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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编辑部老师授权发布！ ——“密诏”问题再辨析 马忠文 摘 要：百日维新后期光绪皇帝给军机章京杨锐下达的戊戌“密诏”，不仅被康梁等人用来策划“围园诛禄”的军事政变，也让袁世凯因最早将此事披露于外而背上“卖主”的恶名。政变发生后清廷为维护两宫关系及慈禧太后的权威，对外极力掩盖“密诏”之事，甚至不惜诛杀“军机四卿”以消弭痕迹；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宣扬“奉诏求救”，甚至伪造“密诏”，为开展保皇活动制造合法依据。可见，戊戌“密诏”对政变发生和政局演变都有直接关系，是导致政局逆转的枢纽所在。 关键词：光绪皇帝 密诏 康有为 袁世凯 晚清政治史 戊戌政变的发生过程与原因分析，一直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在二十年来越来越具体化，史料发掘与史实辨析都有实质性的进展。[1]康党铤而走险，袁世凯出首告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倾注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反倒是光绪皇帝，总是摆脱不了“配角”的身份，他对政变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学界仍缺乏系统的考察，世人似乎也不忍心再去追究这位孱弱皇帝应负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在新旧冲突的背景下，戊戌年八月朝局之所以发生逆转，与光绪皇帝在七月三十日（1898年9月15日）发出的那道“密诏”有直接关系。[2]就此而言，光绪皇帝对政变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从考察戊戌“密诏”入手，厘清相关史实和细节，重新作出评判仍有学术意义。一、光绪皇帝与枢臣的紧张关系 戊戌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光绪皇帝先后召见崇礼、杨锐和军机大臣，其中召见新章京杨锐的主要目的，是要交给他一道朱笔谕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戊戌“密诏”。[3]这道密诏显然不是召见时临时所写，应是皇帝事先写好的。该谕云：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4] 
这道谕旨表明，因为新政中的用人问题，年轻皇帝已经显得孤立无助，有了强烈的挫败感。这需要从十多天前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说起。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以阻挠司员上书为由，一举罢黜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又赏给“勇于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四品京堂；七月二十日，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同时，在新党鼓动下，又决定仿照康乾故事，开懋勤殿，延揽英达饱学之士讨论政治。这些激烈的举措，可谓史无前例，令枢臣手足无措，却激起慈禧的不满和愤怒。二十九日，当皇帝到颐和园请安时，遭到慈禧的严厉痛斥，太后对新政用人，尤其是罢黜六堂官一事尤为不满。第二天一早，皇帝便向新章京杨锐下达了这道表白心迹和寻求对策的特谕。 光绪皇帝清醒地认识到：太后不愿将旧法尽变，如果他一意孤行，“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并且尽黜那些昏庸之臣，其权力“实有未足”。他坦言：“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年轻皇帝希望杨锐等新党能理解其苦衷，迅速另筹善策，既能尽罢旧臣，又能选用英才，“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同时嘱咐，杨锐等人筹划的办法要妥当，“不致有拂圣意”，然后“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这道谕旨行文缜密。看来皇帝确实经过深思熟虑，动机也算纯正，对太后并无丝毫叛逆之心，可谓苦心孤诣。当然，促使皇帝下达这道密诏的原因，也不能仅仅从戊戌七月的朝局中寻求答案。事实上，如何罢黜老臣和破格擢用新人，是这年春季以来时刻萦绕在皇帝心中的情结。丁酉年（1897）末胶州、旅大事件发生后，列强环伺，外患接踵而至，朝野上下自强呼声高涨。可是，举朝廷臣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久历风波，只知因循维持，不思进取。尤其是清廷中枢，软弱涣散，决策力很弱。这个时期军机处中恭王奕䜣、礼王世铎和钱应溥时常患病请假，参与枢机者只有翁同龢与刚毅。戊戌年二月,经慈禧同意，刑部尚书廖寿恒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但对全局仍无改观。从种种迹象看，光绪帝最信赖且极欲使之入枢的是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戊戌年春天，皇帝频繁召见张氏。时人曾评论说：“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5]王照也说，当时皇帝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张氏“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6]但是，皇帝极为欣赏的张荫桓却不见容于慈禧和徐桐等顽固官员，引张入枢绝无可能。戊戌四月，恭亲王病逝，在朝野的纠参声中，帝傅、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四川总督裕禄内调入枢。调整后的军机班底仍不能令求治心切的年轻皇帝满意。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在召见张氏时，皇帝明确提到“旧党之阻挠”的情况，认为“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7]受康有为的影响，皇帝从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五月初，杨锐密告张之洞：“自康召对，枢臣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8]时人又称，“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一斑也。”[9]皇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激烈的心绪可想而知。于是，听从康有为建议，试图另谋出路，通过破格重用小臣来推行新政。五月中旬，光绪帝命总署和军机处加快议复康有为正月所上请求设立制度局的变法条陈（即《第六书》），希望通过设立筹划新政的制度局来打开新局面。[10]但是，在枢臣看来，康有为计划的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11]因得到慈禧的暗中支持，廷臣对康之建议百般抵制。六月，康梁又策划仿照康乾时的旧制，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12]这其实是制度局的翻版，因为有列祖先例在前，皇帝认为并未“违背”家法，对此充满憧憬。不料，仍遭到慈禧的当头棒喝。总之，光绪皇帝发出这道“密诏”是戊戌年春季以来他和枢臣关系恶化的直接结果。还要说明的是，光绪皇帝戊戌七月下达这样的“特谕”并非第一次，目前已知的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写给张荫桓的。据张后来回忆，七月中旬皇帝曾有朱笔谕条，令张向日本驻华公使商议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之事，或许感到此事不妥，张将谕条隐藏起来，并未交给日本人看。[13]这个“朱笔谕条”应该就是“特谕”，对此，军机大臣并不知情。第二次应该是七月二十一日写给军机四卿的朱谕：“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14]这道谕旨是写给四卿的，也是“特谕”，似由杨锐接受。七月三十日，皇帝之所以再次给杨锐下达“特谕”，也是因为已有一次特谕四卿的先例，这是以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只是因朝局突变，这一次“特谕”的意义完全不同了。
二、杨锐、康有为、袁世凯对“密诏”的不同态度 从实际结果看，这道“密诏”虽然是写给杨锐的，但是它与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都比杨锐要重要。康氏利用“密诏”策动“围园”密谋，袁氏则因介入“密诏”事件并出首告密，引发朝局骤变。其中的原委，学界已有丰厚的成果，兹不赘言。不过，仍有不少疑点可供讨论。首先，杨锐奉到“密诏”后，并未“遵旨”找“诸同志”商议。因有“朕位且不能保”这样牵涉两宫关系的敏感话题，杨锐十分谨慎，就连与他同值的林旭也未告知。学界以往对军机四卿入值的时间很少细究。当时他们与旧章京一样，分为两班，轮流入值。杨锐在给其弟家书中说：“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15]刘光第也告诉友人：“兄二日一班，每日须三更后入直，忙迫极矣。”[16]由此可知，七月三十日这天，林旭与杨锐都在颐和园当值。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对康有戒心，林旭则亲康，杨锐对林旭在签拟新政条陈时“随事都欲取巧”很不满，曾责令其改正，[17]对林早有成见，不愿将“密诏”给他看，并不意外。这天，皇帝早晨办完公事，从颐和园回城，照常理，杨、林也应随同返回城里。那么，杨锐在奉到密诏后，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一日两天里到底做了些什么，见了什么人，是否有过密谋，迄今没有确凿材料能说明。从当时情形分析，杨锐最想与之商议的人 ，应该是张之洞。众所周知，杨锐是张在京的坐探，“密诏”之事如此重要，没有不密报张之洞的道理。不过，可能因为事属急迫，且恐函电泄露，杨锐似乎未就此事与张取得联系。[18]他与张权、张检、黄绍箕、乔树枏、钱恂等张氏在京亲信幕僚商议对策的可能性更大，选择“奉诏”后保持沉默，应该是杨锐与同党密谋后的决定。八月初二日，心急如焚的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林旭，很可能询问新党的对策，这时才知道杨锐未将密诏给林锐看过，这肯定让皇帝感到意外并产生疑虑。在光绪帝心目中，四位军机章京应是共同辅助新政的，却不知道他们分属不同派系，政见也不尽相同。当日，杨锐也在入值，皇帝没有再次召见杨锐，而是换了林旭，大概也是怕引起外人猜疑。毫无疑问，皇帝与林旭君臣二人应有过交流，详情世人已难知晓。但是，催促康有为迅速离京，是光绪皇帝召见林旭、得知新党对“密诏”没有回应后作出的临时决定。召见军机后，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19] 这道谕旨，明显是写给慈禧太后和朝臣们看的，是皇帝对形势研判后的决定。[20]原本寄希望于“诸同志”提出良策，现在却落了空，光绪皇帝开始退缩并做出善后措施，催促康氏尽快离京，这明显是出于宁人息事的考虑。本来早就想将康赶出京城的枢臣，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康有为本人得知皇帝的明诏后却没有想尽快离京，因为他同时见到了皇帝先前发出的那道“密诏”——正是这道“密诏”，让他萌发做一件惊天大事的想法。
据康有为称，初三日清晨，林旭带来从杨锐处抄录的“密诏”，他才得以见到诏书内容。几经讨论，康、林和梁启超在南海会馆策划出了利用密诏“感化”袁世凯、率军保卫皇上的大胆计划。据说林旭对拉袁还有过不同意见。[21]康还将计划论述告诉了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命他带领会党中人，入袁部做参谋，伺机执行“弑后”任务。[22]这天是谭嗣同、刘光第当值，谭看到密诏时间较晚，应在退值后。计划已经制定好，谭嗣同遂奉命于深夜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相关情形已为世人所熟悉，兹不赘叙。康有为为何会选择拉拢袁世凯？论者多从康、袁强学会旧谊强做解释，这似不足以说明问题。原来，康氏一直主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其中建立一支由皇帝控制的军队，作为推行新政的保障。在戊戌年二三月间就通过御史杨深秀向文悌建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23]看来，他早有用兵谏推进变法的想法，只不过是书生的纸上谈兵，缺乏任何实施的可能性。直到见到“密诏”后，才让康有为觉得良机天赐，萌发了利用皇帝手谕，劝说刚刚被“超擢”的袁世凯，统率新建陆军，发动军事政变的计策。他似乎很自信，有足够的把握促成此事。[24]康有为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原因是戊戌六月前后，光绪帝信任新党，破格用人，使袁世凯心生艳羡，遂通过翰林院编修徐世昌接洽，联络深得皇帝信任的新党官员、署理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求其保举以获登进。[25]为此，六月上旬，徐致靖之侄徐仁录曾亲往小站商议此事。经过一番谋划，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徐致靖上疏称袁“谋勇智略，久著于时”，建议特予召对，破格擢拔，以统率新军，独当一面。[26]光绪帝看到徐折，即电寄荣禄，命袁世凯入京陛见。[27]八月初一日，召见袁氏后，以袁“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命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可随时可上折具奏。[28]正如袁世凯所期望的，经徐一荐，果然被作为新政人才受到“超擢”。此中的玄机在于，徐保荐袁的奏折是由康有为代拟的，袁不仅知悉此事，还为此致函答谢过康氏。[29]因为荐袁“有功”，康有为对拉袁“围园”的计划充满信心，于是才有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历史一幕。
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以“要公”的名义赴法华寺见袁，既有章京的身份，又有皇帝的“密诏”，他还将列有“诛禄围园”等计划的草稿让袁氏细阅。[30]为了取得袁的信任，谭不仅以皇帝之意劝说袁氏，还拿出密诏抄件给袁看。由于是抄件，且无“诛禄”“围园”二事，袁世凯开始怀疑谭是利用谕旨“挟制捏造”。但是，因为牵涉皇帝，内情尚不清晰，袁世凯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佯装承诺，先稳住对方，再做打算。他还虚伪地劝谭就此“称病”请假，以“掩人耳目”，避免他人有所怀疑。[31]这些来自袁世凯本人的记述，很早以前并不被人们接受；新近的研究认为，有些内容符合情理，大致是可信的。[32]袁虽婉拒了谭嗣同，却也没有立即告密。对袁世凯后来告密问题的研究，似乎是近二十年来史学界争议最多的疑案[33]。笔者以为，之所以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未能清晰区分两个意义上的“告密”：一是康党企图拉拢军队“围园弑后”的密谋；二是光绪皇帝向军机章京下达“密诏”之事。前一层面的告密，袁世凯可能不假思索便能做出决定；关键是后者，在无法确定皇帝究竟是否介入，以及介入到多深程度的情况下，袁氏不可能冒然告密。且不说皇帝是否参与“逆谋”，仅下达“密诏”一事就足以招致太后的震怒，一旦引火烧身，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论如何袁世凯也不敢公然介入宫廷矛盾。更何况，袁氏已经准备好八月初五日清早接受皇帝的召见，他对宫中的动态必然有所了解。初四日傍晚慈禧回宫，袁世凯也会得到消息，看到太后突然回宫，他的心中疑惑也会增添更多。当时，徐世昌也在法华寺，袁、徐应有过商议，[34]不动声色，静观其变，成为袁世凯的唯一选择。简言之，袁世凯不可能在对朝局内情不知根底的情况下去告密，后来他在《戊戌纪略》中反复表白唯恐牵连皇帝，既是事后的自我辩解，也是当时的真实心情。至于权衡好利害得失，决定告密，则是返回天津、肩带荣禄之后的事情了。
三、袁世凯告密与清廷对“密诏”的掩盖 比起光绪帝、军机四卿与袁世凯等人围绕“密诏”发生的故事，真正的政治大戏是荣禄、庆王等导演的“太后训政”。所不同的是，策划“训政”虽然也在秘密进行，似乎显得“正大”得多。戊戌七月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以及裁撤京城闲散衙门等新政措施引起的恐慌和怨忿氛围，客观上对慈禧重新训政、收回皇帝执政权力十分有利。除满洲权贵外，御史杨崇伊往返京津之间，传递消息，也扮演了要角。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在颐和园接到杨氏请求太后训政的奏折后，决定次日回宫。杨崇伊的奏折是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论者还认为，慈禧决定回宫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早晨皇帝将在西苑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安排也有直接关系。[35]当时盛传皇帝要聘伊藤做政治顾问。尽管对皇帝有过进行过严斥，但是，慈禧对皇帝会不会再次“乾纲独断”，做出“出格”的事情，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旦光绪帝决定聘任伊藤为顾问，那将会是影响外交的政治事故。鉴于“训政”的各项准备业已成熟，慈禧遂于初四傍晚，在没有事先通知皇帝的情况下，突然回到西苑。次日，光绪帝在慈禧的威慑下接见了伊藤。初六日，清廷便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宣布皇帝“生病”，由太后“便殿办事”，实行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如果可将“训政”作为政变的具体表现形式，其过程大致如是。近代以来所谓政变（训政）因袁世凯告密而起的说法，已经被证明不确。宫廷事务历来是满洲人自己的“家务事”，事关两宫矛盾，不仅袁世凯不敢介入，当时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很多汉臣都唯恐牵涉其中，大无不采取推脱、躲避的态度。戊戌七月，杨崇伊欲纠众奏请太后训政，“先商之王（文韶）、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36]王文韶甚至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之语。[37] 杨以疏示李鸿章，李也不肯签名。[38] 就连隶籍八旗汉军的大学士徐桐，也“引疾高卧”，对杨崇伊两次登门求见置之不理。[39]最终，训政还是由满洲权贵、内务府官员这些“自家人”谋划完成的。这是一次十分和平的权力移交，除捉拿康氏兄弟外，也谈不上有什么紧张气氛。问题是，历史还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回到天津的袁世凯，迫于慈禧训政后的局势，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充当告密者的角色，终于酿出“六君子”被杀的血腥悲剧，一次看似和平的权力移交很快带上了恐怖色彩。八月初五日傍晚，袁世凯回到天津，当晚即拜访了荣禄。不过，袁究竟是初五日当晚，还是初六日向荣告密的，学者尚有争议。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辩称他初五晚上虽然见到荣禄，但还未来得及向荣透露“逆谋”，就因有人来访而中断，[40]直到第二天（初六日）一早荣禄来访时，他才讲出康党“诛禄围园”的内情。对此，台湾学者黄彰健很早就指出袁的说法不足信。[41]袁氏在事后强调自己是初六日才告密的，不过是对“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训政）”这个流行说法一种本能的辩驳，虽然只有一夜之隔，性质则截然不同。如果是初五日晚告密，就可能是导致初六日“政变”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初六日告密，则政变已经自内而发了，可证明与他“无关”。这就是袁世凯力辩自己初六日才告密的逻辑所在。王刚博士推断，初五日晚袁氏向荣禄透露康党密谋的同时，荣禄也将京津两地策划训政之事告诉了袁氏。[42]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情理。从情理上判断，甚至是荣禄通报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他在京城一直保持沉默，正是无处可知两宫关系底细的缘故。只有当荣禄向他如实通报实施“训政”的计划后，袁世凯才踏实下来，决定揭发“逆案”，这时会不会牵连皇帝，他也顾不得了。当慈禧获知康、梁的“围园”密谋后，步军统领衙门从八月初八日清晨开始捕拿“新党”人物，张荫桓、徐致靖、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与新政关系密切的官员相继被捕，宋伯鲁、王照则逃离京城，皇帝再遭严斥。慈禧的心绪可想而知。八月初十日，荣禄奉到电旨，“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由袁世凯暂行护理。[43]此刻，处置新党并非难事，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皇帝的“密诏”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公诸于众的敏感问题。十一日，荣禄回到京城，十三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同日，清廷做出将杨锐等军机四卿在内的六君子“不审而诛”的重要决定，见诸于谕旨的公开理由是：“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44]鉴于英、日两国干涉清廷对张荫桓的处置的事实，“恐有中变”不无可能，但根本而言，清廷采取这种杀人灭口的极端方式，主要是为了掩盖“密诏”之事，保全皇帝，维护两宫关系。这是荣禄入京后帮助慈禧做出的果断决定。陈夔龙对此极为肯定，有“过后思之，宁非至幸”的慨叹。[45]实际上，对于“四卿”也不是毫无“审问”。初九日，向康有为传递密诏的林旭已经被礼王传去问话，[46]康氏篡改皇帝手谕，派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胁迫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内情，可能已为中枢所掌握。八月初十日，“四卿”与张荫桓、徐致靖等八人被解送刑部审讯。次日，刑部尚书崇礼以案情重大，奏请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以昭慎重。[47]当日奉旨：“徐致靖等一案，著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限三日具奏。”可见，审讯已经展开了。但是，毕竟“密诏”牵涉皇帝，审出对皇帝不利的事情将无法收场。因此，即便限定三天，廷臣仍觉得束手无策。直到荣禄进京后，才献策“不审而诛”。而王文韶、廖寿恒等枢中汉员居然事先毫无知情，[48]看来，同训政一样，此事也是按照满洲人的“家务事”来办理的。满洲权贵消弭“密诏”痕迹的意图很是明显。明知皇帝手谕在杨锐手中，清廷却没有让步军统领衙门派人搜出来，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崇礼派人搜查南海会馆时，据说“所有衣物丝毫不动，惟将信件一一过目，约两点钟许，悉数携归衙门，所有无关紧要者，付诸一炬”。[49]王照也被抄家，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的居所也被搜查过，被抄走《秋雨年华之馆丛脞》等书。[50]只有光绪皇帝的朱谕“漏网”了，难道就这么凑巧？后来竟被带出京城，在两宫驾崩后，由杨锐之子杨庆昶于宣统元年呈交资政院。[51]显然，当时不是没有搜到，而不想搜出来。在荣禄等权贵看来，皇帝的“密诏”被康党所利用，虽然可作为谭嗣同等“谋逆”的证据，倘若大白于天下，必不利于皇帝，特别是“朕位几不保”之类的话若让太后看到，势必引起对皇帝的怒恨，于两宫关系弥合十分不利。所以，只能视其为不存在，听之任之，模糊处理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宣布康党“罪责”的明发上谕中，也只是说“前日竟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52]并没有明确提及皇帝下达“密诏”，用这样模糊的表述将康党利用“密诏”谋逆的内情完全掩盖起来，同时把皇帝与“逆案”切割开来，用心不可为不深。四、政变后康有为对“密诏”的宣扬 当清廷中枢极力掩盖“密诏”内幕之时，逃亡中的康有为则公开宣扬皇帝“密诏”之事。康氏于八月初五日清晨乘早班火车离开北京，到天津，又转塘沽。八月初六日晚上，乘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塘沽，经烟台，前往上海，将于初九日抵沪。当时，上海道蔡钧已得到京津电报，准备该轮船在吴淞口停靠时，对康进行搜捕，但风声走漏，引起英国驻沪领事馆的警觉。精通汉语的《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John O. P. Bland），奉代理总领事壁利南（Byron Brenan）的委派，提前于初九日清晨，乘驳船往吴淞口外几英里处迎截“重庆”轮，持相片找到康氏后，又将其转移到另一艘英国商船上。八月初十日，领事兼帮审班得瑞（Frederick S. A. Bourne）上船与康交谈。康在谈话中极力鼓动英国出面干涉政变，甚至对北京用武，扶助亲英的英明圣主光绪皇帝“复位”，还表示奉有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为了安全起见，英国人从威海派去军舰，护卫康氏乘坐的英船前往香港八月十四日晚上七点，康有为抵港，当时港官“派英差多名，暗为保护，有求见者，康皆却之”。[53]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晚，康有为首次露面，接受香港英文报纸《中国邮报》（又称《德臣报》）记者的采访。这是康开始开始逃亡生涯后首次就时局发表公开谈话，谈话中宣称奉有皇帝两道密诏。当天的《中国邮报》刊出了康氏谈话。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字林周刊》全文转载了这篇采访记。康氏谈话中首次出现了密诏内容，应是根据康提供的中文稿翻译出来的。随后，港、沪、津等地的中文报纸又翻译转载了康氏谈话内容，但无密诏内容。九月初五日，上海中文报纸《新闻报》“国事续闻二十六志”刊布了康有为自香港发来的公开信，这封写给“善长大人”的信中，痛骂慈禧是“先帝遗妾”，训政是“伪临朝”，攻击慈禧“毒我显后（指慈安），鸩我毅后（指同治皇后），忧愤而死我穆宗（指同治皇帝），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最引人关注的是，信末附有两道皇帝密诏。这是首次用中文公布的皇帝“密诏”。第一诏云：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54] 很显然，这两封“密诏”是八月初九日康有为在吴淞口获救后编造的，目的是为其依靠外国、开展政治活动、获得外界同情与支持寻找合法依据。第一道密诏明显是根据七月三十日皇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改篡的，不仅将受诏人变成了康氏自己，还用移花接木之术，改变原诏语义，夸大两宫矛盾，强调“朕位几不保”，嘱咐康等“设法相救”，为康氏寻求外国庇护制造理由。第二道密诏，据康称是皇帝通过林旭传给他的，其实是康杜撰的。[55]该谕在内容上与八月初二日皇帝命其速往上海督办官报的明发上谕形成呼应，借以显示皇帝对他的“信赖”和“关怀”，其中“出外”二字与第一道诏中的“相救”也有呼应，暗示着“外出相救”的根本宗旨，对不明就里的局外人来说，很容易被蒙骗。九月初，康有为抵达日本，在他刊行的《奉诏求救文》及日本报纸中也出现这两道密诏，唯字句略有出入。《奉诏求救文》中还首次使用了“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这样的词，[56]从此，光绪皇帝的“密诏”又被演绎成汉献帝赐董承“衣带诏”的故事新编，时常出现在康有为的诗文中。不过，大部分人知道皇帝两道“密诏”，主要还是通过《清议报》连载的《戊戌政变记》。纵观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从利用真密诏劝说袁世凯“围园”，到篡改、假造密诏以博取外人信任，游历列国，再到成立保皇会，在华侨中募款，鼓吹“君主立宪”，皇帝的“密诏”始终是他们得力的法器，靠着“密诏”的神秘与“神圣”，康有为与光绪帝的政治纽带得到空前的强化，“密诏”为保皇运动的“原动力”。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光绪皇帝下达的戊戌“密诏”，或属偶然，却大大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死难，新政中断，近代中国历史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逆转。守旧势力反扑，康梁新党的冒进，袁世凯的告密，都是导致政变发生的重要因素。然而，从政局演变过程来看，关键点还是七月三十日皇帝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它引起了无法预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许光绪皇帝下达“密诏”确有摆脱“傀儡”地位的隐衷，但康党借着“密诏”的光环，又使皇帝变成了的新“傀儡”。光绪皇帝的“圣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很受赞誉，但他缺乏政治经验和韬略也是事实，在导致政变发生的问题上，皇帝的责任可能要超过康、袁。注释： [1] 参见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章。 [2] 有关戊戌“密诏”问题，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有专章考辨康有为衣带诏问题；汤志钧撰有《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后收入《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时，又增加了“密诏”早期版本等作为附录。 [3] 对此，茅海建教授的考证较为详尽，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9—45页。 [4] 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黄南津等点校《赵柏岩集》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传世的戊戌真密诏抄本，彼此文字略有出入，上列黄彰健、汤志钧著作中均曾论及，兹不详言。 [5]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1页。 [6]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356、355页。 [7]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2页。 [8] 转引自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按，孔先生原文称该札系李符曾致张之洞函，误。密札作者应为杨锐。 [9]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6页。 [10] 参见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41页。 [11]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1页。 [1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72页。 [13] 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03页。 [14] 该谕见于杨锐写给其弟杨悦（字肖岩）的家书中，见张玉亮整理：《戊戌四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70页。另，政变后梁启超为杨锐作传亦提及此事，但所述颇有夸张：“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视，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于是军机大臣嫉妒之，势不两立。”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65页。 [15] 杨锐：《与肖岩弟书》，张玉亮整理：《戊戌四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70页。 [16] 《京师与厚弟书》，《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8页。 [17] 杨锐：《与肖岩弟书》，张玉亮整理：《戊戌四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70页。 [18] 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戊戌年八月十二日，张之洞曾以王秉恩的名义发电乔树枏，询问“或云峤（指杨锐，字叔峤）等因有密谕复奏被累，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就此看来，张对于密诏之事，应该不知情。参见：《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20] 茅海建教授认为是慈禧迫使皇帝让康离京，以削弱康对皇帝的影响。见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3页。此说似与情理不符。以当时慈禧对康的仇视程度，似不可能还让康继续办差。何况，训政的谋划已在进行中，追究康氏罪责势在必行，很难想象慈禧会放走康。 [21] 梁启超曾说：“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梁启超：《林旭传》，《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7页。 [22] 学界对毕永年《诡谋直记》的研究已有所推进，参见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大致而言，毕永年所记有关细节颇可信，因系事后回忆，时间往往有误。 [23] 戊戌年六月十二日张权致张之洞信，见《张文襄公家藏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264。 [24] 康有为在政变后十分强调拉拢袁世凯是为了帮助皇帝控制军权，在所谓“天津阅兵”中保卫光绪帝的安危，这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宣传，甚至是对外界批评其“围园”密谋的辩解，与实情不符。参见马忠文：《戊戌政变研究三题》，《福建论坛》2005年第9期。 [2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26] 《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29] 毕永年：《诡谋直记》，《近代史资料》总6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0] 茅海建先生认为，这就是康有为按照皇帝要求，召集“诸同志”商议后的对策。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58—759页。 [31] 参见袁世凯：《戊戌纪略》，《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9—554页。 [32] 参见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3] 见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章。 [34] 徐世昌出身翰苑，清末民初一直追随袁世凯。康有为年谱说八月初三日见到皇帝密诏时，徐世昌也在南海会馆，可能是编造的，恐不可信。不过，谭嗣同访袁时，徐也在法华寺，他应该知道“密诏”之事，并有向袁献计的可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35]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7页。 [3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7页。 [3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2页。 [38] 佚名：《虎坊摭闻》，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页。 [39]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奏为沥陈廷臣交章恐误事机请旨将臣罢斥以息众口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9447—011，缩微号674—3463。 [40] 袁世凯：《戊戌纪略》，《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53页。 [4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607页。 [42] 参见王刚《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 [43] 《清德宗实录》卷42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1页。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4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荣禄献策对杨锐等六人“不审而诛”的情况，可参见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8—280页。 [46]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78页。 [47] 《刑部尚书崇礼等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5页。 [48] 参见马忠文：《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49] 《法网难宽》，《申报》1898年10月19日，第1版，第9165期。 [50] 《致胡理臣罗升》，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2-533页。 [51] 赵炳麟：《请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疏》，黄南津等点校《赵柏岩集》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53] 《官犯抵港》，《申报》1898年10月14日，第2版，第9160期。 [54] 转引自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附录二、附录五，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1页。 [55] 关于第二道密诏，康有为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他在年谱中说八月初三日“令敦谷持还缴命”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页）面对革命党人的质疑，他又说“临时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选录），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这都是康的辩解。依照康有为张扬的个性，如果有皇帝手诏，早就公布于外了。 [56] 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1页。马忠文，1967年生，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及近代史料文献。著有《荣禄与晚清政局》《晚清人物与史事》等。“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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