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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18岁。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就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还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呈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4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但康党不屑、也不愿选第一条路，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而是在羽翼未丰之际，就摆出了一份与慈禧的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一早，康有为至颐和园接受光绪召见，在朝房里等候时，与等候向慈禧谢恩的荣禄撞个正着，二人于是有了一段语言交锋。荣禄问：“以子之大才，是否有补救时局的灵丹妙药呢？”语气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味。康有为也不示弱，愤然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又问：“即使知道法是要变的，但一二百年的成法，怎能一下子变过来呢？”康有为回敬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荣禄听后，脸色突变，知道这个康有为来者不善，假如变法成功，一定会对旧党下黑手，所以当天觐见慈禧时，让她加几分小心。这段对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靠性不知，但从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所拟奏折中，可见“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之语，由此可知，杀几个守旧大臣，的确是康有为的主意，但此时的他（包括光绪），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此时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无疑是以卵击石。可见他是一个胸无韬略之人，胸口贴一点胸毛，就号称大力士了，全不知他那点武艺，在慈禧、荣禄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 在他的引导下，整个变法的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他们以为颁几道诏书、杀几个大臣，变法就可大获成功，实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这样的变法，注定无法成功。康有为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本来是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而他自己，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通才”，所以，康有为的全部政治目的，不外乎是在皇帝之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议政机构、一个帝国的“参谋本部”，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一个议会制度。然而，康有为本人连一天的从政经验也没有，他那些美妙的理论，对于这个积弊已深的帝国来说，也不过是一些表皮功夫，他有的，只有一腔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而他向朝廷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所谓经验，也不过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明治维新的实际进程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变法成功，帝国的变化，也仅限于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在制度局之下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这些专局，发行纸币、改穿西服这些表层方面，充其量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 制度局的设想铩羽而归，六月初六（7月24日），梁启超代李端棻上奏时，又提出开设懋勤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天真地以为，“一达天听即可居高”，以为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天下的事就定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一无所知。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光绪这样做，自然是急切地希望摆脱慈禧的威权笼罩，从而找回一个皇帝的自尊。但是蛰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抗意识一旦被唤醒，就会使他的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冒险。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甚至于他一举手一投足，慈禧就会知道他想干什么。此时的康党，早已按捺不住，决定实施“斩首行动”，一举除掉慈禧、荣禄这些绊脚石，原因是他们认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对光绪下黑手。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是以“天津阅兵即行废立”。 这再度表明了康党对政治常识的无知。后来的事实表明，慈禧返回紫禁城，废掉光绪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些太监，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带，更无须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借用阅兵的机会。更何况天津阅操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决定了，具体时间定于七月初八，那时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更何况，光绪在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时颁下的密诏，只是让康党们替他想想办法，寻找一个既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策。也就是说，当时光绪并不打算与慈禧太后彻底撕破脸皮，展开鱼死网破的对决，但康有为却把密诏的内容篡改为“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自顾自地把慈禧当作了清除的对象。连王照都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这无疑把光绪与慈禧推入你死我活的危险境地中。 更可怕的是，他们拿出的“办法”，竟是那么荒诞不经。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他们派谭嗣同前往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让他举兵造反，至于袁世凯是否有反叛的条件，他们是根本不管的。按照他们的设想，袁世凯率部哗变以后，会“率死士数百”冲进紫禁城，簇拥着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又由毕永年率领百余人前往颐和园捉拿慈禧，这看上去不像是一份严密的作战计划，倒像是一出热闹纷呈的大戏。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确下了一道手谕。但光绪被康党忽悠了，他并不知康党调动袁兵的目的，是要“围园杀后”，否则，他绝不会答应。但无论怎样，这份不靠谱儿的兵变计划还是出笼了，这无异于绑架了光绪皇帝，把光绪与慈禧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中。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了；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把光绪往火坑里又推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对康有为的采访第二天就见诸《德臣报》，没过几天，内陆报纸纷纷转载，其中，上海《申报》在转载时做了删节，对“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在字里行间显露无遗。此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的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这段谈话后，大为震怒。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杨锐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守口如瓶的那份密诏，康有为竟然在海外大肆宣传。这等于把杨锐的底细全盘供出，坐实了杨锐的康党身份，杨锐也因此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实上，杨锐虽然是维新派，却不是康党，更不是康有为身边的核心人物，杨锐是由陈宝箴推荐入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而且，杨锐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曾透露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的不和，称刚刚共事了几天，就已经难以相处，并萌生“抽身而退”之意，称“此地实难以久居也”。 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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