治、政治（政令、制度以治国）和刑治。四治，都有其深刻的人性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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