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1859~1933) 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官话字母”方案的制订人。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 曾中举人、进士,任礼部主事。在芦台创小学堂,为全国首创州县地方学校(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一小学)。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回国后曾任“读音统一会”会员、副议长等。在日本期间,仿日文假名,采取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制订了一种汉字拼音方案,名为“官话合声字母” (一说他是于1900年回国后在天津创制的“官话字母”,写成《官话合声字母》一书),《官话合声字母》一书1901年在日本出版。后在北京修订重印,名为《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北京官话字母义塾,1903年,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1906年翻刻)。这是我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声母、韵母共62个,采用声韵双拼的方法。后创“官话拼音书报社”,出版“拼音官话报”——《人人能看书》。《官话字母方案》强调拼写白话,强调以北京语音为拼写对象,因以一般民众为推行对象而设计务求简易、专拼俗话、以便俗用。他希望通过官话字母的传习,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以求富国强民。由于官话合声字母具有不少优点,各地有“官话字母义塾”“简字学堂”等传习机构的大力宣传,在推行中又得到上层社会名流(如严修、吴汝纶、张百照、袁世凯等)的支持,因此推行速度快且声势浩大,前后共推行十年,遍及13个省,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 曾出版《官话字母义塾丛刊》《拼音对文百家姓》《拼音对文三字经》《拼音对文千字文》《官话字母字汇》《官话字母读物》《水东集》及《初学拼音官话书》系列(包括家政学、地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官话合声字母》方案中所体现的一些观点至今有的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航文存》。 王照的曾祖王锡鹂曾任总兵,鸦片战争时战死。王照幼年丧父,靠叔叔抚养。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礼部主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与徐世昌等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欲上书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礼部尚书怀塔布起初不肯代递,后虽代递但上奏称王照“咆哮公堂”。光绪帝阅折后,命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六堂官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多有不合。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秘密潜回中国,在天津创制“官话字母”,并写成《官话合声字母》,此书成为中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1901年,清廷有旨开复原衔,但他并未做官。[1]宣统帝即位后,拼音官话报触犯了摄政王载沣的忌讳,报社被查封,官话字母的讲习遭禁,王照被迫逃到江苏。[2]辛亥革命期间,江北都督府都督蒋雁行曾派王照充当代表到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3]辛亥革命后,他寓居南京。 1913年,他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后辞职。晚年,他研究经学,主张教育救国。1933年他逝世。[1]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 “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壶公评论:的确之论) 一个被遗忘的人物 王照在“戊戌变法”时,也算个人物,但比起康、梁和“六君子”来,名气要小得多,以至年代久远,后人们不大记得他。王照是直隶宁河人氏,字小航,号水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五岁进士及第,虽称不上少年得志,但对科举时代的举子来说,这个年纪并不算迟,与侪辈相比,他比年长他一岁的康有为还早一年。时值清日战争爆发,朝廷未给新科进士开馆、授职,王照便离京还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协助地方官吏办乡团,维护地方治安。生逢乱世,无缘跻身京官之列,学那曾文正公,练乡勇为劲旅,外可御敌,内可荡寇,也算是一番功业。王照是个认真的人,他把芦台的乡团办得极为出色,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清代进士,除点翰林外,分部候补主事也算是较好的出路,熬过一定年头,必能补缺,擢升员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实授知府,顺利的话,四十多岁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抚一级疆吏,并不困难。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戊戌年间康、梁掀起的那场变法运动,王照的仕途,想必不会太差。 康有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各地,成为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进而从一个六品主事,一跃而被擢为四品章京,其“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时势造英雄。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时论皆以为惟有“变法”才能富民强国,“变法”之声骤起,一些鼓吹“变法”者奔走于朝野,大造声势。光绪八年(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初游京师,即已立志变法。他才思敏捷,交友广泛,下笔万言,磅礴罔测,颇有领袖气魄,他是一位胸襟远阔的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香港及南北各地,至光绪十四年再游京师时,他已是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由于出身背景、治学态度和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政治策略上,康有为不同于孙文,他不会铤而走险,走造反、革命的道路,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了明君贤相身上。其实,这也是帝政时代想成就事业的士大夫们普遍的惯性思维:皇权至尊,只要能说服皇上和他身边的重臣变法,不愁变法不成。他在上吏部尚书徐桐的信中说:“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几无及矣。”徐桐不以为然,以狂生见斥,三诣其门不获见。他又结交御史屠仁守,不厌其烦地代其拟摺;又与谏官洪良品过从甚密,书信往来大论中西异学;又上书曾纪泽,极尽恭维:“上下苟安,议论孔多,言守法则泥祖宗之宪章,欲变新法而未得西人之要领。……今天下之精于西人政学,而又近当轴者,舍公其谁?”此时的康有为,还未中举,以其卑微的身份,混迹于京城权贵身边,窘迫之态,可想而知。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中举,翌年,进京会试,但不大走运,因下车时扭伤了脚,只得弃考,南归养疾。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的转运年;二月,他偕梁启超入京会试;三月,清日马关订约,他纠合士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声名大噪。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似乎看不上这个冷衙闲曹之位,并未到署办公。他一心“上书”皇上,五月初六、初八两日连上“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六月,他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后赴沪组织“上海强学会”。御史杨崇伊参奏强学会“植党营私”,京沪两会相继被封。此后三年,康有为到处讲学、办报、结友、游历,耐心地寻找时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割胶州,康有为闻讯赶赴北京,拟“上清帝第五书”,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君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且言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在此后的六个月里,康有为又两次上书清帝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是康有为出头的日子,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李鸿章、翁同騄、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与会,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凡内政、外交、法律、官制、学校、财政、工商、矿政、铁路、邮电、练兵,无所不谈,他趁这次会见的机会向皇帝呈上了他辑录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实行变法,仅隔四日,便召见了康有为,历时两小时十五分。光绪帝非常欣赏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对,当日即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摺奏事。一个六品主事,一跃擢为四品章京,从此得近天颜,专宠专信,这对年仅四十岁、为变法奔走疾呼了十几年的康有为来说,真可谓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在帝政时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务必精通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关系到进取和自保。康有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连篇累牍地向皇帝上书,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共上书七次;二是不厌其烦地游说、结交权臣,即使遭受冷眼轻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结社起会,策动政治风波,如组织京、沪两地“强学会”,搞“公车上书”;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报纸,写文章,造舆论,影响民众观听。这第四招尤其厉害,利用报刊宣传造势,有为深谙其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术时说:“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而己未能信也。当时情热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知觉。不出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康、梁得宠,使善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然而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越来越多 光绪帝亲政十年,内政外交,一无建树。甲午战败,马关签约,割地赔款,几近亡国。慈禧太后还政之后,碍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过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调控,时而放权,时而揽权,给了光绪帝足够大的权力空间。如果光绪帝的政绩再好一些,驾驭朝臣的手段再圆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岁数,她不会再走上前台。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时人普遍认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此论不失厚道。恭亲王在世时,声威昭著,他在调和两宫、平衡君臣矛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鼎力支撑着将倾的大厦。在光绪帝诏定国是的前十三天,四月初十,恭亲王病逝,清廷失去一位老成谋国的重臣。“王明于政治,大臣多从夙望,群小不得妄进,德宗亦有所惮,王在,莫敢为戊戌政变之事。”(魏元旷:《魏氏全书·光宣佥载》)恭亲王一去,两宫之间、朝臣之间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和者,政局急剧动荡,终致失控。 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光绪帝受尽了失败的屈辱。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发奋重整乾坤,强国富民。当他从奏摺、报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变法”之道,犹如一个濒死的病人,突遇神医,立刻被康有为开出的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所迷惑,一股脑尽数吞下,立盼起死回生。 仅隔五天, 以后每隔几日,光绪帝就去一次颐和园,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五六天,从“诏定国是”至 进入七月以后,在康有为等激进人物的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在宫中独立处理朝政的时间,他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时候,会在感情冲动下作出轻率的决定。从上谕发布的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在宫里仓促作出的,事先未与慈禧太后商议。七月初八、七月十二日第八、第九次诣太后,都是头一天去颐和园,第二天还宫。 脑袋持续升温的王照纵身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 王照的奏摺写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须由尚书“代递”。王照这道摺子有三部分内容。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法的紧迫性,当时上书变法者多有此论,虽属老生常谈,但也有独到见识之处,如“甲午以前,我国之力已不足立于群雄之间,所以暂容作大者,赖群雄适互嫉耳。自俄路东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发难,我国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国生心。自去冬以来,环迭进攫,未尝歇手。夫西人虽在攻战之际,亦盘敦从容,况对于我国,已无须攻战,而诸大臣则以为目无烽燧,耳无鼓鼙,前此小有损失事已过矣,乐得貌为镇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臣,以大言轻外敌为良将,狂瞽之论,不知纪极。今到处乱民滋事,无不托言杀鬼子者,士大夫反称之为义民……”王照在“义和团”爆发两年前就预感到灾难临头,的确有先见之明。第二部分谈教育,提议设“教部”以释众疑,“以西人敬教之法,遵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甚是迂腐。如果王照的奏摺只有这两部分内容,礼部堂官不会将其“搁置月余”,这道摺子被搁置是因为第三部分内容——“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请皇上、皇太后出访外国,不但有背大清祖制,无例可循,在礼仪、交通、保卫等技术上也无从操作,尤其是在刚发生过李鸿章出使日本遇刺之后,难保皇上、太后出访的绝对安全,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礼部堂官,仅凭脑子发热就递上这道奏摺,或者引起帝、后不快,或者引起帝、后分歧,即便同时能被帝、后采纳,“巡幸中外”时安全上若出了问题,礼部尚书是要掉脑袋的,谁敢担此风险?权衡再三,他们压下了王照的奏摺。王照生性倔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但也是个缺少政治经验的书生,他看不出奏摺被搁置本身就说明上司对他不满,也是怕他惹麻烦,反告上司“因循玩懈”,对皇上要求督抚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阳奉阴违。王照不顾官场礼仪,面诘礼部尚书许应马癸阻挠新政,许应马癸恼羞成怒,亦具摺劾奏王照。无奈许应马癸的运气太坏,就在两个月前,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已经参过他一本,这一回,光绪帝新账旧账一起算, 王照一摺参倒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表面上看,王照荣获谕旨嘉奖,升官晋级,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已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原因有三: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与庆亲王、荣禄、裕禄等朝中重臣关系密切,是“后党”的中坚,王照得罪了他,也就得罪了“后党”,此其一;清代官场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十分讲究,王照一摺参倒六位上司,犯了官场上“犯上作乱”的大忌,他在仕途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其二;王照无意中做了“帝党”打击“后党”的棍子,这样的棍子一旦被用过一次,就不会再用一次,尽管“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但他的价值已等于零,此其三。可怜王照,此时身感宠眷日隆,昏昏然陷入了癫狂状态,根本看不到帝、后矛盾已经激化、朝臣分裂的格局已经形成,更看不到自己处境险恶,就在皇上嘉奖后的第五天,脑子一热,又干了一桩蠢事。 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接着把目标瞄准了光绪帝的亲信张荫桓。在为帝党当了一次棍子后,也要为后党当一次棍子,以示自己的不偏不倚 王照这次参劾的是光绪帝的股肱之臣张荫桓。 说起来,王照与张荫桓素无嫌隙,他真有点多管闲事。张荫桓向光绪帝保奏了三名被革职的官员,皇上谕旨“均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山东河工,交张汝梅(时任山东巡抚)差遣委用,俟此河工事竣,由该抚给咨送部引见。”在清代,朝廷重臣向皇上奏保已被革职的地方官员,请皇上给他们恢复官职或重新任用,是常有的事。王照 王照这道摺子表面上看是怒责张荫桓“乘皇上日不暇给之时,蒙混保此劣迹昭著之员”,埋怨皇上不辨贤奸,所用非人,而他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是因为受了皇上的“破格之恩,死无以报”,才“不敢不言”。但日后王照回忆此事时却是这样解释的:“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为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荫桓求庆王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氵勿,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 这些只是说得出口的理由。其实,王照心怀叵测,另有所图。就在皇上赏给王照三品顶戴的第二天,谕旨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务艰危,凡有所见及自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章京,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秘书;卿,在清代只是官僚的虚衔,有三至五品卿。四章京奉特旨筹办新政,权重倾国,骄矜之态毕露,与同署办公的满汉章京势同水火,连军机王大臣亦不放在眼里。谭、林每受召对,凡事关新政,稍涉机要,即令拟旨,军机大臣不与闻,诏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谭、林亦不告之。梁启超事后忆起四章京揽权之事写道:“上举行新政而枢臣耄老不能辅佐维新,上又无权去之,又无权添用军机大臣,至是渐操用人之权,乃选新近小臣以辅新政。……特加四品卿,令入军机参与新政,参与者用日本维新置参与官于宫中之义也。皇上别授朱谕于四人,令其将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无有畏惮,所有新政奏摺,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盖恶诸大臣既极,束之高阁,而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四章京恩宠如此,朝野尽知,这对图谋干进的王照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一摺尽罢礼部六堂官,谕旨嘉奖,皇恩浩荡,他只要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跻身“实为宰相”的行列,辅佐皇上变法,就不是梦想。处在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把目标锁定在张荫桓身上。 王照满以为自己能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变法,未料却拉响了失败的导火索 这一次,王照碰壁了,这道摺子被搁置,张荫桓毫发未损。仅过了十二天,太后亲政了,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 喋血菜市口,怀塔布、许应马癸加官晋爵,赏还花翎。怀塔布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赐紫禁城内骑马;许应马癸擢为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太后连下四道谕旨缉拿王照:“该员畏罪逃匿,实难姑容。候补四品京堂即行革职,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查务获,并著顺天府府尹督饬宁河县知县将该革员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勿任隐匿。”怀塔布深恶王照,当知他逃到日本后,请旨拿问王照的兄弟王燮、王焯,又奏请太后电令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绑架、行刺王照,“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藉口,斯为妥善。” 王照逃到东京,栖寄无门,只得委身于康、梁。王照、康有为虽都主张变法,但王主张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康则主张废掉慈禧太后,皇上亲掌大权,疾行变法;王不赞同康的激进做法。王照又因不听康有为劝阻,参劾康的同乡、恩师张荫桓,为康有为所不容。流亡中的王照已经清醒,“照依托康、梁之末,以待偷生,真堪愧死。总之,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王照批评康有为的激进胡为葬送了变法事业,揭发康有为在日本刊刻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有为伪作也”,破坏了康、梁利用皇上“密诏”为自己策划政变辩护、挑动列强给太后施压的图谋,康、梁大怒,将他软禁起来。王照苦不堪言,寻机向友人诉委屈:“自同逃共居以来,凌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行经康、梁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王、康龃龉,惊动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跋扈滋衅,欺压王照,招惹事端,便给康有为九千元,令其离境,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第二年,王照准备回国,他上书日本青木外相:“得罪之由,亦不过因保荐康广仁、梁启超为顾问耳。 及来贵国,照亦未指斥西太后之短,故北京亦无刺照之意。今请贵省以后不必资给保护。“不久,王照潜回国内,先隐居山东,庚子年后,他诡称赵姓,在天津、保定一带活动,宣传官话合声字母。光绪二十九年,他回到北京,次年,自请入狱。入狱两个月,清廷大赦戊戌党人,王照获释。从此,王照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活动,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民国二年,总统袁世凯请他担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他也只是挂名而已,并不任事,此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国务总理段祺瑞、总统徐世昌都曾委以官职,他以老病相辞。他的后半生是在潜心研究、积极推广汉字拼音方案中度过的。民国七年,北洋政府批准实施”官话合声字母“(这套汉字注音字母,台湾至今还在使用)。民国二十二(1933)年,王照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王照有此觉悟,也算不枉此生。(编辑:李琳)作者: □ 范福潮(河北任丘) 想起了王照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王照在戊戌变法时,也算个人物,但比起康、梁和"六君子"来,名气要小得多,以至年代久远,后人们不大记得他。 王照是直隶宁河人氏,字小航,号水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35岁进士及第,虽称不上少年得志,但对科举时代的举子来说,这个年纪并不算迟,与侪辈相比,他比年长他一岁的康有为还早一年。时值清日战争爆发,朝廷未给新科进士开馆、授职,王照便离京还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协助地方官吏办乡团,维护地方治安。生逢乱世,无缘跻身京官之列,学那曾文正公,练乡勇为劲旅,外可御敌,内可荡寇,也算是一番功业。王照是个认真的人,他把芦台的乡团办得极为出色,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清代进士,除点翰林外,分部候补主事也算是较好的出路,熬过一定年头,必能补缺,擢升员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实授知府,顺利的话,四十多岁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抚一级疆吏,并不困难。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戊戌年间康、梁掀起的那场变法运动,王照的仕途,想必不会太差。 康有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各地,成为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进而从一个六品主事,一跃而被擢为四品章京,其"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时势造英雄。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时论皆以为唯有"变法"才能富民强国,"变法"之声骤起,一些鼓吹"变法"者奔走于朝野,大造声势。光绪八年(1882年),24岁的康有为初游京师,即已立志变法。他才思敏捷,交友广泛,下笔万言,磅礴罔测,颇有领袖气魄,他是一位胸襟远阔的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香港及南北各地,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再游京师时,他已是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由于出身背景、治学态度和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政治策略上,康有为不同于孙文,他不会铤而走险,走造反、革命的道路,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了 在帝政时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务必精通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关系到进取和自保。康有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连篇累牍地向皇帝上书,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共上书七次;二是不厌其烦地游说、结交权臣,即使遭受冷眼轻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结社起会,策动政治风波,如组织京、沪两地"强学会",搞"公车上书";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报纸,写文章,造舆论,影响民众观听。这第四招尤其厉害,利用报刊宣传造势,有为深谙其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术时说:"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而己未能信也。当时情热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知觉。不出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康、梁得宠,使善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然而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越来越多 光绪帝亲政十年,内政外交,一无建树。甲午战败,马关签约,割地赔款,几近亡国。慈禧太后还政之后,碍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过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调控,时而放权,时而揽权,给了光绪帝足够大的权力空间。如果光绪帝的政绩再好一些,驾驭朝臣的手段再圆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岁数,她不会再走上前台。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时人普遍认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此论不失厚道。恭亲王在世时,声威昭著,他在调和两宫、 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光绪帝受尽了失败的屈辱。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发奋重整乾坤,强国富民。他从奏摺、报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变法"之道后,犹如一个濒死的病人,突遇神医,立刻被康有为开出的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所迷惑,一股脑尽数吞下,立盼起死回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 二、调离直隶总督王文韶,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三、谕"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被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摺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 四、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同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即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摺奏事)。 仅隔五天, 一、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二、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协办大学士; 三、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四、派怀塔布(礼部尚书)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在旗官兵并鸟枪营事务,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补授那彦图为阅兵大臣。 以后每隔几日,光绪帝就去一次颐和园,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五六天,从"诏定国是"至 进入七月以后,在康有为等激进人物的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在宫中独立处理朝政的时间,他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时候,会在感情冲动下作出轻率的决定。从上谕发布的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在宫里仓促作出的,事先未与慈禧太后商议。 脑袋持续升温的王照纵身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 王照的奏摺写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须由尚书"代递"。王照这道摺子有三部分内容。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法的紧迫性。当时上书变法者多有此论,虽属老生常谈,但也有独到见识之处,如:"甲午以前,我国之力已不足立于群雄之间,所以暂容作大者,赖群雄适互嫉耳。自俄路东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发难,我国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国生心。自去冬以来,环迭进攫,未尝歇手。夫西人虽在攻战之际,亦盘敦从容,况对于我国,已无须攻战,而诸大臣则以为目无烽燧,耳无鼓鼙,前此小有损失事已过矣,乐得貌为镇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臣,以大言轻外敌为良将,狂瞽之论,不知纪极。今到处乱民滋事,无不托言杀鬼子者,士大夫反称之为义民……"王照在义和团爆发两年前就预感到灾难临头,的确有先见之明。第二部分谈教育,提议设"教部"以释众疑,"以西人敬教之法,遵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甚是迂腐。如果王照的奏摺只有这两部分内容,礼部堂官不会将其"搁置月余",这道摺子被搁置是因为第三部分内容--"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请皇上、皇太后出访外国,不但有背大清祖制,无例可循,在礼仪、交通、保卫等技术上也无从操作,尤其是在刚发生过李鸿章出使日本遇刺事件之后,难保皇上、太后出访的绝对安全,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礼部堂官,仅凭脑子发热就递上这道奏摺,或者引起帝、后不快,或者引起帝、后分歧,即便同时能被帝、后采纳,"巡幸中外"时安全上若出了问题,礼部尚书是要掉脑袋的,谁敢担此风险?权衡再三,他们压下了王照的奏摺。王照生性倔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但也是个缺少政治经验的书生,他看不出奏摺被搁置本身就说明上司对他不满,也是怕他惹麻烦,反告上司"因循玩懈",对皇上要求督抚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阳奉阴违。王照不顾官场礼仪,面诘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应骙恼羞成怒,亦具摺劾奏王照。无奈许应骙的运气太坏,就在两个月前,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已经参过他一本,这一回,光绪帝新账旧账一起算, 王照一摺参倒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表面上看,王照荣获谕旨嘉奖,升官晋级,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已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原因有三: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与庆亲王、荣禄、裕禄等朝中重臣关系密切,是"后党"的中坚,王照得罪了他,也就得罪了"后党",此其一;清代官场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十分讲究,王照一摺参倒六位上司,犯了官场上"犯上作乱"的大忌,他在仕途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其二;王照无意中做了"帝党"打击"后党"的棍子,这样的棍子一旦被用过一次,就不会再用一次,尽管"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但他的价值已等于零,此其三。可怜王照,此时身感宠眷日隆,昏昏然陷入了癫狂状态,根本看不到帝、后矛盾已经激化,朝臣分裂的格局已经形成,更看不到自己处境险恶,就在皇上嘉奖后的第五天,脑子一热,又干了一桩蠢事。 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接着把目标瞄准了光绪帝的亲信张荫桓。在为帝党当了一次棍子后,也要为后党当一次棍子,以示自己的不偏不倚. 王照这次参劾的是光绪帝的股肱之臣张荫桓。 说起来,王照与张荫桓素无嫌隙,他真有点多管闲事。张荫桓向光绪帝保奏了三名被革职的官员,皇上谕旨"均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山东河工,交张汝梅(时任山东巡抚)差遣委用,俟此河工事竣,由该抚给咨送部引见"。在清代,朝廷重臣向皇上奏保已被革职的地方官员,请皇上给他们恢复官职或重新任用,是常有的事。王照 王照这道摺子表面上看是怒责张荫桓"乘皇上目不暇给之时,蒙混保此劣迹昭著之员",埋怨皇上不辨贤奸,所用非人,而他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是因为受了皇上的"破格之恩,死无以报",才"不敢不言"。但日后王照回忆此事时却是这样解释的:"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为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荫桓求庆王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 这些只是说得出口的理由。其实,王照心怀叵测,另有所图。就在皇上赏给王照三品顶戴的第二天,谕旨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务艰危,凡有所见及自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章京,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秘书;卿,在清代只是官僚的虚衔,有三至五品卿。四章京奉特旨筹办新政,权重倾国,骄矜之态毕露,与同署办公的满汉章京势同水火,连军机王大臣亦不放在眼里。谭、林每受召对,凡事关新政,稍涉机要,即令拟旨,军机大臣不与闻,诏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谭、林亦不告之。梁启超事后忆起四章京揽权之事写道:"上举行新政而枢臣耄老不能辅佐维新,上又无权去之,又无权添用军机大臣,至是渐操用人之权,乃选新近小臣以辅新政。……特加四品卿,令入军机参与新政,参与者用日本维新置参与官于宫中之义也。皇上别授朱谕于四人,令其将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无有畏惮,所有新政奏摺,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盖恶诸大臣既极,束之高阁,而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四章京恩宠如此,朝野尽知,这对图谋干进的王照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一摺尽罢礼部六堂官,谕旨嘉奖,皇恩浩荡,他只要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跻身"实为宰相"的行列,辅佐皇上变法,就不是梦想。处在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把目标锁定在张荫桓身上。 王照满以为自己能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变法,未料却拉响了失败的导火索 这一次,王照碰壁了,这道摺子被搁置,张荫桓毫发未损。仅过了12天,太后亲政了,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怀塔布、许应骙加官晋爵,赏还花翎。怀塔布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赐紫禁城内骑马;许应骙擢为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太后连下四道谕旨缉拿王照:"该员畏罪逃匿,实难姑容。候补四品京堂即行革职,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查务获,并著顺天府府尹督饬宁河县知县将该革员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勿任隐匿。"怀塔布深恶王照,当知他逃到日本后,请旨拿问王照的兄弟王燮、王焯,又奏请太后电令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绑架、行刺王照,"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藉口,斯为妥善。" 王照逃到东京,栖寄无门,只得委身于康、梁。王照、康有为虽都主张变法,但王主张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康则主张废掉慈禧太后,皇上亲掌大权,疾行变法;王不赞同康的激进做法。王照又因不听康有为劝阻,参劾康的同乡、恩师张荫桓,为康有为所不容。流亡中的王照已经清醒,"照依托康、梁之末,以待偷生,真堪愧死。总之,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王照批评康有为的激进胡为葬送了变法事业,揭发康有为在日本刊刻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有为伪作也",破坏了康、梁利用皇上"密诏"为自己策划政变辩护、挑动列强给太后施压的图谋,康、梁大怒,将他软禁起来。王照苦不堪言,寻机向友人诉委屈:"自同逃共居以来,凌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行经康、梁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王、康龃龉,惊动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跋扈滋衅,欺压王照,招惹事端,便给康有为九千元,令其离境,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第二年,王照准备回国,他上书日本青木外相:"得罪之由,亦不过因保荐康广仁、梁启超为顾问耳。及来贵国,照亦未指斥西太后之短,故北京亦无刺照之意。今请贵省以后不必资给保护。"不久,王照潜回国内,先隐居山东,庚子年(1900年)后,他诡称赵姓,在天津、保定一带活动,宣传官话合声字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回到北京,次年,自请入狱。入狱两个月,清廷大赦戊戌党人,王照获释。从此,王照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活动,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民国二年(1913年),总统袁世凯请他担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他也只是挂名而已,并不任事。此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国务总理段祺瑞、总统徐世昌都曾委以官职,他以老病相辞。他的后半生是在潜心研究、积极推广汉字拼音方案中度过的。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批准实施"官话合声字母"(这套汉字注音字母,台湾至今还在使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照病逝,享年74岁。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王照有此觉悟,也算不枉此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